中共罪行錄之二十三:三年級的「地主分子」

編寫: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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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喜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陽區窪裡鄉窪邊村,衣食無憂,但並不是很富裕。父親侯榮14歲那年離家外出學手藝,1949後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則憑藉著自己經營,在農村買了幾十畝地,靠地租生活,結果土改時被劃為地主。1959年,侯德喜的父親把全家接到了北京城裡,住在單位的房子裡。

文革開始時,侯德喜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突然有一天,老家村裡來人,給廠裡遞了材料,隨後就把他這個三年級的孩子五花大綁,戴著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書「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窪邊村。和他一起被押送回村的還有我的他母親李淑蘭,他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但是他爸爸卻沒有被帶走。

侯德喜後來回憶說,「父親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媽媽娘家是清河的貧農,媽媽和我們這5個孩子怎麼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後來村裡的人告訴父親,由於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學藝成了工人,脫離了關係,可媽媽和我們5個孩子卻沒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飯,自然就是地主。」

就這樣,儘管侯德喜家沒有一畝地,沒有一個雇工,也沒有剝削過任何人,僅僅因為與大伯沒有「分家」,也匪夷所思的成了地主。實際上侯德喜的大伯在他四歲時就去世了,他根本不記得他長什麼樣。

被押送回老家後的那段時間,侯德喜一家天一亮就得參加生產隊勞動,一直幹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卻比貧下中農少。晚上還要接受勞動改造。

「記得天上的『三星』連成八字的一撇狀時,我們就出發去地裡接受勞動改造,直到凌晨兩三點,『三星』變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時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經常是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除了勞動,我們還經常被綁去參加批鬥大會。我母親經常一綁就是一天,然後是街頭遊行。看到母親被批鬥,我和弟弟總是偷偷地哭。有時想給母親送點吃的,但最終還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糧食,往往只能吃三個月。三個月以後,我們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樹皮充飢。」 侯德喜回憶說。

侯德喜的弟弟侯德富當時20來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那時他什麼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麼時候能夠吃飽飯。有一次村裡組織去一個工地挖沙,三兩的饅頭隨便吃,他一口氣吃下了13個。侯德富想找一個能吃飽飯的工作,但是沒有地方肯招他。一聽說他家成分高,就揮手讓他走開。

這頂地主的高帽子,侯德喜一家戴了13年,為此吃盡了苦頭,直到 1979年才摘掉。摘帽之前,全家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甚至不被允許參加公社組織的大部分活動,連選民證也沒見過。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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