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加賽德:中共最懼怕中國人民

(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賀修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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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7月26日訊】這個政權外強中乾,加賽德說,「自2011年以來,(中共)國內安全的預算,已經超過了軍事預算。這是一個腐敗的體系,從上至下,從左到右,都腐爛透頂。」

中共對國內反對聲音的恐懼根深蒂固,還(飽受)正在醞釀的金融危機(的困擾)。能否有一場即將發生的政變,結束中國的一黨專政

今天我採訪了羅傑·加賽德(Roger Garside),他是前英國外交官,曾兩次派駐英國駐北京大使館。作為一名長期關注中國問題的專家,他是新書《中國政變:邁向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的作者。

「我們不能決定中國以何種方式治理,我們能做的,是幫助那些想要實現民主的中國人實現它。」加賽德說。

楊傑凱: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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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羅傑·加賽德,很高興你能來《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加賽德:很高興來這裡受訪。

北京高層更希望看到政治變革

楊傑凱:羅傑,你寫了一本非常非常吸引人的書,你預設了一種虛構場景,我認為,這在中國觀察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中並不常見。然而,你似乎讓它顯得相當具有說服力。

你在書中提到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這些潛在策劃政變的人,不是來自體制外,他們正是來自共產黨內部的最高層。可以說,他們這樣做也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這同樣與今天的一些普遍想法相反。請告訴我,這些高級官員為了何種自身利益,而希望看到中國進行系統性的政治變革?

加賽德:我認為這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但我認為他們不僅僅出於自身利益的動機。正如我對這些現實生活中人物的了解——正如我對他們的描述,在書中有四分之一篇幅用於敘述半虛構的政變——他們對他們的國家感到憂慮,他們明白自己的自身利益和國家利益緊密相連,浮沉與共。

他們能夠看到問題,他們所擁有的極權獨裁製度在中國造成的根深蒂固的、長期存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他們比外界的人看得更清楚。

他們比大多數人看得更清楚,這個政權外強中乾,政治上衰敗腐化,他們能保住自身財富和權力的最大希望、以及中國的最大希望,就是策劃一場政變,推翻習近平,讓中國進入民主轉型。

中國人被剝奪知情權 必須突破中共網絡審查制度

楊傑凱:在你看來,有哪些關鍵性的、最好的手段可以利用?當然,你提到了最近通過的一些法律,以及這些法律的成功實施。但你認為還有其它方法嗎?

加賽德: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是,想辦法打破和突破中國(中共)的長城防火牆。在今天的中國,人們被洗腦,數以百萬計的人從未被告知真相,他們被剝奪了知曉我們自己國家和世界真相的權利。

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突破(中共)極其嚴格的審查制度。因為我相信,當中國人民知道真相,當他們了解到他們一代又一代被灌輸謊言,慘痛歷史一代又一代被掩蓋,他們會怒火中燒。

楊傑凱:我想你說過,你實際上從1958年就開始觀察中國了。你能給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過程嗎?你也曾在中國擔任過外交官,還擔任過許多其它職務。告訴我一些你的過去,以便我們的觀眾能夠理解你的經歷。

加賽德:在香港邊境的一個觀察站待了10天,俯瞰一個平靜的、被邊境圍欄、鐵絲網穿過的山谷。

在山谷對面的山上,無疑有解放軍士兵在監視我們。那個山谷白天很平靜。但到了晚上,中國大陸的男人和女人就會從(作為邊境隔離物的)鐵絲網下爬過,以逃過飢餓、疾病和死亡,這些都是毛澤東的大躍進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這讓我著迷,喚起了我對眼前這個巨大的、封閉的國家的迷戀,在之後的63年裡,這種感覺一直伴隨著我。

等我退役後,我上了大學,然後我進入了外交部門。我自願學習中文,我學了兩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派往北京。所以我親眼目睹了(中國的)無政府狀態和暴力。在那次任職後,我辭去了外交工作,因為我很灰心失望,看不出我的知識在中國能有什麼用,深受困擾。然後我去世界銀行工作,那是一次很棒的學習經歷。

但後來我重新進入了外交部門,返回中國,第二次當外交官。(在之前,)我曾經歷了一個國家的完全無政府狀態、暴力和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我又經歷了美國——一個法治國家——五角大樓文件(指1971年五角大樓越戰祕密文件被洩漏給媒體)的時代等等。因此,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教育。

然後在1976年我回到了中國。我在那裡見證了周恩來的死亡,毛澤東的死亡,以及對繼承權的鬥爭,鄧小平勝出了。然後我休了兩年的無薪假,去了加州,寫了一本書,講述鄧小平如何贏得了這場繼承權的鬥爭,以及他打算用他的權力做什麽。

那次外交工作之後,我沒有再回到中國,之後我又做了其它事情。我過去10年在經濟上小有成就,但不是作為一名外交官,而是經營一家規模雖小但非常國際化的諮詢公司,為那些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提供如何創建資本市場的建議。

我是在柏林牆倒塌的時候(註:發生在1989年11月9日)開始經營的,柏林牆倒塌幾個月後,我的公司開始運營,我們在匈牙利、俄羅斯和捷克共和國或其它地方工作。所以,我在第一線看到這些國家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變遷,這些國家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

因此,當我退休後決定再次撰寫有關中國書籍時,我有一大堆的知識和經驗,這在中國相關書籍撰寫者中事實上是獨一無二的,我想這給了我一種信心,來判斷和下決心(書寫)中國現實,這種經驗也能使我看到表面背後的實質,我們之前談到過。

中共對中國人民的懼怕 遠超任何外部敵人

楊傑凱:我們剛才談到了中國共產黨治下的普遍缺乏信任的問題,而且是系統性的,以至於在某種程度上,在目前的體制運作方式下是不可避免的。

你在書中真正想處理的一件事情,是道德層面的問題,因為這種信任與黨應該成為道德等方面的決定因素的這種想法有關。但是你也提到,現在(中國)已經沒有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了,留下了一個道德真空,我想共產黨是沒有希望填補這個真空的。

加賽德:(在中共治下的中國)當然存在道德敗壞,存在道德真空:沒有信任,沒有真理。日復一日,人們在一個對他們撒謊的政權下度過了70年。中國互聯網上有一句話:如果他們(中國共產黨)否認了什麼,那可能就是真的。

很多中國人,幾百萬、幾千萬、幾億人,都已發覺繁榮的到來不足以使生活更有意義,不足以賦予生活意義。他們把目光投向宗教。自1979年以來,正如共產黨所劃分的,中國的所有五大主要宗教,都有爆炸性的增長。基督教在這方面尤其惹人注目,因為它吸引了中國許多最聰明、受教育程度最高、在社會和經濟上最成功的人。

因此,在這種公共道德喪失的同時,你看到了個人對意義和道德的尋求。在共產主義到來之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大部分歷史上是由道德而不是法律來統治的,由道德來統治。因此,中國人民本能地感覺到公共道德的喪失,非常深刻(地感到這一點)。

楊傑凱:就在前幾天,我和約翰尼·摩爾(Johnnie Moore)一起吃早餐,他是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的委員之一。最近,美國國務院制裁了中共610辦公室的一位官員(余輝),610辦公室的成立,實際上就是在我們錄製這次採訪的同一天,即6月10日,在1999年,基本上是為了消滅法輪功精神運動。在這個制裁發布的當天,約翰尼·摩爾遭到中共的報復性制裁。

當然,他是一個福音派的牧師,在這些圈子裡是相當有名的人物。我問他:「你認為他們為什麼在這之後專門制裁你?」 他說:「我認為他們(中共)害怕法輪功學員和福音派合作。」

這讓我想到,你在書中談到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敵人,至少在你查看一下他們在安全方面支出時看到的,實際上是針對中國境內的。他們害怕中國人民,遠遠超過他們對任何外部敵人的害怕。

加賽德:這是事實。自2011年以來,(中共)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已經超過了軍事預算。人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對國內的反對聲音的恐懼,要超過對外國敵人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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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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