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向達文革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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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章詒和跟他的父親、毛澤東「欽點」的中國第一大右派章伯鈞聊天時,談到中國歷史學界第一大右派向達。章伯鈞稱讚向達是非常難得的高級人才。章詒和來興趣了,問:「他怎麼個高級法?」章伯鈞扳著手指說:「向達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學,還能編蠻書,搞翻譯,對中國美術、壁畫也是很有研究。」

北京大學一級教授

向達跟中國著名作家沈從文是老鄉,湖南湘西人。1924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歷史系。1935年,被北平圖書館作為交流研究員派往英、法、德三國著名圖書館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代典籍。1938年秋,向達攜帶他抄錄整理的數百萬字的文字資料回國。1939年,先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不久轉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1946年9月,北京大學復校後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是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開創性貢獻的第一流學者,譯著的論文和專著達100多種,重要著作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

1949年中共篡政前後,向達有多種選擇的機會,比如,有人邀請他到美國講學,他婉言謝絕了。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多次邀請他南下,他也婉言謝絕了。他對國民黨當局的一些批評性言論,使他一度被認為是「民主教授」、「進步教授」,成中共的統戰對象之一。中共當政後,向達成了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全國政協委員。

史學界第一大右派

向達深受北大「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影響,又「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寬假」。他曾公開表示:「我們現在要監督執政黨,使他做得好,不讓他變化。」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北京大學成了重災區,向達則成了重災區中的眾矢之的。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報道說,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座談會,「批判史學界右派分子向達、雷海宗、榮孟源和陳夢家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向達一下子成了全國史學界的第一大右派,遭到猛烈炮轟。

第一個炮轟他的是北京大學副校長、被稱為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翦伯贊。翦伯贊在長篇發言中,揭露了向達一貫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罪行」。他揭發說,向達攻擊黨的領導,把中國科學院一些行政幹部比喻成「張宗昌帶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中國的「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現在的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

向達曾提出:1949年10月1日以後,中國「歷史學只有五朵金花」,絕大多數搞歷史研究的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上面,即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翦伯贊說,向達討厭這五朵花,「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來的花朵」。

怎麼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達被打成史學界第一大右派,與他過去的經歷密切相關。向達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像所有老一代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知識精英一樣,他深愛上下五千年中華民族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貴遺產,曾不遠萬裡跑到英國倫敦、德國柏林、法國巴黎、意大利梵蒂岡,用筆一個字一個字抄寫流失海外的中國古籍。僅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抄寫中國近代史料,就抄了20多萬字!

他還把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詳細的卡片,並抄錄、寫成目錄提要,記上卷子的編號、名稱、長短、所存行數,並抄下其前五行和後五行,重要的卷子還拍了照片,帶回國內。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是強烈要求日本賠償戰時中國文化損失的學術界代表之一,專門寫過一篇重磅文章《日本對我賠償中關於文物部分賠償的問題》。中華歷史源遠流長,浩如煙海,博大精深,怎麼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達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都是在中華民國時期相對自由的學術氣氛下完成的。他曾寫道:「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這才是北大的傳統精神,也是三十多年來中國大學教育的精神。這種精神,需要創始者,也需要繼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歷史作紀錄與證明,詭辯宣傳都不足以淆亂顛倒。」

他是當時中國學術界泰斗級人物陳寅恪的好友。陳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獨立精神,自由思想」。1953年,陳寅恪從前的得意門生,後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汪籛到廣州,勸陳寅恪北上,遭陳寅恪痛斥。後陳寅恪致信北京的各位好友表明他的態度,其中就有向達。

然而,中共建政後,一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都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讓向達很不理解。他曾發挖苦地說,考古發掘,你怎麼區別這一鏟挖下去是無產階級的,那一鏟挖下去是資產階級的?

中共高層決定的右派

尤其令向達沒有想到的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竟然是有人揭發他搞民族分裂活動,甚至有人說,他想當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長。

1950年,湘西土家族人就提出,自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而不應再被視為苗族。直到1956年10月,中共最高當局才接受他們的要求,但沒有正式公布,湘西土家族仍處於被苗族自治州「代管」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湘西土家族人就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反映,要求認定為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

作為土家族人的知名人士,向達自然成了家鄉人尋求下情上達的對象之一。1956年,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向達曾回老家湘西考察。回京後,寫了一份報告,發表在全國政協刊物上。1957年3月18日,向達和社會學家潘光旦在政協聯名發言,認為在湘西北、鄂西北、川東南有一個少數民族——土家族。這些言論現在看來仍然十分中肯,並無過激之處。但是,在反右派運動中,他倆的這一行為被認為是「搞民族分裂主義和破壞民族團結」,雙雙被打成右派。

據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田餘慶、夏自強回憶,當時的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在宣布給向達定性的批判會之前,他倆到江家,江隆基在給有關方面打電話請示後,才在會上宣布。可見,當時將向達定為右派,最終決定權不在北大,而是中共高層。

文革中再次蒙難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的大右派向達,自然在劫難逃。向達是文革爆發後第二批被揪出批鬥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鬥,隨後被下放到北京郊區的昌平縣勞動改造。對於向達文革中的一些遭遇,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北大歷史系教授鄒衡回憶說:「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晒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小時——向先生已是66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

同是北大歷史系的鄧廣銘教授回憶:1966年9月27日,中共的「國慶節」快到了,北大這些「反革命分子」難受的日子也到了。學校命令他們立即下鄉,向達也去了。下鄉以後,分為兩組。一組是嚴重的「牛鬼蛇神」,二組的罪行較輕。向達在一組。那時,他有尿毒症,腿腫,走路疼痛。他找監管的醫生,醫生不給他看病,只給他消炎片。哪知他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壞。鄧廣銘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向達因「問題嚴重」不能回家。

淒風苦雨中離世

再後來,向達的身體越來越差,走路都很困難,不得不回家。回家時,他的浮腫已經到腰了。向達夫人送他去校醫院。幾個醫生一見是向達,就罵道:「右派分子」,「反動權威」,不給好好看病,胡亂開了點藥,就打發回家了。向達夫人要求住院治療,這些人不准,還罵人。

從校醫院回家後,向達躺在床上對夫人說:「我恐怕是過不了這一關了。」夫人哭問:「你要是死了,我怎麼辦?」向達指著地上的書說:「我一生的積蓄都在書上,我死後你就賣書度日吧。萬一你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去找燕生,就跟燕生過吧。」燕生是他們的長子,在天津工作。大約兩天後,向達含冤去世。

向達去世不久,他留給夫人的書,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書極為珍貴,不乏善本。

章詒和回憶說:「向達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罰最多。他早有思想準備,曾對家人交代:如有三長兩短,不要意外和驚恐。」1966年11月30日,曾經名震海內外的一代歷史學家向達,在瑟瑟寒風中撒手人寰。

結語

北京大學是中國最著名的大學。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時,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一時開風氣之先,使北大成為人才雲集,英才輩出的學術殿堂。中華民國時代,北大出了不少大師級學者。

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歷次迫害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中,北大都是重災區。許多學貫中西的學者被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到今天,北大事實上已成為中共的黨校,「獨立之精神」難尋,「自由之思想」難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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