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史學泰斗 社會良心——悼念余英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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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部時間2021年8月1日凌晨,余英時先生在美國普林斯頓家裡睡夢中安詳離世,享年九十一歲。全球華人學術界、思想界人士,同表沉痛的哀悼。

余先生被譽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泰斗。2014年6月20日,唐獎第一屆漢學獎頒發給余英時教授,頒獎詞寫道: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分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學界指出,余英時先生的學術研究,從遠古時期到近現代,涵蓋了橫跨三千多年的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其學術成果大致集中在三方面:先秦兩漢時期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宋元明清的知識和文化史,以及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和東西文化問題研究。他對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研究的影響跨越了許多學科和研究課題;他從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追蹤了中國近百年價值觀念和思想潮流的流變;他深刻地研究了關於人性的一些重大問題和內在原理。余英時先生融匯東西,打通古今,其學問博大豐厚,極具開拓力量和啟發意義,是同代人文學界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

著作等身、研究精湛的余英時先生,更以身垂範,直至臨終,從未放棄和逃避對中國社會現實和政治問題的關注和評論,昭示了一個知識人所應該具有的獨立人格和求真敢言的自由精神。

1950年代初期,青年學子余英時從中國大陸初到香港的新亞書院就讀,受教於錢穆先生,那時就已開始熱忱地關注中共掌權後中國社會與政治發展走向。

1989年天安門學運爆發時,余英時先生活躍發言支持,對開槍鎮壓表示抗議。2013年,他還評論說:「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余英時先生非常關注香港問題。就在他去世前些天,2021年7月13日,在給香港友人的信中不無憂慮地感嘆,香港正朝著民主自由相反的方向進展,此情況在短時間內不易改變。但他說他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

近年來,余英時先生不斷告示人們,要警惕文革這一大套東西,有可能要借民族主義還魂。民族主義是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的有號召力的價值。余先生說,他最近有這樣一種預感:中共現在想借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控制的最後手段,把國家往納粹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上引,走一條中國式的納粹主義道路。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是有事實根據的。現在中國官方在大陸社會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連許多學者都很受這股情緒傳染左右。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最容易走極端的。但歷史中最提倡民族主義的德國與日本,都沒有好下場。如果中共希望這樣「站起來」,要凌駕世界,讓別人膜拜,恐怕會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中國國運如此,余英時先生從源頭上進行了研究探討——就是為何當年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共產主義。對於這個華人政治思想歷史學界長久討論的問題,余英時先生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以儒家為主題的中共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中國知識人最初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救亡』的藥方時,主要是出於一種錯覺,他們對於這套理論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由於這套理論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們所熟悉的傳統觀念與價值相近(如『均』,『公』之類),他們便毫不遲疑地奉為『真理』,願意為之獻出生命。不同的錯覺在『五四』以後仍然不斷出現……總之,這一選擇可以說是聚九州之鐵而鑄成的大錯。」

「六四」後,余英時先生立誓不回中國大陸,並且放話道:「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對於中國前途,余先生說,從歷史角度觀察,他既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冷眼旁觀。對中國1982年《憲法》修改之後的大陸政權,余先生將其定義為「黨有資本主義」。眼見的未來,這個政權似無改變的可能,但決非「不可撼動」。他相信中國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2014年,余英時先生在新亞書院成立六十五周年講座中,指出民主是普世價值之一,「中國文化是人文主義的,因此中國文化與現代的民主、人權應該可以連在一起」。

余英時先生在中國成長,對中華文化有親身體驗和深切理解,他又在美國受到專業教育,長期浸潤於西方文化環境之中。他把中國傳統的「士」與近代歐美的「知識分子」做過很有意義的比較。人們指出,在余先生的心中和筆下,士大夫以「道統」制約「政統」,也就是所謂「以道抗勢」;而那種「志於道」(孔子)、「澄清天下之志」(陳蕃、范滂)、「事事關心」(東林黨人)的士人傳統,如果在現代,也一樣可以轉化為對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害之事」的理性關懷。正如余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自序》中所說:「如果根據西方的標準,『士』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他指出古代中國的「士」與西方知識分子極為相似,都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

余英時先生這位史學泰斗,其本人正是當今極其珍貴的社會良心,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

(2021年8月5日於悉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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