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歐文傑:赴加拿大避港式文革 圓電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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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8月15日訊】)一年多來,中共用《港版國安法》迫害異己,壓制全體港人以保其政權,催生了香港人移民海外的高潮;同時,其他的香港市民雖內心反感該惡法,但仍選擇了留守。

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得主歐文傑,在2020年7月《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初就已經去了加拿大,他日前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表示,香港人反抗中共極權,觸動了中共最核心的利益,因此招致其不惜一切的報復。現在市民可能因為一個標語、一篇文章、一句話就「觸犯」了所謂《國安法》而被抓。如今在香港爭取民主,恐懼已是事實,但他尊重不同的想法。

《港版國安法》還鼓動檢舉揭發他人,把中共特色的「篤灰(告密)文化」搬到香港,令人與人之間戒備不信任,無法暢所欲言。「我們的下一代又怎麼樣呢?這個其實一直是我憂心的東西。就好像今天我可以跟你暢所欲言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很英勇,不是因為我很厲害,只不過是因為我身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講完這一段話之後我沒有事情。」

他指,中共敢於用《國安法》把香港的兩制變為一制,說明它已經根本就不介意由此帶來的後果,因為它認為,「很簡單,你就看看金正恩,就算朝鮮有多窮,其實依舊它的政權都會很好的,受苦的最終都是普通的民眾而已。」

不過,即便局勢走到今天,香港人內心依然在渴望自由,期盼那個意想不到的轉折點的出現。

政府打壓異己越演越烈 似「港版文革」

梁珍:「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了,現在回頭看,對當時離開的決定又怎麼看的?

歐文傑:我是剛好踩著《國安法》開始實施,去年7月中的時候來到加拿大。經歷了一年的時間,你看到整個香港的局勢,不同的異見人士,不論是有42人還是有47人被拘捕以後,一步步,《蘋果日報》倒閉,不同的高層、編輯甚至只不過是寫評論的一些朋友都一個個地被拘捕。

我太太早一些就希望我離開香港的,我當時就很反對,我自己覺得有沒有這麼嚴重?就是沒有《國安法》之前。但是當到6月初開始有一些風聲傳出來,說有《國安法》會在7月份出現,那個時候終於都覺得,根據一些歷史,政府不會無緣無故地出一些沒有關係的措施或者條文出來,就是專門出一個法例來嚇唬你這麼簡單呢?再加上這個政府是不是這麼可信呢?最初跟你說只是一小部分人會受到(《國安法》影響)。

記者:對,一小撮人,他們一直都是這麼說的。

歐文傑:對,最初也說沒有任何追溯,不會追溯以前的事情。但是比如最近唐英傑(案件),騎電單車,2020年7月1日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那隻旗子,都在討論是不是在顛覆政權啦。剛剛6月份,這兩個月裡邊,《蘋果日報》不讓它做,倒閉了,其實是越來越烈的,所以我就覺得不是(只是一小部分人會受到《國安法》影響)這樣的。

當然有一幫朋友依舊都是,人家的理解現在都覺得香港還是可以留守的,或者香港還有些你可以做的,但是我覺得我只能給尊重。

記者:因為你拍了《十年》、《樹大招風》在大陸都這麼播的,你又跟《蘋果日報》曾經合作過一個「一丁目」的網絡公司。你覺得哪一條紅線對你的威脅最大?

歐文傑:某個人去講了同一句話,就可能已經說你犯了《港版國安法》,煽動(分裂、顛覆)國家。我之前參與創作的電影,《十年》、《樹大招風》,或者之後和《壹傳媒》合作搞的「一丁目」平台,比如說製作《反送中三部曲》,甚至我都參與去監製做了一個《六四備忘錄》,搞一些關於社會議題的節目,比如說《何去何從》。再加上2019年的6月份,我開始接受不同媒體的訪問,甚至海外媒體的訪問,都有提到我對於一些示威活動的看法。整體上加起來的時候,其實在它(政權)的角度,覺得你是一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都說不定的,你都不知道的。

最近比如說黃耀明,其實他都沒有(違反)任何《國安法》的,可能沒有任何宣傳,什麼都沒有,它都會找一個ICAC(廉政公署),他只不過唱歌表演然後講了一句:大家要支持某個候選人。雖然走到最後,它都用了守行為或者罰款,但是這把尺子,這把「尚方寶劍」,對於整個政權來說它只會越演越烈。我想某些程度上其實是一個「港版式的文革」,我會這樣形容。

講回2018、2019年的時候,那時我都參與了一些政府裡邊的製作。我參與了一個電視電影叫「廉政行動」,那時是2019年,我還記得當時我去做,我們有四個導演,我是其中的一個,林超賢負責監製。當時其實在網絡上都有很多藍營或者藍媒,它就會去攻擊你,說為什麼ICAC(廉政公署)會找一個黃色(背景)的導演去拍戲?去炒作一些風波出來,當時都還沒有「反送中事件」。

你近看到運動員,他穿一件黑色的衣服去打球,都可以搞得很大的風波;又或者他講了一句話,那個對話其實也變成了很敏感。在政治環境上,整個氣氛都比較壓迫。

中共害怕港人團結 製造藍黃分裂

記者:你當時是算離開得比較早的電影人,當時純粹是自己判斷局勢,還是收到了某些友好人士的提醒或者感覺到一些危險,被人跟蹤或者某些媒體記者跟蹤的情況?

歐文傑:其實很早期,自從開始有《十年》這套電影上映之後,我不停地時不時會收到一些朋友說,「你是很敏感的,你要小心一點。」也會有一些友善的提醒,可能他們真的很擔心。也聽過某些朋友真的收到一些國安可能會會面、去談,在沒有「反送中」之前已經收到這樣的資訊。到了後來一步步,比如我與《壹傳媒》合作過,看到之前那時候還不是那麼大的一件事情,黎(智英)先生都會被拘捕,我自己確實開始會有一個看法。

其實《港版國安法》一出來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不是說玩的了。當你理解到中國的國情,權力其實對於中共來說,是多麼重要的,它們核心的價值就是怎樣去拿人民的權利,就是中央集權;而香港人在爭取的所謂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追求所謂的人權,正是觸碰了中共的核心價值。在這麼大的抵觸之下,如果我們香港人本位思考,就會覺得你中共肯定要讓步,是你不對;但是反過來你假設不是用香港人的本位思考,你用內地政權去思考的時候,其實它會怎麼樣對付香港人呢?你會想到它會做些什麼方法去迫使香港人就範。

香港人真的要去面對整個政治局勢,是很艱難的。但是你要去衡量究竟有沒有一個真正可行的方法,去迫使這樣一個邪惡的極權去就範。你與流氓打架的時候,你要用一些很斯文的方法是不是有效呢?我們經歷了一個「理大圍城」,整個我們普通市民手無寸鐵去對付一個極權或者軍警,它們用盡不同的方法去鎮壓市民,其實一定是人都知道那個極權是有問題的。

內地的媒體,它們會有很多的論述,為什麼要形容香港的示威者是什麼「黑暴」啊,「曱甴」呀,「恐怖分子」啊?其實它跟當年2009年新疆的時候,用的方法基本上都完全一致。

我還記得當時我身在香港的時候,我相信香港好似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聽到新疆發生這樣的事,什麼衝擊天安門呀,什麼襲擊呀,我第一感覺好像都是恐怖襲擊呀,好像很極端呀,有些什麼極端主義在新疆抬頭了這樣。而一般市民未必這麼容易去研究,到底裡面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對於內地很多人來說,的確他們大部分對於香港的事,可能有個很普遍的現象,就算生在香港都還有一些人覺得這些是「黑暴」。

記者:就是現在中共將對待新疆的手法用於香港,其實都是將香港人群之間分裂成所謂的黃、藍呀,大家分裂得很厲害,其實都是中共的招數來的是嗎?

歐文傑:是啊,你甚至說國安署長,就是他本身以前都是在處理「烏坎村」事件(群體維權事件)。總之它就要把你上標籤了,它最怕你團結的,所以不停地說你勾結外國勢力,不停地把你描述的全部都是外國勢力的問題,然後打散你們。

《時代革命》上映 擔心導演周冠威安全

記者:《十年》的五個導演都是各有各的去處,其中周冠威導演最近拍出《時代革命》這一部紀錄片留在香港,也在康城(戛納)電影節播放。你怎樣看他的選擇呢?其實有沒有擔心他的安全?

歐文傑:我當然很擔心,因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是演藝學院的同班同學,認識很多年了。所以當我知道那部戲去到康城電影節的時候,當然我很自豪有一個同學可以做到這麼大的成就,同一時間當然就是以一個朋友的身分的很擔心,不單止是他,甚至是他的家人、小朋友等在安全上會不會真的有問題呢?如果那件事的風波越來越大的時候,《國安法》之下其實真是你不知道,它可以怎樣,對你做任何事,就是那把劍、那把刀,別人已經放在你脖子上,隨時它喜歡動就動。

Kiwi(周冠威)是一個這麼有才華、有能力的一個導演,我更加覺得如果他身在海外,在其它地方很安全地,可以繼續去做他的創作,可以為更多香港人繼續去發聲。

記者:是不是說過很多次叫他要走了?

歐文傑:是啊,我甚至都已經去找他太太了,希望去用他太太的角度去告訴他,其實我們很明白他的想法,也尊重他的想法。在他的角度,他真的依然覺得恐懼其實可以不存在的,以前都是神的指引。但是到底這個恐懼存不存在?我想都不是我們去講的了。

既然去選擇了,相信他去做這個決定,有很多不同的朋友都跟他說過,衡量過不同的(利弊),講了一些建議;而他也已經經過三思或心裡邊的想法,「OK我決定留下了」,那我只能希望他平安了。

國安常早晨突襲 令人夜不成寐

記者:你當時走的時候有沒有擔心自己走不了?8月1日新《入境條例》生效之後,加拿大都提出了一個旅遊警告。越來越多人連出境自由都是擔心了。你怎麼看這個變化?當時你自己有沒有這個困擾?

歐文傑:我離開的時候,我其實覺得都很有趣。因為平時都經常搭飛機離開香港,但是那天我走的時候,見到其實那個機場真的在閘口那邊都多了很多便衣,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單位、不知什麼人,就好像要盯著。你的確(會想),到底有什麼事情呢?有這麼多便衣在不同的登機口,好像要看著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我現在有一些年輕的朋友他們都說,晚上不睡覺在香港,就怕第二天早上,那些警察都通常是早上來跟蹤你,所以等到過了早上之後才睡覺。

記者:你在加拿大會不會做跟香港同樣的夢?你會不會擔心自己。

歐文傑:不是,我身在加拿大的時候,就一定沒有這樣的風險,也都會覺得被保障了,始終(加拿大)是一個很強調人權的地方,很尊重人權的社會。

我身邊都有很多不同人,同事、合作過的朋友,或者說那些學生,都可能已經被拘捕了,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有被拘捕的風險。就好像當天知道Kiwi康城影展這件事情,我很緊張,當然我不怕,覺得激動,很擔心他的安危,擔心他會有一些什麼事。我都跟他太太說,我真的不想以後沒有機會再跟Kiwi去對話。

《港版國安法》植「告密文化」入港 扭曲人性

歐文傑:在一個《國安法》的制度之下,那香港人一定要去適應,重新去改變一些生活的習慣。而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繼續會有人反抗;同時,你見到不同的人性的扭曲會越來越大。

當然我相信一定有少部分人,在中國境內仍然都有劉曉波、李文亮、李國揚啊一些這樣的人,繼續留守,保守住自己的良知,或者禁止的聲音。但是其實大部分一般人來說,我想得可能悲觀一些,比如你見到一個阿婆摔倒,那時你在香港,你還會去扶她嗎?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不可信的時候,比如很簡單你是教師,可能你說你買了十份《蘋果》拿去派的時候,你的校長會不會舉報?

當大家有很多篤灰(告密)的情況出現的時候,那你對別人的信任會怎麼樣呢?這種情況下你是不是還很容易地會暢所欲言呢?所謂的心理,是否我自己擺脫了自己的恐懼就可以呢?我們的下一代又怎麼樣呢?這個其實一直是我憂心的東西。就好像今天我可以跟你暢所欲言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很英勇,不是因為我很厲害,只不過是因為我身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講完這一段話之後我沒有事情,當然前提就是我不會再回到香港。

台灣也是一個借鑒,國民黨去了台灣其實都經歷了幾十年,到最後才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才真有一個民主的。整個中華民族唯一有民主的地方就是台灣,都經歷了很長時間。香港可能真是要經歷這個過程,時間的確很漫長。

對拍揭露社會影片 香港與加拿大政府不同

記者:在加拿大做創作,與香港比較感覺如何?你覺得自己是否可以再創作另外一部《十年》?

歐:首先你做什麽都可以,只不過是你是否想做而已。我覺得在加拿大,整個創作的氣氛,相對當然沒有這麽大的審查,不會有,就算是,也有制度給你申請基金。它不會像在香港那樣。香港也有的,你可以申請電影發展基金,但是假設,很簡單,你試試寫一個2019年反送中運動,行不行呢?應該是不可能的。

記者:《港區國安法》也加了紅線,在電影界審查。

歐:是。你想像一下,譬如我想寫一個警察,最近都有一些浪潮,一部短片都不允許,過不了片檢,而你不要講《時代革命》,不要說拿到資助了,連上映的機會都應該沒有。

但是在加拿大,就算我拍一部電影講原住民的,最近他們鬧得最大的風波是,他們殺了很多原住民。我覺得就算我這樣子,他們都不會說因為這樣他不讓你說,或者會有什麽封殺,或者有什麽危險,反而他會覺得你繼續去做吧。

在這邊,雖然我們華人,在加拿大始終都屬於少數(族裔),20年前或者30年前,那一代的香港人過來想從事電影產業,可能他們面對的困難會大很多,因為真是一個白人的工業社會,同時,這裡的電影工業的那種氣氛跟現在也不同。但是今天,首先科技已經發達很多了,然後加拿大和西方社會,華人的影響力大了很多。

最近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是一個華裔導演,甚至是一個女導演。所以從我的角度,如果真的在海外去做創作,真是有一個好的題材的故事,你自己有信心做得好的話,其實那個發揮都會很大。如果香港導演比較順手一些的,可能就會回內地去拍電影,因為北上文化適應比較簡單,而且地域上比較近一點;但是合拍片或者內地的電影,相對就要面臨不同程度的審查。

中共用《國安法》毀兩制 人民期望轉折點

記者:《十年》這部電影,算是一部標誌性的影片,你們當時預測了很多東西,所以被認為是預言書,甚至郭臻那部《浮瓜》還提到了《國安法》。現在以你們電影人的角度來說,是不是預測香港的未來會更加困難?

歐文傑:大家可能會覺得那是一個預言,但其實當時我們上演的時候,有些觀眾都說已經不是叫做「十年」,應該叫做「今年」了。我拍《方言》那部分提到政策的預言,其實當時的香港已經是70%的小學都使用普通話教中文,你去推演下去的時候,我們會參考很多不同地方的政策歷史,無論是西藏、新疆甚至台灣。當大家對於權力、金錢,對不同的慾望都是這樣的時候,其實很難輕易擺脫歷史的循環。

九七年以前香港那種特殊性,和九七年之後「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又不同了。當「一國兩制」走到2015年的局面,出現了《十年》這套電影;但去到今天,你再去說香港的《十年》,其實大家都不需要去再(多說了),我想大家都馬上會有自己的想法。因為當有了《國安法》之後,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塵埃落定了。

梁珍:以前還有一些幻想是吧?

歐文傑:是啊。現在基本上是「一國一制」了,掛著「一國兩制」(的招牌)。以前它還沒有讓你完全看清楚,它都還好像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但現在你看到,當它「一國一制」都能做得出來的時候,它用得了《國安法》的時候,其實它根本就不介意。

因為很簡單,你就看看金正恩,就算朝鮮有多窮,其實依舊它的政權都會很好的,受苦的最終都是普通的民眾而已。

無論香港還是內地,不同的人繼續去爭取我們的人權和民主,究竟在如此惡劣的局勢下,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去做呢?我只是寫故事的人而已,我也沒有這麼厲害,去寫一個那樣的故事。因為故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起承轉合」,那當中的轉折點,我們現在還沒能考慮得到,可能是一個很預料不到的轉折點會出現,只是大家都在期待這個意料不到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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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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