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金鐘憶余英時:敢言的反共學者

FacebookPrintFont Size簡體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8月20日訊】中國思想文化史界泰斗余英時的逝世,引發各界追憶。這位著作良多、桃李滿天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時對中共極權專制深惡痛絕。從1989年大陸的學生運動,到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他總是堅定的發出正義之聲,其獨立自由的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被稱為華語知識分子的典範。

現居紐約的前《開放》雜誌總編金鐘,與余英時先生有長達三十年的聯絡,他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回顧了余英時與他在香港相識,及其說過的對一些中國問題的觀點。

余英時1930年出生於天津,在民國的大陸度過了他人生的前二十年。他1948年在北京接觸了共產主義,卻發現這並非自己所嚮往的自由價值。據報導,當他1949年通過深圳羅湖橋進入香港時,「突然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

他具有濃厚的中國情懷,認為傳統文化中合情合理的因素,可以與民主等現代普世價值合流。然而,當他1978年在28年後重新踏上大陸故土,卻感慨道:「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

他反共立場鮮明,生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共產黨不代表中國文明,完全不是。」他曾為大紀元「《紅朝謊言錄》全球有獎徵文大賽」擔任評審,並於賽後指出,中共獨裁體系「徹頭徹尾是由謊言編造出來的世界」,「極權黨先用謊言奪權,然後用謊言保權。」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余英時堅決反共,中國大陸在胡錦濤時代亦曾大量出版他的著作,至今他的一些史學文集仍能在大陸網站上架銷售。

金鐘從兩方面覺得,余英時的確是「非常難得的知識界、學術界的一個燈塔似的人物。」第一,是他史學研究達到那麼深入的地步,仍積極關心當代世事,依然與新聞媒體保持密切的關係;第二,他對一些中共的所謂敏感問題發表意見或批判,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銳。

「現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樣,他們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們不是不明白共產黨現在倒行逆施、開倒車,過去(毛時代)是禍國殃民,現在它又從鄧小平這個政策倒退嘛。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沒有人敢公開來有力量的(抨擊),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開出來說話。」

金鐘透露,余英時曾感嘆,他有生之年恐怕很難看到中共一黨專政的結束,但他並沒有一種沮喪的心情,而是對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抗爭運動給予充分肯定。他相信,在今天科技發達、資訊流通的「地球村」,中共作為一個邪惡政權,不可能像唐宋元明清那樣,維持一個二三百年的專制紅朝。

以下是採訪內容整理。

1991年訪余英時 談「六四」後中國演變

梁珍:余英時先生8月初仙遊,引起了很多文壇的反響,大家都在回顧這個史學家為國人所帶來的震撼。那你也跟他多次交往,能不能講一下您聽到他去世消息時的感受?

金鐘:我是8月5號半夜聽到余英時教授去世的消息,當時我真的感到很吃驚。因爲不久前,我跟他太太陳淑平還通過電話,我説余先生年事又高了,寫作還是很辛苦的,我以後就不敢多打擾了,她説沒關係,你就打這個電話來,很歡迎,還這麽講。所以我就沒想到,他突然在8月1日去世了。後來這個消息是台灣中研院發布的,就是已經把後事全部辦完了,才由夫人陳淑平來發布這個消息。

我跟余英時的交往,可以回顧到1991年,到現在正好是30年。那時候7月份,他到香港去開會,因爲他的名氣很大嘛,我們做雜誌的,尤其是我們這個《開放》雜誌是以政論爲主,而不是小道消息報導爲主。每個月我們都會要有一些比較重磅知名的新聞人物來做專門的訪問。而且我們訪問,像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式的,第一錄音,第二很深入。這篇訪問出來的都是一問一答的,很長,所以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內心和局勢,以及問題的相當深度的一個層面。

那次來他住在富麗華酒店,我去訪問,他也談論得很多,後來我親自把它整理發表出來。這篇訪問談到整個尤其是1989年「六四」之後,中國的局勢,中國的演變。

1991年7月,正是一個「蘇東波」,就是蘇聯跟東歐崩潰瓦解,那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正在發生的時候,再過幾個月之後,蘇聯就正式瓦解了。所以那個時候,對中國局勢的影響是非常大。大家都在議論這個事情,爲什麽蘇聯現在都來到崩潰的邊緣了,局勢已經非常的清楚了,而中國發生了那麽大的「六四」學生運動之後,它(中共)現在好像又喘過氣來了,又回過神來了?1989、1990、1991,又過了兩年了嘛。所以這些問題,就談得比較多。

這個訪問可以説是比較有份量,也做得比較成功。發表了之後,不久有人從左派那邊就帶著消息告訴我,說中共方面對余英時教授這篇訪問很惱怒,很不滿意。而且就説要組織國內的學者來批判,但是沒有下文。

爲什麽?因爲就在兩年前(1989年),我訪問過劉曉波。劉曉波到香港來,他提到一個觀點,因為他第一次來香港,看到這麽一個殖民地,沒想到被英國人管理得,弄得這麽好,這麽現代化,各方面都那麽先進,他佩服得不得了。我就問他,那麽中國的前途會怎麽樣呢?他説中國至少要三百年殖民地,才可以進步到香港這個地步。因爲他這一句話,所以在「六四」的時候,他是被打成「六四」學生運動的黑手,而他的罪狀,有一條就是說接受《開放》雜誌的訪問嘛。

那次訪問在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官方出的介紹劉曉波的一本書中,全文收入。因此,大陸(當時)的學生,幾乎是沒有人不知道那個訪問,當然余英時肯定也知道,大部分六四的經過他都非常的關注。所以他在接受我的訪問中,最後也彈出這樣的話,幾乎是跟劉曉波的話有點類似。我就問他,那麽中國未來怎麽辦啊?他説,看來中國未來還是要分裂。因爲那個時候,兩岸之間談的問題就説「分久必合」嘛,兩岸分了幾十年,現在要統一了。他認爲不是,不應該談這樣一個話題,應該還是中國太大了,而且兩岸問題合不攏,他說最好還是分了,等於説要把大一統觀念丟到一邊去。

我想最重要就是他這個訪問的最後結論,非常有批判性,對中國(共)的統戰,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那之前,我似乎跟余英時教授沒有什麽聯絡,自從那次訪問以後,我們跟他的交往就比較多了,在很多問題上我就會打電話請教他,或者是發傳真,那個時候因為還沒有電腦,這是90年代的事情。後來他也就成為我們的撰稿人,有些出版、雜誌方面的事情,我都跟他請教,後來一直都有聯絡。

年輕時在港讀書 指港人抗爭源於自由精神

梁珍:大家回顧余英時教授的歷程,他除了對六四啊,很多反共的思想之外呢,他也很關心香港跟台灣的局勢,他有沒有跟你談到對香港問題的觀察?

金鐘:有的,我記得我每一次從香港回美國去跟他通電話,他首先就問:香港怎麼樣?當然香港的新聞很多,他都知道的。尤其是1997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我都去請教他,他也給我們都寫過文章。他一直到近幾年香港這個「佔中」「反送中」這兩場運動啊,他是有巨大的熱心,熱忱的關注,就說香港這個七百多萬人口的城市,動不動就是100萬甚至200萬人上街,這個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他說香港人呢,以前我們都把香港當作一個旅遊的聖地呀,購物天堂啊,對不對?好像香港人是個積極動物,不關心政治的,實際上香港人的政治關心度非常之高。1997年之後,香港人政治方面的關心度、思想覺悟的程度都明顯地不斷在提升。

余英時教授本人跟香港是有緣分的,他是1950年從大陸來到香港的,那個時候他剛剛20歲,正是思想、求學方面比較走向成熟。他是有頭腦有思想的一個青年,他在香港大約是最初待了5年,後來他又回來做香港中文大學的副校長的時候又待了幾年,所以他一共在香港待了八九年,他對香港是非常了解的。

他在香港求學的那段時間,在新亞書院讀書,主要是當時有一個教授、歷史學家叫做錢穆,他是在錢穆的關照之下,在香港完成他的高等教育。因為錢穆跟他父親以前在大陸是有交往的,他們都是在中國的文史方面,高等教育方面的優秀人才,主要就得到錢穆他們這一批師長的教育。然後他就去了美國,去了哈佛大學,那就是他的另外一個人生階段。

所以他大約20到24歲吧,在香港的這段時間,給他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他對香港在英國人的管治下沒有民主,但是有高度的自由,這一點有非常深的領會,所以他就跟我談到過,為什麼香港在主權轉移交中共之後,能夠表現這麼強的一種反抗,獨立的精神呢?他認為就是他年青時代在香港體會到,香港人在英國人的管治下有了自由的精神。香港今天能夠一直抗爭下去,尤其是在近十年來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這樣一種爭取真選舉,一個個具體的民主運動,他的背景以及他的思想的動力,原因就是在於香港的自由精神。這是我聽到他這麼一個看法。

在海外關心中國發展 敢批判中共邪惡

梁珍:余英時先生也將中共和中國分得很清楚,他的理念是怎麼樣的?

金鐘:是。他過世之後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這個事情。我覺得,他還是有蠻濃厚的一種中國情結,爲什麼呢?這跟他的歷史學的專業是分不開的。因爲他可以說一生都在研究中國的歷史,而且,他是能夠把中國的歷史背景,跟現代歷史,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的現代史聯繫在一塊,來觀察、分析中國的演變和發展。

比方説,以前許家屯也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講中國的演變,他不説「變」,他說「演進」。本來是「和平演變」,也是西方提出來的一個關於共產國家發展的一種可能性,從冷戰、蘇聯、東歐,一直到中國,都希望它們發生一種和平演變。爲什麼許家屯把這個「演變」改成「演進」呢?光這一個字,他就寫過文章,來研究過,他說,這種提法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種怯變,中共它就是害怕變,因爲一談到變,它們就説,它們的江山,它們的政權,它們的一黨專政的制度,就會受到衝擊,就會動搖。

他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演變、中國的發展。但是他從1950年離開中國之後,他只回過中國一次,那是文革結束了之後的1978年,他帶領美國的一個考察團,他任團長,去大陸訪問,就僅僅去過那一次,完全是一種學術性質的。之後,他就不去了。

他説了這樣一句話,「只要中共堅持一黨專政,我就不會去中國;如果它宣布結束一黨專政,我第二天就去。」

毛澤東27年最後的那一場文革,他講這個事情對於我們歷史學家來講是不能理解的,中國怎麼會倒退到這個地步?所以他最後說,我們不關心、不表態、不表示我們的義憤,那簡直好像就不是個人似的。這表明了他對中國人的遭遇、中國人的命運有一種深切的同情。這個當然跟他在中國,少年、青年時代,待過二十年的時間是有關係的。

梁珍:余英時教授仙逝,在海外都有很多追悼文章,也都在緬懷他的一生。余英時教授敢言,他一生對史學的貢獻,大膽揭露共產黨的這種專制統治,在今天這樣的氛圍中有什麼樣的意義?

金鐘:這個籠統的當然是不必說了。他的確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知識界、學術界的燈塔似的人物。為什麼?因為他的學術研究達到那麼深入的地步,但是他依然對新聞媒體保持這樣密切的關係,他在自由亞洲電台還有節目,這個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有些批判,對一些敏感問題發表意見,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銳。我相信你也知道,現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樣,他們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們不是不明白共產黨現在倒行逆施、開倒車,過去是禍國殃民,現在它又從鄧小平這個政策又倒退嘛。

中共財大氣粗管一切 但不會長久

金鐘: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沒有人敢公開來有力量的(抨擊),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開出來說話。為什麼呢?因為習近平的這個統治跟過去不同了,跟毛時代跟鄧小平時代都不同。他(習的統治)有了兩個優勢,一個,它有了錢,它這個經濟發展了,財大氣粗了;第二,它又有了高科技,它把美國的西方的先進的科技、智慧、知識產權弄過來,包括有些也是不明不白地弄過來之後,來加強它的專政實力。

毛時代他不是講「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那時才八億,在文革期間。現在都十四億(人口),快翻了一倍,為什麼共產黨還可以把這麼大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能夠控制到這樣?大家都閉口,全中國就好像劉曉波說的:只有一個腦袋。就是它現在控制了所有的資源、權力,這個很頭痛。

余英時也講過,經常有些大陸的學者來見他,一直到最近幾年都有的。出國的很多人都是想見見他,那些學者當著他的面都說「我們簡直是沒有辦法」,就是被共產黨控制的太死了。它可以在你全部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待遇、出國、住房各個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甚至你的專業方面,把你控制得死死的,你不聽它的不行。所以余英時保持了消息非常靈通,他對中國這個幾十年的發展,尤其中共這七十年的統治,他已經完全成熟、清楚,從香港到美國到台灣,這些演變看得很清楚。

最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中共的統戰,一些事誰是誰呀,有好多情況他都清楚。他知道中共對海外的統戰已經是無孔不入,所以他說「我們現在恐怕很難看到中國的改變」,就是說很難看到中國的民主化、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結束。因此他對香港的這種抗爭精神,是非常的佩服。他說,「如果說所有海外的(中國)人都能像香港人一樣,有話就去說,有權利上街就上街,表示我們的這個義憤、抗議,那還是有希望的。」

我在《紐約時報》看到有人說,中國現在是一個像唐宋元明清的這種大皇朝。那些大皇朝的統治,都是二三百年的,那麼共產黨是不是進入了這樣一個大帝國的時代呢?就是說它的統治會不會也像那些大帝國,有2、300年那麼長時間?他不相信。他說,雖然我們看不出來到底哪年哪月它會改變垮台,但是,時代不一樣,那個時候是一個封閉的、落後的背景,今天全球化、地球村,科技這樣發達,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度發展,都是靠加入了世貿,加入了國際資本市場才有的這樣一個結果。

他有那麼深的知識歷史研究,觀察和判斷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局勢。我覺得他很有底氣,他從來沒表示一種很沮喪的心情。當然他也談到過,中共這種「崛起」也是他們以前沒有想到過的,但是他的意思還是不要失望,尤其是香港人提供的這樣一種範例,還是需要去抗爭,這一點他是給予充分的肯定。

請完整訪問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撐珍珍成為Patreon會員:https://www.patreon.com/epochtimeshk

訂閱Youmaker :https://www.youmaker.com/c/PreciousDialogues

(責任編輯:浩宇)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