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曝中共深層恐懼

8月27日至28日,中共舉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這是中共的第五次,習近平的第二次,上一次還是7年之前。在中共「百年黨慶」、「十四五」開局和明年「二十大」之際,召開的這個會議,當局是高度重視的。歌功頌德、自我吹捧、假大空套話滿天飛,這些都不足為奇;出奇的是,相比之前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首次」。

其一,首次提出要「肅清流毒」。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要堅決防範民族領域重大風險隱患。要守住意識形態陣地,積極穩妥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識形態問題,持續肅清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思想流毒。」

其二,首次提到反恐問題。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國際反恐合作,做好重點國家和地區、國際組織、海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群體等的工作。」

這兩個「首次」,暴露出中共對民族問題的深層恐懼:首先,民族領域存在「重大風險隱患」(中共非常害怕蘇共的命運在自己身上重演,而蘇聯解體的一個極端重要因素就是民族問題);其次,在民族問題上,中共的意識形態早已失敗;再次,中共眼中,「反恐」已成為民族問題中的焦點;第四,國際因素已經深深介入到中國民族問題中來了。

1990年鄧小平還說「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2頁),現在怎麼就成了一個重大問題了呢?中共在民族工作又有哪些倒行逆施?本文略作解析。

第一,共產黨為竊國和維持政權,炮製了關於民族問題的歪理邪說,這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和今日中國民族問題的總根源。

近代以來,民族主義興起,提出了「民族」的概念,「民族主義」運動的目的就是以「民族」為單元來建立「民族國家」。由於啟蒙運動的影響,「公民的民族主義」(civic model of nationalism)在西歐發展起來,它強調的是領土和法治,當然也包括了血緣、歷史等文化因素,但以全體國民平等的「公民權」為核心,與現代思潮中的「平等、自由、共和」理念相聯繫;而東歐則傾向於「族群的民族主義」(ethnic model of nationalism),它強調的是傳統的血緣關係和歷史的共同記憶。不過,「公民的民族主義」被認為是歷史主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為奪取政權,考慮到俄國無產階級隊伍的弱小,為爭取同盟者,目光就轉向了對沙皇政權不滿的各少數族群(當時各族的現代民族意識並沒多強),編造「民族理論」把他們都定義為「民族」,公開鼓動他們獨立,這一政治策略在當時確實有一定效果,引發了沙皇俄國各地許多群體的獨立要求和政治混亂。但是,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向西歐學習成為新型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也就此被打斷了。

俄(蘇)共建政後,一方面進行了全民性的民族識別,識別出190多個民族,而且給每一個蘇聯公民都確定了民族身分,給每一個民族都劃分了相關的地域;另一方面,當時各少數民族雖然有了自己的共和國,具有獨立的主權、憲法和議會,但都沒有獨立,而是加入了蘇維埃聯盟(蘇聯),不過保留了脫離蘇聯獨立的權利,這為後來蘇聯解體埋下了伏筆。

蘇聯的做法深深影響了前東歐國家和中共。中共從一大一直到1945年,都明確提出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可以獨立建國,然後再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聯邦制國家。但形勢變化,中共竊國後建立的是所謂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單一制國家。「識別」了55個少數民族,建立了5個省級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 個自治縣(旗) ,這些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積占中國總面積的 64%,其人口當時只占人口的 6%。「文革」後還設立了一批民族鄉(截至2009年底,共建立了1098個)。

中共和蘇共一樣,一方面通過民族識別等等措施強化了「民族」意識,並在若干政策上偏向少數民族,以圖拉攏之效;另一方面,由於其獨裁本質和對社會控制的極端化,「民族自治」淪為形式,少數民族的信仰、傳統被弱化、限制、變異或滅絕,甚至還有大屠殺等等極端措施,又大大激化了民族隔閡和民族矛盾。因此,中共就是今日中國民族矛盾的總根源。

第二,不論是毛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民族問題都是中共的心頭大患。

鄧小平1990年所說「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是個謊言。1930年代,中共「長征」,曾在少數民族地區流竄,就曾武力屠殺和謊言欺騙兩手並用。為「統一」中國,中共進兵西藏、新疆,對少數民族曾大開殺戒,以殺立威。

如果戰爭年代的屠殺,中共尚有說辭;可是,和平時期,中共也高舉屠刀,「內人黨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5月期間,中共將領滕海清在中共中央的授意下,在內蒙古自治區開展大規模肅反運動。運動中通過刑訊逼供,將上百萬人定性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成員,其中數以萬計的人被屠殺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肅反運動中的屠殺或迫害的方式包括壓槓子、老虎凳、吃爐渣、火柱燙、穿指甲、掏肝臟、壓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頭、割鼻子,等等。令人髮指,人神共憤。1978年中共決定徹底平反所謂「內人黨」,但滕海清等迫害主要責任者卻沒被追究。

「改革開放」後,中共民族政策有所鬆動、調整,但控制這根弦總是在撥拉,民族問題一直是中共的禁區。而且,由於中共是「跛足改革」,一少部分人通過權力壟斷、權錢交易、黑白通吃等等方式,大肆斂財,迅速暴富;在少數民族地區,賺錢的行業、企業都被特權階層把持著,而這些人往往是漢人,於是少數民族的被剝奪感十分強烈;同時,由於東、中、西部的發展落差極大,少數民族地區又多被邊緣化了,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相當突出;這些都使民族問題尖銳化和複雜化了。由於人口流動,不僅在少數民族地區存在民族問題,全國許多地區都存在民族問題。

舉例而言,2009年6月25日到6月26日夜間,廣東韶關旭日玩具廠發生了群體鬥毆事件。旭日玩具廠應廣東當局安置20萬名維吾爾族青年民族計劃的要求,從新疆喀什僱傭了800名工人。事件起因是廠內的漢族女工人疑似遭到了性侵犯,漢族工人將矛頭指向維吾爾族工人,攻擊了對方,造成至少2名維吾爾族工人遇害,118人受傷,傷者多數為維吾爾人。普遍認為,這一事件是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的導火索。

在毛時代,民族問題主要是個政治問題;而現在,民族問題既是政治問題,又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民族問題的內容擴展了、範圍擴大了、矛盾尖銳了,更難解決。

第三,中共對待少數民族的強硬「兩手」,加劇了民族問題的國際化。

西藏、新疆民族問題一直是中共的「老大難」。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之後,中國民族領域進入了多事之秋,例如2013年10月28日的天安門金水橋恐怖襲擊案、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車站的砍殺恐怖案等等,性質和情節都極其惡劣,案件背後還有中共內鬥的因素,成了一團亂麻。

這時,中共對待少數民族的歷來「兩手」——血腥鎮壓和閹割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更加「硬」了。陳全國就是執行這一政策的標杆「酷吏」。

2011年至2016年擔任西藏黨委書記期間,陳全國的主要鐵腕政策:第一,所有藏人都必須交出普通公民護照;第二,選派10萬幹部駐村;第三,選派7000多名幹部進駐全區1700多座寺廟,搞「六個一」工程(「駐寺幹部必須要與一至幾名僧尼交朋友」、「開展一次家訪」、「辦一件實事」、「建立一套檔案」、「暢通的聯繫渠道」、「形成一套管委會」);第四,城鎮網格化管理,在拉薩市、地區所在地和所有縣城建成了698個便民警務站,每個警務站平均覆蓋半徑300—500米(而從大昭寺到布達拉宮在十五公尺左右就設有一個警務站),各站點之間聯網聯勤聯動,24小時全天候執勤巡邏;第五,13萬聯戶單位覆蓋70萬戶居民(5戶或10戶為聯戶單位,類似於連包連坐),超過300萬人被納入這個監視網;第六,「九有」政策(「寺院要有領袖像」、「有國旗」、「有路」、「有水」、「有電」、「有廣播電視」、「有通訊」、「有報紙」、「有文化書屋」)。為支撐上述政策,中共對西藏大輸血,使西藏GDP增速連年保持在兩位數,領跑全國,並於2015年GDP首次突破千億元。

2016年調任新疆黨委書記,其後晉升為政治局委員,陳全國的治疆措施愈發強硬,不僅全搬治藏措施,還把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群眾被關進集中營,強制洗腦、培訓、作奴工。

陳全國之類人物被北京當局重用,不僅表明了中共民族政策的越發強硬,而且加速了當局的「向左轉」,《華爾街日報》曾刊發文章,題目就是「陳全國鐵腕治疆模式推動中國權威體制的進化」。

不過,中共越發強硬的民族政策(自西藏、新疆之外,內蒙古也在推行,並引發了2020年抗議取消地方語言教學的運動),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和廣泛關注,一些機構和人員被美國等國制裁。

諷刺的是,中共對來自歐美的譴責並沒當多大回意,卻對阿富汗變天特別擔憂。塔利班再上台,塔利班與「東突」的關係讓中共如坐針氈。雖然塔利班聲明不支持任何組織以阿富汗為基地攻擊中共,但中共對塔利班遠不放心,且害怕塔利班再上台的效應,會極大的激勵中國一些少數民族人員效仿,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塔利班就在中共身邊,而塔利班和中共都相互知道對方的底細,雙方可以相互利用,但也可能一朝翻臉、兵戎相見,雙方都身懷戒心。

這就是為什麼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會首次提到反恐問題,首次提出要肅清「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思想流毒」。中共確實感受到國際環境變了。當局所說的「要加強國際反恐合作」,是確有所指的。

總之,中共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本要大吹「總結我們黨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經驗」,全面回答「新時代民族工作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等等「重要命題」,不想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實在恐懼得不行,再也掩飾不住了。這或許也是中共末日的一種表現吧。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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