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走上政治審查老路 影人將步伊朗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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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04日訊】香港政府日前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把關。未獲核准擅自上映的影片,最高可被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三年。有電影導演表示,修例影響創作自由,相信日後連「擦邊球」的電影也沒有生存空間。

因應去年港版國安法實施,香港政府繼今年6月修訂電影檢查員指引後,再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明文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作出決定時必須充分考慮國安因素,如有相關情況,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意,可延長審查時限不多於28天,並向申請人索取資料及徵詢有關部門及律政司意見;檢查員亦可要求申請人提供影片的上映資料,並賦權政務司司長,指示電影檢查監督,若認為影片上映不利於國家安全,可撤銷已向電影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

政府同時加重罰則,上映不獲批的電影,從目前最高罰款20萬港元及監禁一年,提高至100萬元及監禁三年。

電影政治審查在香港非新鮮事

香港早在二戰之後就曾對電影進行政治審查。1953年,港英政府頒布《電影檢查條例》,過濾具有濃厚政治宣傳色彩的作品。數字顯示,1953至1956年期間,立場親北京的南方影業先後把接近100部劇情片,紀錄片和新聞片送檢,結果只有不到20部獲准上映。

上世紀60年代,港英政府對左派電影態度放軟;文革十年,不少左派政治片及革命樣板戲都曾在香港大銀幕放映。

70年代,港英政府態度逆轉,把封殺的矛頭指向反共電影,1981年,台灣兩部與大陸文革有關的電影《皇天后土》與《假如我是真的》成為當年的禁片。

1988年政府制定《電影檢查條例》,確立電影審查的法定權力,直到1995年主權歸還前夕立法會才通過廢除政治審查權。現在特區政府再次修例,規定電影審批要考慮國安因素。

香港導演周冠威形容這次修改條例是大倒退。

周冠威說:「電檢處以往是為我們提供服務,為電影劃分級別。這許多年來沒有需要憂慮拍出來的電影是否能通過電檢。過去幾年,受到政治因素影響,電影工作者會自我審查,但也僅此而已,但是新修訂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方向,它們不再是為我們服務,反而好像我們要去猜測他們的規矩。這很明顯是自由的喪失。」

曾執導反送中示威紀錄片《時代革命》以及愛情商業片《幻愛》的周冠威表示,將來修訂法例後,電影製作人只可以選擇完全不觸及政治或甘願付上代價。

周冠威說:「如果我有一些電影題材像《幻愛》那樣不含政治元素,那我就照樣拍攝,如果是牽涉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像我的紀錄片《時代革命》,那我只好承擔風險與後果,甚至我不會提交給電檢處,甚至不會在香港放映,這絕對是失去了創作和放映自由。」

港府難容「擦邊球」電影?

他估計,將來香港當局連所謂「擦邊球」的電影也容不下。

周冠威說:「曾經有人提出可以『擦邊球』,用比較隱晦的手法表達對政府和社會問題的關注與不滿。對我來說,『擦邊球』是一種不公義。我不會選擇『擦邊球』的電影。如果我要拍攝社會問題的電影,我會在腦海里照樣去創作。如果將來有一天,環境容許我拍攝,我才拍攝。這是我個人面對的方式。」

周冠威擔心,投資者會因為風險增加而卻步。

周冠威說:「在目前的環境下,投資者的考慮會有所增加。就算電影拍了出來,先別管票房是否理想,就連上映的機會也可能被剝奪。甚至說,即使可以上映,發行光碟的時候才說要禁止。風險是來自人治。政務司司長可以決定某部電影是否禁止放映。這十分恐怖。」

修訂條例草案又提到,有團體設法避開法規,例如利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隱藏違法影片資料,若當局認為證據資料有可能被毀,督察可在沒有法庭手令授權下進入及搜查任何地方,加強執法;並加以規管錄影帶、雷射影碟,進一步擴大至其它載有電影數碼版本的實物儲存媒體,如外置記憶體。

紀錄片料受重創

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翁煌德估計,紀錄片和劇情短片所遭受的打擊會十分嚴重。

翁煌德說:「明顯遊走於紅線或者跨越紅線的這些作品,目前將不再容於香港的影壇。像這些獨立製片影工作者,影響會非常大,等於說失掉創作空間。我們看到這幾年非常多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很勇敢拍攝這些紀錄社會問題的影片。另外,因為劇情片本來成本牽涉很大,要拍一些很政治性的也很少,但是劇情短片有很多,像去年在金馬獎獲得最佳劇情短片的作品就是在反送中現場取景的,但是未來像這樣的短片也可能幾乎看不見了,因為拍了出來也是違法的。假設你辦了些私人放映被抓,你就可能被判刑。」

警匪片是香港電影的一個主要類型。翁煌德相信,將來這類電影仍然可以繼續拍,但在意識形態上可能與中國大陸電影看齊。

翁煌德說:「目前警匪片中也有對警察的一些負面描繪,但是演到最後劇情還是主旋律的,說警察改邪歸正等等。這些片也可以在中國大陸上映。如果創作者能抓住重點,最後結局還是往主旋律靠攏,政治正確的題材我覺得還是有可能(上映),一切都是回歸到創作者自己本身,有沒有要去踩這條線,去挑戰曖昧性,但是未來如果拍這種題材都有可能坐牢,創作者以後的膽識會不會越來越小,不敢碰這條線?」

他說,若電影政治審查在香港嚴格推行,影響會非常深遠。

翁煌德說:「表面上是電影審查,但實際上是對人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是一個長遠的計劃,目標當然是希望(香港)未來的世代把中國的主旋律當成唯一的價值。反送中等等不同意見的題材未來不容於香港社會。這等於是洗腦,但是站在獨裁政權的角度來說,這當然也是有效的。我們看到北韓(朝鮮)一直到現在也是用這種方式來進行。」

香港電影業當下的處境使人聯想到電影業繁盛的伊朗。文化和政治因素一直讓當地電影工作者飽受壓力。個別導演由於觸動當局神經而多次被捕,甚至連拍片、寫劇本、外媒採訪也被禁止。他們在壓力下仍然私下拍攝無法在國內上映的禁片,偷運到西方參展。

對電影設下「紅線」的香港,又會否成為下一個伊朗呢?

翁煌德說:「未來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香港下一代的年輕人能不能用其它管道翻牆,透過網絡接收不同意見。據我所知,目前蠻多香港年輕電影工作者,尤其在台灣影視學校念書的大學生,他們在台灣創作一些批判香港政局或者中國的題材。其實在台灣有非常多這樣的香港導演慢慢浮現出來。有沒有可能這些所謂流亡的香港人在海外籌辦影展,繼續用其它方式讓創作自由在海外生根?」

(轉自美國之音/責任編輯: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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