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先生步入社會時經歷的人心冷暖(下)

作者:韓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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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09日訊】「我的新東家給我預支了二十天的工錢。… 與王老闆的冷酷與人性壞死情形有天壤之別,這種樸質在民間雖然已奄奄一息,但卻還存有著。這讓當時的我們,對這個社會還保有一點安全感,這種感受不是幾十年以後的今天我的理性認識。— 高智晟

飯後,男人說他姓胡,問高智晟「願不願幫他幹活,工價每天七角錢,每完一天即付清工價」。這是求之不得的,他立即答應,與老胡商定,他每天的工錢由僱主買成餅乾,加上兩碗熱水給弟弟。因此,從第二天起,每天天不亮就跟著老胡去地裡幹活,直到天黑得看不見了才歇手。如此一幹就是一個月,而這一個月裡,居然很少看清楚弟弟的模樣。天不亮離開,天黑了回到窯洞,而絕大多數時候弟弟已睡得很熟了。但是,回來後聽到弟弟的呼吸聲,偶爾摸一摸弟弟的額頭看有沒有發燒。尤其是每天夜裡聽到弟弟熟睡的聲息,他感到一種莫大的安慰。值得一提的是,弟弟的腿經過老胡的查看說沒有斷,這是天大的好消息。而且,一個月後弟弟奇蹟般地恢復了健康。實際上,十幾天後弟弟就可以一瘸一拐地行走著去上廁所。老胡的妻子待他們很熱情。三十天裡,「她每天給弟弟送一袋餅乾、兩碗水,從未耽誤過」。高智晟一直對她心存感激。

湊巧的是,老胡家的活做完時,高智晟弟弟的腿恢復了行走能力。而且,這個時候那個同村的農民又輾轉回來找到了他們兄弟倆。三個人出來近一年了,口袋裡還沒有一分錢,他們合計了大半夜決定下一步怎麼辦。大家都不贊成立刻回家,沒掙到錢,沒臉也沒有能力回家。可是三個人繼續在這裡也不是辦法。於是,他們決定,他的弟弟和同村人一起去西安打工,他一個人留下來給農民打工,但是,要找到新的雇主願意預支二十天的工錢,即十四塊錢。這樣二個人去西安的路費就解決了。幸運的是,經過老胡夫婦的斡旋擔保,第二天高智晟找到了新的僱主也預領到了十四塊錢。與弟弟分別的時刻到了,那一天在老胡的陪伴下,他們在公路旁的煤炭過磅處,談妥了一輛願意以八元錢帶二個人到西安的卡車。汽車一開動,他弟弟在車大廂上跳起來哭,他也在下面雙腳蹦地的哭。

高智晟一個人回到土窯裡,想到弟弟「又開始了不確定的漂蕩,心中的愁苦無以言表」。他母親多次交代過,掙不掙到錢兄弟倆必須在一起。可是,超乎想像的殘酷現實使得兄弟倆不得不分開,好在弟弟與一個同村人為伴。他實實在在地做完二十天後,又多做了五天,將僱主的活兒「圓圓滿滿地做好、做完」,而且堅決不要這額外五天的工錢。離開老胡夫婦的那一天,在道別時,讓他沒有料到的是,平時沉默寡言的老胡竟抱著他痛哭起來,「娃娃兒,臘(那)麼好的一過(個)娃娃兒,咋個就這麼苦啊!」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又一個沒有料到的是,老胡和他的新僱主,每人送給他足夠吃三天的包穀麵窩窩頭。

離開店頭溝之前,高智晟去煤礦上「偷回」了那條被扣下的被子。其實那個時候,王老闆已經離開了煤礦,根本用不著「偷」。他「聽說王老闆在煤礦上的帳已結算完,店頭本地的拉煤工的工錢也都發到了手」。他還打聽到,「王老闆是黃陵城東二十里外的一個村莊的支部書記」,與二王的幾個兄弟的關係都很密切。王書記「每年都出來以村委會的名義承包礦上拉煤的活,但每到秋收季節就會結賬回村搞秋收。他每年出來承包挖煤時,全雇外地人挖煤,然後黑掉他們的工錢」。高智晟天真地認為,既然王書記的帳已經結了,他和弟弟的血汗錢就應當還給他們。於是他在車村找了另一個破窯洞住下,開始了長達二十天的討薪。從車村到王書記的村子,「單趟六十里,需要六個多小時」,「總共去要了三趟」,每次在那個村住一晚上。每次都是在礦上為王書記記帳的安會計接待他。頭二次,安會計騙他說王老闆不在村裡。第三次,安會計對他說「娃娃,來咱爺倆說點心裡話」。並且說前兩次王書記都在,因為住在村裡才最安全。王書記在村裡勢力很大。「你一個人要帳,你人又老實,他不理你,你人要多一點,打得你連村子都進不了」。「這個人以前並不惡,當上村上負責人就變啦」。最後安會計勸他不要再來了,「因為從來沒有人能從他(王書記)手上要到錢」。至此,高智晟的討薪再次無果而終。

「下跪,是中國人的一種特有本領,在這個時代,這種本領在全人類中也是獨一無二的,我自己也不能例外。而正是這種在國人群體中的普遍保有,才使得這種本領不僅一文不名,而且充滿著卑怯和低賤。— 高智晟」

返回車村的晚上,陷入絕境的高智晟想起了上一年當兵沒有被錄取的事情,忽然心裡一豁亮,「決定回家去當兵,兩年多打工掙不到一分錢,差一點連生命都不保,實在感到是無路可走」。而家在幾百公里之外,手裡沒有一分錢,怎麼辦?好辦,他「決定全程步行要飯回家」,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第二天天不亮,他背著那條破被子決絕地離開了車村,踏上了歸途。

走了六小時到了黃陵縣城,按計劃,高智晟「晚上是要睡在客運公司大門口的,為的是第二天看著朝延安走車方向起行。確定了客運公司門口的位置後,當務之急是解決飢餓的問題」,因為他昨天晚上就沒有吃東西。他「試圖到坊間去乞討來解決問題,但赼趄著走到幾家居民門口,終於還是沒有勇氣敲門,究竟覺著自己一個大小夥子向人家乞討的底氣不足。這第一次,也是平生第一次乞討的嘗試就這麼失敗了」。他只得返回客運公司附近,實在是疲憊不堪,倚著一處牆根坐在地上,呆呆地望著熙來攘往的行人。忽然,他眼睛一亮,因為「一隊軍車停到了街對面路邊上,從車上陸續下來不少軍人,一股希望又升騰起來」。從小他受到的教育是,解放軍是全心全意幫助窮人的、是人民的子弟兵,而他從未對此有過一絲懷疑。於是他站起來不安地走到一個軍官跟前,說出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得到幫助。但那個「人民的子弟兵」的臉上毫無表情,接著他跪在那個「全心全意幫助窮人的」軍人的腳前,央求能不能幫助他吃一點飯,依然沒有反應。他抬頭看了一下,發現跟前的軍人正全神貫注地盯著街的對面,原來那兒走著一位引人注目的姑娘。他沮喪失望地站了起來回到原地坐下,茫然地望著行人。

高智晟想到了身上穿著的衣服,儘管天氣已經很冷了,他還只穿著單衣褲。衣服是他唯一能夠支配的財富。於是,他「抱了一線希望脫下了上衣,走進了對面的一家食堂,那食堂裡極冷清,沒有就餐的人」。他忐忑不安地拿著衣服走了進去,說希望能用上衣換一點吃的。這時一位大個子從裡面走來,一把卡住他的後脖頸子,將他推搡出門,然後卡著他的頭轉過身,指著上面掛著的「國營食堂」牌子罵道,「你他媽沒長眼睛嗎?這是國營食堂」。然後將他「推了個趔趄,拍了拍手走了進去」。他感到了一種莫大的恥辱,但這就是社會的現實,他又能怎樣呢。提著上衣返回牆根坐下,這時天慢慢地黑下來。不過,他並沒有絕望,給自己打著氣,想著出了城就不會被餓死了,因為當時正值秋收後期,田裡到處都有土豆、紅薯、苞穀,而這也是他敢於一路步行回家的一個原因。對當天的晚飯,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坐在客運公司大門口幾個小時後,周圍安靜下來,又餓又冷,高智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饑寒交迫」一詞的內涵:「那種使人被迫煎熬的過程,那叫一個刻骨銘心」。坐著坐著,他疲倦了,於是躺了下來。

「幾十年過去了,老人摶揉麵的情景歷歷在目,永遠地嵌在我的記憶裡。他顯然不是摶麵的行家裡手,有些笨手笨腳。那雙長年斫打石頭的手上,裂著一道道的口子。— 高智晟」

高智晟緊閉著雙眼,大概是晚上九、十點鐘,他聽到有一群人從身邊走過,感到有人在跟前停住了腳步。「娃娃,你怎麼了?怎介躺在這裡?」一個五、六十歲的老漢嘴裡銜著一桿旱菸鍋蹲在他前面問道。只見老漢「頭上籠著陝北式的羊肚子手巾,肩上挎了一付用半個籃球做成的包,那是那個年代陝北石匠慣用的行頭,用以裝放石匠的常用工具」。這時他蜷伏在地上,渾身不停地抖動著。「我快要餓死了」,他哆嗦地回答。「唉,說啥也不能讓把人餓死,起來,起來跟我走,有我在就餓不死你」,老石匠說。他跟著老石匠走進了客運公司的大院裡的一孔窯洞,這是一群打工的人住的宿舍。這群人開始上炕睡覺,一個炕上擠了十多個人,中間留下很窄的一塊地方,是老石匠的鋪位。老石匠讓他上炕睡在那裡蓋上被子,自己忙著給他做揪麵片。飯做好了,老石匠倒了一海碗的揪麵片湯麵給他,他接過來就吃,碗裡吃光了下炕自己盛,老石匠無聲地「趷蹴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著菸鍋」。他把盆裡剩餘湯麵全部倒進了海碗,倒完了才意識到有些不妥,問老石匠「你吃一點吧」。「吃,你娃娃,我吃過了的」,老石匠說。吃完飯後老石匠非讓他睡在炕上,並且湊到他枕頭跟前低聲說:「娃娃,你要到哪裡去?怎會睡在外面?」其他人已經睡熟了,他輕輕地、大略地講述了遇到的困境,老石匠一直彎腰低頭聽著。聽他講完後,老石匠說「娃娃,你往低了睡點,擠不下,我今夜就在炕楞上坐著過吧」。那時的高智晟「真憨的可以,竟然沒有給人家一點謙讓,挪低了枕頭倒頭便睡」。

不知睡了多久,高智晟感到有人輕推他,睜開眼睛,是叼著菸桿的老石匠。老石匠半側著身,盤腿坐在炕楞上,躬著背,雙肘支撐在大腿上看著他說:「娃娃起來,五點啦,五點半到延安的車要開,這是一張車票,不好買娃娃,站了半黑夜的隊才買的。這是五塊錢你拿上,多了沒有,老漢也是個窮人,今年工程上不行,沒明沒夜的受罪,一天掙一塊二還常給不了。可憐娃,回去吧,回去親人跟前活命去吧!」他迷迷糊糊地在坑上坐起來,接過老人手裡遞過的錢和車票,下到地上給老人鞠了一躬轉身就走。他當時「竟然沒有問明老人姓名和那裡人士,沒有向這位可敬的人說聲感激的話,那的確是只顧了高興卻忘了一切」。高智晟在家書中自責道,這是他「一生迄今最不可原諒的一次疏忽,是最不能抹平的一個心病。他(老石匠)身上有一種善,一種原始人性的善。那是我們人類的根,他有些遲鈍木訥,樸質得像身邊的泥土,泥土是不要回報的」。「那時一個救了我命的好人,他本身就不大有力量,而他卻竭盡力量救助我,不為任何功利,只為救助一個人,我心裡常想著這個人,哪怕是能與他的後人們保持上聯繫,那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當他回到家後,將這個可敬可愛的老石匠救他於危難的事告訴母親時,她看著流著淚的兒子卻笑了笑說,「你記住就像他一樣幫助別人就行啦」。

長途客車開了約十一、二個小時,下午四、五點左右,高智晟到達了延安城。「可對這已擁有了的五元錢,如何節省下來交給母親,頗費了心思,(他)終於還是決定步行回家」。這時,他的心情舒暢。因為「身上是裝了五元錢,那自然是有了些底氣的」。他最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下一段的路途不再驚心動魄。

在延安客運站門外熬過了一夜,早晨沿著去綏德方向大約走了三個小時,遇到了一輛拋錨的卡車,司機正在修理。他拿著水桶從離公路一里多的地方找到了水,在提了二趟水給車加了之後,司機將他帶到了綏德客運站。然而,在站門外地上睡覺的時候,被民兵小分隊當作小偷抓起來,幸虧客運站值班室的老大爺把他偷偷放走,那位大爺不願告訴他名字,而且還給他烤了二個大紅薯。大爺對他說,「來娃娃,趕緊把這個紅薯吃了,知道你不是壞人,吃完趕快走。他們來了大不了噘我打我一頓,被他們抓去明天把你帶到採場採石頭,那是無期限的。什麼時候他們高興才能放你,你快回家,當兵找你的出路去吧」。沒有吃晚飯的他,一個紅薯就吃飽了,大爺說第二個留著他在路上吃。

高智晟「身上和心裡一樣的熱乎乎的,帶著對老人的感激和一個熱紅薯」,他踏上了去佳縣的公路。「大約走了兩個多小時,遇上一個上坡,一輛滿載糧食的車緩慢地爬行而來,那竟是佳縣運輸車隊的車」,他幾乎不加思索地就從後面爬了上去。在坡頂,卡車停下來了,司機開始懷疑他是偷糧食的,消除誤會後,司機讓他坐在駕駛室裡,直接帶著他開到了靠近小石板橋村的地方。

高智晟在村口山上一露頭,有小孩大叫「閏會(高智晟的乳名)回來啦,閏會回來啦」。他的母親從院子裡跑了出來,在礆畔上等著。「閏會」,母親哭了,她上來拉住他的手走進院子。而他「卻很興奮,因為終於回到了家,而且是意想不到的快」。母親忙著給他做飯,他卻由於高興,並不感到餓了,「挑起水桶,竟一口氣從半里外的溝裡挑了兩趟水,仍覺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勁」。在吃飯的時候,他說他回來是為了要去當兵,母親沒有說話,他的大哥作主,同意了他的要求。因為要當兵,他「依著村裡的習俗給自己起了高智晟這個名字」,一個智慧而閃光的名字。

高智晟先生這一段的經歷,筆者寫到這裡不勝唏噓。要知道,八十年代是中共推行所謂的「改革開放」時期,公眾一般認為,那時,中共執政是比較「寬容」和「開明」的。然而,高智晟先生的這些活生生的故事,給了筆者以極大的震撼。可以說,中共統治的七十多年,中國最底層的百姓一直在死亡線上掙扎。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們看到中共基層官員貪得無厭地吸取底層百姓的血汗和殘酷無情對底層百姓的壓榨;看到中共所謂的「依法治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謊言,中共的法保護的是流氓惡霸而不是平民百姓;也看到所謂的「人民子弟兵」被中共訓練成了脫離人民的黨衛軍。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兵是高智晟先生走投無路時唯一的出路。

天將降大任於我們的英雄高智晟,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苦其心志,讓他自我修行完善。高智晟的母親常對他說,「窮人的孩子天照應」。這對在艱難危險的環境中拉煤的高智晟兄弟是極大的安慰。在高智晟一次次陷入絕境時,上帝總是為他打開一扇窗,讓他度過難關,看到發亮的未來。老胡夫婦、安會計、在黃陵客運站打工的老石匠、綏德客運站值班室的老大爺,是這些善良的普通人給了他幫助,也給了他對民間社會的信心。後來成為律師的高智晟,正如他母親教誨的,盡其全力幫助走投無路的底層民眾。在艱難困苦的磨練中,高智晟先生一直擁有真誠、善良和堅韌的品德,他無疑是我們的榜樣。@

高智晟先生步入社會時經歷的人心冷暖(上)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8/31/n13200712.htm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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