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縱橫】紅八月 受父牽連習也挨打 要文革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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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14日訊】大家好,歡迎收看《時事縱橫》,我是扶搖。今天是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

近日,中共當局連環出招,整肅各行各業,被外界形容為搞「二次文革」。雖然很多人都在提文革,但是沒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人,或者對那段歷史所知不多的人,其實並不能完全理解那是怎樣可怕的日子。

今天,我們就來聽聽《文革受難者》一書作者王友琴講述的幾件事,一起走近荒誕的文革。

「老子反動兒混蛋」習近平曾受牽連被打

王友琴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日前,她接受美國之音專訪,談到文革中,習近平曾因為父親習仲勛的原因,被學校的紅衛兵毆打。

1966年8月,文革初期北京「紅八月」期間,習近平還是北京八一學校六年級的學生。文革開始前,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被毛澤東以「利用小說反黨」為由迫害關押,習近平淪為黑五類子弟。

習近平當時的語文老師陳秋影告訴王友琴,習當時被打了。為什麼呢?因為紅衛兵運動除了打老師以外,他們有一副對聯,是他們的「組織路線」,叫作「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所以在那個夏天,如果爸爸媽媽被當成所謂「有問題的人」,他們的孩子也要被打。陳秋影說,當時習近平被打了以後,很痛苦,還問過她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陳秋影也回答不出來,只能安慰安慰他。

據說,習近平還曾被拉去遊街,但他的老師沒看見,只是聽說。陳秋影認為,當初習近平是個好孩子,沒有學壞。

卞仲耘家屬記錄紅衛兵罪證 卻等不到真相大白

在王友琴的書中,占據最長章節的,是關於北師大女附中(現為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副校長卞仲耘的內容,她是北京第一個被批鬥、毆打、凌虐致死的教育工作者。

對於有人辯解稱卞仲耘死於心臟病和高血壓,不是被毆打致死,王友琴認為這是企圖為當年紅衛兵暴行開脫罪責,是無恥的謊言。

王友琴在書中寫道,「我就是看到了才知道這是卞仲耘的血呀。我曾經住在這個宿舍樓裡。不大的一個宿舍,它五層。在一樓的走廊和那個樓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跡。」

王友琴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剛剛去世。這位百歲老人,生前堅持為慘死在紅衛兵棍棒和軍用皮帶之下的亡妻討公道,但是,最終還是沒有等到真相大白,也沒有看到打死卞仲耘的凶手們受到法律制裁。

王友琴說,王晶垚是受難者家人的一個典範。卞仲耘慘死後,他立刻去買了一個照相機,把屍體、血衣、上面寫的字、被打壞的手錶都照了相,他還照下了那個火葬場的青煙,他保存了當時收集的所有的資料。他儘了最大的努力,想要把這個事情告訴大家。

王友琴對美國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紅衛兵抄家的高潮有所減退,王晶垚在家中一個櫥櫃裡設置了紀念卞仲耘的靈位。卞仲耘的骨灰原先一直放在北京八寶山公墓,後來有一天,王晶垚去看的時候,居然找不著了。原來,當局把她的骨灰盒按照所謂的「幹部級別」換了位置。王晶垚非常生氣,他決定自己去買個墓地把它安置起來,免得在八寶山還被拿來拿去。

2017年9月9日,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舉行90年校慶活動,校方將中共高幹宋任窮之女、當年的紅衛兵領袖宋彬彬評選為「知名校友」,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竪立在學校大操場上,並將卞仲耘的照片,以及毛澤東與宋彬彬的合影都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合影中,宋彬彬正在給毛配戴紅衛兵袖章。

王友琴說,王晶垚對北師大附中校方的做法提出了強烈抗議。他給學校校長寫了一封公開信,直言宋彬彬獻的這個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鮮血。

2007年12月22號,王晶垚還給北師大附中校長袁愛俊寫過另一封公開信。他說,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的紅衛兵主要負責人之一,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強烈抗議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

王晶垚說,學校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也就是毛首次接見紅衛兵,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這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歷史的褻瀆。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公然誘發「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信號,應該引起所有人警覺。

卞仲耘走後,王晶垚還活了55年,今年8月29日去世。他在生前一直努力發聲,卻還是沒看到凶手被繩之以法。

在王友琴採訪調查的十所女子中學裡,包括北師大女附中,有三位校長和三位老師在「紅八月」裡被打死。這裡並不包括被打被羞辱之後自殺的人。

王友琴說,這是群體性的迫害。她去問過,還沒問到過沒挨過打的校長。小學校長都有被打死的,比如,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和教導主任。

文革慘烈亂象 毛澤東心知肚明

對於文革亂象之慘烈程度,王友琴認為,毛澤東心知肚明,上面的領導人也是都知道的。

她了解到,北京當時每天都上報打死人的數字,雖然不是很精確的統計,但是每一天上報,而且通過好幾個渠道報告。所以文革結束後,1980年,《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有一句話就是說,在8月到9月初的20天裡面,北京城一共打死了1772人。他們沒有公布這些人的名字,也沒有說是怎麼回事,就是有這麼一句話。

1985年,王友琴還在的一份官方報紙上發現了一批人的名字和銀行信息,這些人的銀行存摺沒有人領取,所以銀行把名字公布出來。而別人馬上就想到,這都是那些文革中被打死害死的人的銀行存摺。王友琴認識的一名受難者的女兒,就是看到了那個名單上的名字,去銀行領了母親的存摺。

毛澤東既然了解當時的社會動亂和任意殺戮現象,他為什麼故意放任這些暴行?

王友琴認為,這樣的暴力和恐怖,是控制人民的最強有力的方法。所以一直到55年之後的現在,有很多人你去問他文革的事兒,他馬上就說不想說這個事兒,這種恐怖的力量顯而易見。

所以,文革的暴力迫害和殺戮不僅毀掉了許多人的生命,還帶來長久的恐怖、毀壞了人們的道德。

「我們應該起來抗爭」

有評論人士認為,現在,中共當局在許多方面追隨或模仿毛澤東,導致文革沉渣再度泛起。社會上出現了鼓勵學生舉報老師,或「不得妄議」等,與文革中「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荒唐現象很像。北京最近還提倡所謂的「共同富裕」,整肅教育、文藝、金融、科技多個行業,等等。

王友琴說,我們應該認識到,有些人他們在控制怎麼寫歷史。他們把歷史改寫了,也就體現出這些人想要製造一個什麼樣的將來。

她說,「如果你覺得文革是一個探索,而不是一個罪惡。如果你覺得打死卞仲耘校長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那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還會要做這樣的事呢?我們還會重複這樣的不講法律、反人類的殘忍的做法?我覺得這是應該特別討論的一個問題。」

當然,很多普通人可能覺得自己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大家可以爭取有,「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麼樣子的將來」。

王友琴的書《文革受難者》,記錄了659個人,他們全部得到了平反。但是,這本書現在在中國大陸被禁,她把相關信息放到網頁上,網頁也被封禁。

王友琴說,「我覺得我們應該起來抗爭。這不是寫歷史的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的價值觀念、我們的道德原則和我們的理想的問題。」

《時事縱橫》製作組

(責任編輯: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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