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時:中南海一號保鏢周洪許其人其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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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四,周洪許的專業素質(下)

搶險救災

我們不妨先談談紅軍將領陳樹湘、北京衛戍區「老虎團」,回頭再來分析周洪許的「搶險救災」重任。

陳樹湘(1905-1934),湖南長沙人,紅軍戰將。1934年中共南方各省「蘇區」根據地相繼失守,紅軍被迫實施戰略撤退即所謂「長征」。「長征」途中湘江戰役時,陳樹湘任紅五軍團第34師(即紅34師)師長,奉命率部擔任整個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的後衛,阻擊追兵於湘江以東。完成阻擊任務之際,以閩西子弟為主體的該師六千餘人幾乎全軍覆沒,其中一千餘人被俘。陳樹湘突圍潰退時腹部中彈,重傷被俘後不久身亡。關於其死因,說法不一。中共官方媒體大肆宣傳的說法是,被押解途中陳樹湘用手「斷腸」自盡。但中共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斷腸」說法的依據只是民間傳說[19]。至於「民間傳說」是否真的源自民間,它何時產生、何時流傳、何時被發現,也都很值得存疑。

以中共意識形態灌輸「洗腦」的需要,陳樹湘固然是它要宣傳的「革命英雄」,但宣傳調門的空前拔高則與習近平有關。下列時間表展示了調門拔高的大略軌跡——

2014年10月,在福建古田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述了紅軍第34師師長陳樹湘戰場被俘後「斷腸明志」的故事[20];
2016年10月17日,CCTV綜合頻道開始播出32集電視劇《絕命後衛師》。該劇以陳樹湘及其紅34師湘江阻擊戰為題材,由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出品;
2017年6月,於2016年已經攝製完畢的電影《血戰湘江》公映。該片以陳樹湘的紅34師湘江阻擊戰為題材,由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
2017年9月16日,《血戰湘江》獲中國電影「金雞獎」之組委會特別獎;
2017年9月28日,《血戰湘江》獲「精神文明建設」獎之(電影)優秀作品獎;《絕命後衛師》獲精神文明建設獎之(電視劇)優秀作品獎;
2018年4月3日,《絕命後衛師》獲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優秀電視劇大獎;
2018年10月14日,《絕命後衛師》獲中國電視劇「金鷹獎」之優秀電視劇獎;
2019年3月4日,在政協文藝界、社科界聯組討論會上,習近平提到電影《血戰湘江》及其主角之一陳樹湘;
2019年4月30日,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發表講話再次提到陳樹湘;
2019年9月,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在廣西桂林全州縣才灣鎮落成;
2021年4月25日,習近平去坐落於廣西桂林全州的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向湘江戰役陣亡紅軍官兵敬獻花圈,參觀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

[註:以上時間表只列出《絕命後衛師》和《血戰湘江》所獲部分獎項。陳樹湘及紅34師湘江阻擊戰的內容還反映在有關「長征」等題材的眾多影視作品及其他文藝作品中。]

中共媒體對此自然心領神會,提示性評論、解說性宣傳也紛至沓來,試舉2021年的幾例:3月21日鳳凰歷史《這位讓習近平念念不忘並多次提及的紅軍師長是誰?》,4月25日新華社《習近平為何如此重視這場關鍵一戰?》,7月7日央視網《聽,習近平講英雄故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從職業軍人和軍事指揮員角度看,陳樹湘確乎有勇有謀且善戰。但習近平所看重的主要不是這個,他最看重的是:軍人要為黨「斷腸」,軍隊要為黨「絕命」。不過誰都明白,這樣對全黨、全軍大面積提出的「絕對忠誠」要求,最終只能流於口號。習近平和中共高層實則是對特定小範圍提出的明確要求:警衛人員要為領導人「斷腸」,「御林軍」要為中南海「絕命」。

上有所求,下必應焉。為迎合針對上述小範圍的政治需求,若干媒體開始編虛造假。如新華社長沙2018年9月9日有關其履歷、職務的一項內容:

1930年6月,陳樹湘任紅1軍團總指揮部特務隊隊長,8月任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特務隊隊長,負責對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警衛工作。[21]

然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年9月16日刊文介紹了陳樹湘同一時期的履歷,其中則完全沒有上述職務——

1930年1月至1933年6月,陳樹湘先後任紅軍(長)汀連(城)獨立團團長,福建省軍區獨立第七師、獨立第九師師長,紅十九軍五十四師師長。後紅十九軍縮編成紅三十四師,他由師長「降」為一○一團團長,但他沒有任何怨言。[22]

截止2021年8月底,大部分中共官媒、眾多海內外網站亦無陳樹湘曾「負責對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警衛工作」之類虛假陳述。至於新華社等中共官媒造假的目的,無非是要把「斷腸絕命」式忠誠的對象,由寬泛抽象的「黨和國家」逐漸收攏並聚焦於一小撮「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核心」罷了。

長期以來,除了「貼身防彈衣」——保衛中南海區域的中央警衛局部隊之外,最靠近中南海外圍、負責第一防衛圈的近衛部隊是北京衛戍區,其中戰鬥力最強者當推警衛第3師(師部駐地北京市通州區)。研究著述《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描述這支「絕命近衛師」如下:

警衛第3師是北京衛戍區唯一依照野戰部隊編制裝備的部隊,名義上是警衛師,其實是貨真價實的野戰師,而且是最早的解放軍機械化部隊之一。該師不僅有地面炮兵團、高射炮兵團,而且還有坦克團,是裝備最好、訓練有素、戰鬥力極強的解放軍野戰師之一,戰鬥力超過一般的野戰軍部隊。該師平時一般不擔負內務警衛任務,部隊集中駐紮,屬於應急機動部隊,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在危急時刻殺出一條血路,掩護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屬撤離北京。

[……]警衛第3師才是中共真正的御林軍、保護神。[23]

不過,2017年11月下旬披露出來的爆炸性醜聞,讓人們對這支「絕命近衛師」瞠目相看:北京市朝陽區管莊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至少近二十名幼童遭性虐,而涉嫌施虐者正是北京衛戍區「老虎團」的數名軍官以及至少一位他們的上司。「老虎團」即警衛第3師下轄的警衛第13團。(至於那位上司,其為警衛第3師「首長」乎?北京衛戍區「首長」乎?更高級別「首長」乎?暫時不得而知。)仍據《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

警衛第13團是警衛第3師的主力部隊,屬於摩托化步兵團。其前身是新四軍第1支隊第2團。1938年1月組建之後就成為新四軍的主力團隊,被新四軍軍部授予「戰鬥模範團」稱號,在戰爭年代贏得了「老虎團」之譽。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該團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一等功。

警衛第13團作為御林軍主力,屬於應急機動部隊,長年處於緊急準備狀態,[……]只要警衛第3師有重大任務,警衛第13團肯定打頭陣。[24]

「絕命近衛師」既有「保衛中央領導」之重責在身,故而盡得中南海之恩寵。「紅黃藍幼兒園事件」後,「老虎團」也未遭追究,傳說在警衛第3師內部也未予深究。但師不可縱,縱則驕奢;將不可寵,寵則淫逸。驕奢淫逸於京畿之地的「御林軍」、「保護神」,即便是有勇有謀且死心塌地,靠得住嗎?「絕命近衛師」如此,「貼身防彈衣」又能好到哪裡去呢?關鍵時刻,他們能「斷腸」、能「絕命」、能當「陳樹湘」嗎?於是,陳登鋁、周洪許等「畿外之將」便受命進京了。

為什麼是陳登鋁?原因之一是他來自駐閩部隊。習近平主政福建期間,與福建駐軍關係不錯,與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現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有淵源。陳登鋁曾任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第14兩棲裝甲旅(旅部駐地福建漳州)政委,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第91兩棲摩步師(師部駐地福建漳州)政委,西部戰區第76集團軍(軍部駐地青海西寧)政委等職,此外,還曾是青海省第十三屆人大代表。這位人稱「閩籍少將」的中央警衛局政委似乎還有著「籍貫優勢」。據報道,2014年10月31日,習近平與福建古田地區老紅軍及家屬座談時頗有感慨地說:「長征出發時,紅軍隊伍中有兩萬多閩西兒女。擔任中央紅軍總後衛的紅34師,6000多人主要是閩西子弟,湘江一戰幾乎全部犧牲。」[25]

如此看來,陳登鋁出生為「閩籍」,出身為「閩伍」,豈不「籍伍雙全」哉!

那為什麼是周洪許呢?以本文之見,周洪許之所以被中南海所看中,作戰訓練在其次,炮兵業務更其次,主要在於「搶險救災」。換言之,「搶險救災」才是周洪許任職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王牌」或「金牌」。周洪許誠然並非「閩籍」,但當年「絕命後衛師」師長陳樹湘為「湘籍」,不同樣是「非閩籍」將領嗎?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參加搶險救災的部隊來自各大軍區、各軍兵種,深入地震險區的部隊也遠不止一支,為何偏偏炮兵團及其團長周洪許進入了中南海的視野呢?

首先是比起別的指揮官,周洪許「細緻得讓人佩服」。請看他如何組織救援地震災區內雲湖森林公園遇險的專家學者們:

翌日清晨,官兵們用砍來的竹子和賓館的被單做了擔架,同時還為每個老教授做了一根拐杖。細心的戰士們為了避免老教授磨手,特意在每把拐杖的扶手處纏上了布條。一向做事幹練的團長周洪許此時細緻得讓人佩服,他交代戰士們:「不管路上多麼艱難,我們的擔架要始終保持平穩,始終保持擔架上躺著的教授頭要比腳高,絕不能讓他們出現新傷……」[26]

其次,周洪許決絕得也同樣「讓人佩服」。因為他還對官兵們說:「你們可以傷亡,但這些專家學者一個都不能再有傷亡……」[27]

這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要求警衛人員所具備的「絕命」精神——讓自己赴死,換來「首長」存活,一切為了「首長」。筆者無意批評那些被炮兵團官兵救援的學者專家。他們都年逾花甲,最年長者86歲,好些人步履蹣跚,其中還有人已經受傷,而地震災區地表大半有險阻而無道路,因此他們上擔架被軍人抬著無可厚非。

但是,1934年至1935年的「長征」路上,毛澤東和不少中共領導人竟然都這樣讓人用擔架一路抬著走過「長征」過半里程,直到過川西的雪山、草地時才不得不下了擔架,由警衛員攙扶著行走。因為「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就連遠比毛澤東正經不知多少倍的黃克誠都躺在擔架上指揮戰鬥,因而被朱德大罵一通[28]。六十多年後仍然有抬過擔架但倖存下來的紅軍老兵痛斥這些「中央領導」的「地主作風」[29]。經過「長征」而存活下來一位「中央領導」,通常要以幾十名抬擔架的紅軍士兵死亡為代價。因為從江西到川西,平均每副「中央領導」擔架都要先後累死幾十名紅軍士兵。為了掩蓋「革命領袖」在征途險境中依然要享受的奢靡待遇,為了掩蓋他們接受共產教條洗禮後的冷血無情,為了掩蓋他們漠視普通戰士的生命且習以為常,這些為「護主」而功高命絕的紅軍士兵至今沒有被「黨中央」正經紀念過,也從來沒有被中共官媒或官方文藝作品正面歌頌過。就像「長征」時一樣,當前在實際運作中,中南海對中央警衛局官兵其實也有著「三擔」要求:擔抬重負(如上述擔架),擔當「斷腸」、「絕命」的重任,擔待「當無名英雄」的待遇。

當年「中央紅軍長征」時,「首長」們都沒有隨行的子女。只有30名女紅軍組成的「婦女隊」裡,其成員也並非全是「中央首長」夫人。誠然,婦女隊中包括劉群先(婦女隊隊長、博古夫人)、金維映(婦女隊政委、李維漢夫人)、蔡暢(李富春夫人)、鄧穎超(周恩來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賀子珍(毛澤東夫人)、肖月華(李德夫人)、李伯釗(楊尚昆夫人)、廖似光(凱豐夫人)、陳慧清(鄧發夫人)、錢希鈞(毛澤民夫人)等人。

如今的「首長」們要遠征或進行「新長征」,隨行的家屬子女可是一大堆,有養尊處優的配偶,有攜帶「紅色基因」而「根正苗紅」的婚生子女,甚至可能包括有著「紅私基因」而「苗紅根不正」的非婚生子女;至於要裝箱的家財、要打點的行裝恐怕也遠超中華民國當年的所謂「四大家族」,所以難免在限時撤離北京的忙亂之際還要拖拖拉拉地處理一些婆婆媽媽的事兒。「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自然會要求中央警衛局官兵和其他工作人員要耐心、要做到不厭其煩。周洪許指揮下的炮兵團官兵還真的就特別經得起磨蹭、耐得了煩。這是他們的又一個特點。仍以他們在地震災區內雲湖森林公園的救援為例:

一切準備就緒了,就在將要出發的時候,一位女專家突然想到在地震中死去的丈夫有個筆記本還在他們住過的賓館裡。戰士們向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整個賓館的後牆已經倒塌,有的房頂也已經塌了下來。
工作人員望著廢墟,覺得太危險。女專家說,筆記本裡記錄著她丈夫近期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把它找到,那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班長胡軍二話沒說,立即帶領2名戰士進入倒塌的宿舍中,在依然搖晃的房屋中經過一個小時的反覆尋找,終於取到了筆記本。[30]

這一事例好似中共領導層「新長征」前奏曲中某個音符的「預奏」。未來撤離北京前夜,包括周洪許在內的中央警衛局官兵除了保護「首長」之外,還要耐勞耐煩地聽取那些「首長」家屬們或頤指氣使或七嘴八舌的眾多命令,並果斷修改、適度調整他們命令中雜亂無章且自相矛盾之處,同時小心翼翼地讚歎命令的某些內容被「幸虧想到」以維護或照顧「首長」家屬的顏面,出發時還要任勞任怨奉命攜帶大量理應拋棄的「罈罈罐罐」,一如「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前的作派:無論死多少紅軍官兵,都要保住「蘇區」的「罈罈罐罐」——造幣廠、兵工廠、印刷廠、紅軍總醫院的成套設備,發電機,十幾人抬的重炮底盤等裝備,大量「蘇區」貨幣,還有「蘇區」圖書館藏書,戲劇服裝、道具和帷幕等。直到發現紅軍官兵戰死再多都無濟於事了,這才戀戀不捨地放棄「罈罈罐罐」。而紅軍官兵的生命,則可以一無反顧地斷然拋棄,只要「中央首長」有需要(對部下通常解釋為「革命事業」需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撤離北京時,中南海警衛局官兵用幾條人命甚至十幾條人命拚死換來某「首長」女眷的一個化妝箱(「首長」甚至懶得謊稱裡面有「機要文件」)——到時候如果發生這樣的故事,筆者完全不會有任何意外感。

或有讀者發問: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憑什麼要撤離北京呢?或者說,在什麼情況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會撤離北京呢?試舉一例: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期間,鄧小平、陳雲、李鵬等中共黨魁就已作好準備,一旦軍隊拒絕鎮壓人民或全國局勢失控,他們就攜國庫巨款出逃海外,首選流亡地為巴基斯坦。「六四」前夕,滿載財寶外幣的外逃專機若干架,已經由空軍第34運輸機師北京南苑機場塔台匆匆調度,在跑道上待命起飛了。據說這一出逃預案在1980年代初就開始醞釀了。現今的中共高層準備政權崩潰時出逃的「沉船計劃」[31]更是早已經營有年、內容繁詳且不時外溢於海內外的民間社會了。

按計劃出逃自然不算太大的難題,但倉惶出逃於臨危之際則另當別論。

2005年7月14日,中共國防大學防務學院時任院長朱成虎少將(授銜年份無處提供)在北京國際新聞發布會上宣稱:中共「解放台灣」時,如若美軍介入台海衝突,解放軍將率先使用核武器來「摧毀數百個美國城市」。朱成虎還宣稱中共準備以犧牲「西安以東兩百多個城市」為代價,即準備讓它們毀於美國的核報復[32]。當然,他本人屆時則會倚仗特權而追隨「黨中央和軍委領導」安全地躲避於「西安以西」的地下掩體中。

雖然這種核叫囂、核訛詐、核挑釁未必真能如願以償,但北京當局任由朱成虎之輩口出此等「戰狼」言論,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挑釁對抗。由此觀之,是否有一天需要「新長征」還真不好說了。比如,哪一天「西安以東」被朱成虎之流葬送之後,美軍威力最大的常規武器「炸彈之母」或「巨型鑽地彈」又落在了「西安以西」地區覆蓋地下掩體的地表之上,瞬間大地顫動,地貌劇變,高山為谷,深淵為陵,河道堵塞而頓成堰塞湖,嶺崩坡裂而驚現絕壁斷崖……在如此「急難險重」狀況下實施救援警衛和掩護撤退轉移,中共軍隊受過這方面考驗的部隊中,恐怕首先要數周洪許當過團長的原成都軍區第14集團軍第40叢林戰步兵師炮兵團。全軍有過如此「絕境突圍」實戰經驗的指揮官中,級別最高者可能也就是周洪許這個當年的團長。中國大陸軍旅女作家裘山山的報告文學《從絕境中突圍》,就描寫了當年這位中校團長及其部下,身陷峰墜路毀之絕地,在直升機飛過時捲起的氣流就可能引發餘震的陡峭山脊之上,如何實施「絕境突圍」。

一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首長」及其家屬子女們身處如此「絕境」,他們將何以「突圍」呢?

所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員們,中央軍委委員們,到時候恐怕都得這樣「踩牛背」。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夫人(還有女委員的丈夫)、子女,恐怕都得由中央警衛局官兵背著、馱著渡過這樣的難關。至於其中體型肥胖臃腫者,官兵們恐怕只能幫著他們像上述孕婦那樣「一點一點地挪過去」……如同「中央紅軍」經歷了湘江一戰,這支簇擁著「黨和國家領導核心」的疲憊隊伍,雖敗猶冗長而綿延若干公里,過秦嶺,出祁連,傍天山,迎著塔克拉瑪干騰起的漫天飛沙,頂著帕米爾飄來的滿天飛雪,沿著路懸一線的瓦罕走廊,在扮演類似於「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角色的塔利班友軍接應下,跋涉前往希望所系卻又前景渺茫的伊朗高原……

當年紅軍得以湘江突圍絕非僅憑紅34師,當然更非僅憑陳樹湘一人,人們最起碼還可以列舉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等一長串名字。彭德懷、林彪這兩位元帥比之陳樹湘有兩大區別:第一,在湘江戰役中,他們指揮的部隊比陳樹湘多、所處的級別比陳樹湘高、肩負的職責比陳樹湘重、對戰役所起的作用比陳樹湘大,在「挽救紅軍」、「挽救黨」上的貢獻遠比陳樹湘重要得多。第二,陳樹湘死於中共的敵人之手,林彪、彭德懷則死於中共黨魁毛澤東之手。

假如陳樹湘也能夠西渡湘江而突圍,並走完「長征」、活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像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元帥及「我軍」一大批高級將領(其中包括不少湘江戰役的親歷者)那樣死於毛澤東之手,其概率應該不會很小。

在「挽救紅軍」、「挽救黨」上,堪稱貢獻比林彪、彭德懷還要大的是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人,因為他們創建了陝甘紅色根據地,在陝北為「長征」、為筋疲力竭的「中央紅軍」、為奄奄一息的「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得以續命的「落腳點」。以周洪許、陳登鋁從小所受到的中共「黨文化」紅色教育薰陶,這可是「中國革命史詩」中的「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啊!然而中共建政後,習仲勳為一部反映陝甘根據地的小說《劉志丹》提供了一些素材,於1962年被毛澤東判定為「利用小說反黨」而投入監獄達16年之久,出獄時已經分辨不清兩個兒子習近平和習遠平誰是誰了。高崗1954年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在絕望中自殺身亡。1935年10月「咱們中央紅軍到陝北」之後不久,劉志丹於1936年4月25日在山西境內對晉綏軍的一次戰鬥中,被中共政治保衛局派往前線的特派員裴周玉從背後開槍暗殺於指揮位置上[34]。史學名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對此有記載,並評論如下:

在中共史上,劉志丹是唯一一個死在前線的根據地最高領袖。不僅他,他在陝北的左右手也都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三月,楊森死於五月初。也就是說,毛[澤東]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紅軍三個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這樣的命運在紅軍裡絕無僅有。[35]

看來,準備有朝一日像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那樣「在危急時刻殺出一條血路,掩護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屬撤離」的周洪許、陳登鋁們,實在應當看看海外人士撰寫的、非北京官方欽定的、真正尊重客觀事實的中共黨史類著作。例如不妨讀一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張戎等著)、《晚年周恩來》(高文謙著)等。哪怕你思想上再堅持「對黨忠誠」,從安全警衛工作本身的實際需要來看,也確實應該認真讀一讀這類著作。

經過「文化大革命」後的1970年代末,中共黨內高層近乎所有人對毛澤東都有微詞怨言甚至批判譴責,體制內外的其他人亦有所聞。有人對此有所聞後認為:毛澤東整死眾多為中共、為中共軍隊、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者,那是他的私心和權術,因為黨、軍隊、「革命」都不過是他個人的工具而已;不過,對那些為毛澤東本人、為這個「最高領袖」的個人安危作出貢獻者,他總應該手下留情、關照有加吧?假如周洪許、陳登鋁也這樣想,那麼,他們可以看看他們的前輩和前任羅瑞卿大將。因為他們與羅瑞卿一樣,或者說羅瑞卿與他們一樣,都是負責最高領導人的安全警衛工作的。

羅多年負責毛的安全,毛對他完全信任,親切地叫他「羅長子」,說:「羅長子在我身邊,天塌下來,有他頂著。」「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這樣的話毛是不輕易說的。[36]

但是,林彪嫉恨羅瑞卿;而毛澤東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亟需與林彪做成暗箱政治交易,所以決定犧牲羅瑞卿,把他打成「野心家」[37]。羅瑞卿「文革」後感嘆不已:「伴君如伴虎啊!」

「虎」從何來?「虎」從專制來。中共「黨領導一切」的專制制度或專制體制下,有「君」即「虎」,暫且沒有「君」也會從中生出「君」,一時沒有「虎」也會由此生成「虎」。伴「君」於其側者,一如伴虎於其穴者也,危哉矣!

與羅瑞卿及其同行、後輩們相比,距離「虎口」更近的往往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據不完全統計,中共歷史上至少已經有7名軍委副主席死於黨內鬥爭,這一職務因而被稱為「高危職務」[38]。究其首要原因,就在於軍委副主席離軍委主席(通常兼黨的最高領導人)那「一步之遙」。正如鄧小平1973年12月領會毛澤東暗示後警告周恩來時所說的:「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39]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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