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原:習近平敏感時刻公開談權力更替

10月14日,習近平在中共人大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到了「競爭」,並稱之為「制度競爭」。同時,習近平解釋「民主」時,還忽然提到了領導層能否「有序更替」,在此敏感時刻對黨內的罕見喊話,再次透露了他的擔憂。

習近平的「競爭」和拜登的「競爭」

10月6日,中共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會面後,白宮的聲明繼續強調「負責任地管理兩國之間競爭的重要性」。新華社發布的聲明則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

10月14日的中共人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稱,「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制度競爭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方面,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贏得戰略主動的重要優勢。」

事隔一週,習近平也談「競爭」,似乎同意了中美「競爭」的概念。假如習近平所說的「競爭」不是指美國,又會指哪些國家呢?

習近平和拜登的敘事方法恰好相反。拜登把對抗或「冷戰」降格描繪成「競爭」或「激烈競爭」;習近平表面上也說「競爭」,實際的解釋卻是對抗和爭霸。兩人說法不同,但都無法迴避中美對抗的現實。

拜登試圖迴避一爭高下,習近平卻偏要一爭高下,因此始終想爭奪「戰略主動」,只是實力不濟、手段有限。無奈之下,習近平把人大的花瓶制度也描繪成了「制度優勢」,還試圖詮釋民主,實際卻揭示了中共政權內外都感到了強烈的危機。

民主只是用來裝飾的口頭禪

習近平稱,「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

這句話本身的邏輯並沒錯,但在中國大陸,相信絕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現有中共人大制度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註腳。

習近平稱,「民主選舉産生人大代表」;絕大多數中國人應該沒有這樣的經歷,也不知道所謂的「人大代表」究竟是如何產生的。但很多人都知道,所謂的「人大委員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共高官退休後,一般都到人大常委會養老,級別高的可能獲得副委員長的頭銜,階別低些的只能混個委員之類。

「人大代表」是被指定的,中共的人大會議一年也只開一次會,平時的權力都在人大常委會。「人大委員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到底聽黨的,還是聽人民的,也一目了然。因此,中共人大又被稱為「橡皮圖章」,人大代表被稱為「舉手機器」,現在應該叫「按鈕機器」。

習近平也不諱言地稱,「要加強黨對人大工作的全面領導」,各級黨委要「定期聽取人大常委會黨組工作匯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成為自覺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政治機關。」

這些要求,等於把之前所說的「人民當家作主」徹底推翻了。人大不但沒法代表人民監督「黨和政府」,反而要接受黨的監督和領導。「人大代表」還被要求「站穩政治立場,履行政治責任」,「強化政治機關意識」。人大被明確定義為中共的一個「政治機關」。

這樣的制度,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制度優勢」,以這樣的制度對外「競爭」,如今的局面已經「高下立判」。中國沒有民主,中共內部同樣沒有民主,中共權力交接的血雨腥風更毫無「優勢」可言。

中共領導層能否「有序更替」?

習近平在講話中少見地談到了權力更迭的敏感話題,他說,「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係。」

答案當然又是否定的。中共的權力更迭,每每伴隨著激烈內鬥,可謂無法無序;勝者為王,敗者至少會成為階下囚,甚至被處死。中共高層的決策,更談不上「科學化、民主化」,目前中共遭遇的一系列內外難題,正是高層一系列錯誤決策造成的;一般能力的人應該都看到了問題所在,卻不允許說,否則就是「妄議中央」,真正的人才又怎麼可能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係」。

中共即將進行新一輪的權力更迭,習近平要連任,當然要防止有人公開反對、攪局,因此藉機對黨內喊話,希望「有序更替」、少出岔子。習近平講話後,栗戰書馬上表態稱,「堅定不移貫徹落實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最高政治原則,確保人大各項工作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

此次中共人大工作會議,政治局七常委和王岐山悉數出席,習近平藉機對黨內上下全面喊話,公開提及領導層「有序更替」,實際等於在為關鍵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做鋪墊。

中共的所謂「制度優勢」,或許能幫助少數人繼續掌權,維護少數人的利益,但中國對外不但繼續毫無「競爭」優勢,還只能劣勢連連。

中共內外都是敵人,最大的敵人始終在內部,中共高層既怕老百姓,更怕黨內的對手,卻妄談對外「競爭」。中共最終的結局,也必然倒在自己所謂的「制度」之下。望這樣的日子早點到來,中國老百姓的苦日子早點結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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