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秘書自殺之謎:丟失重要筆記本?

智效民

FacebookPrintFont Size簡體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1月12日訊】周恩來外交秘書斯大林的追隨者楊剛自殺的真正原因為何?有人說,楊剛去世的前一天參加批判「丁陳反黨集團」大會,大會對丁玲「歷史問題」的嚴厲清算刺激了她。也有人說,她在擔任周恩來外交秘書時,丟失過一個重要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國家領導人的談話,這才是她自殺的真正原因……

今天寫一下斯大林的忠實粉絲、號稱新聞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楊剛自殺之謎。

楊剛原名楊繽,其父楊會康是清朝舊臣,民國以後在江西、湖北擔任過政務廳長、財政廳長和代理省長等職務。

楊會康比較開明,為了讓女兒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會學校。北伐戰爭中,楊繽因父親被農民協會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淵。考入燕京大學以後,她因為崇拜斯大林,改名為楊剛,然後「抱著和親人永別與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黨要求」。

1929年夏天,楊剛在燕京大學包貴思教授的家庭朗誦會上認識了蕭乾。在交往中,她除了向蕭宣傳革命外,還幫他弄了一張假文憑考上輔仁大學。

後來,楊剛因為參加遊行被捕入獄。蕭乾則成了斯諾家的座上客。斯諾得知蕭乾已在《大公報》上發表過小說,並且與外國人編過介紹中國的刊物後,便希望蕭能幫他編一本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書籍。蕭徵得斯諾同意,邀請已經出獄的楊剛也來參加。

1939年,蕭正在香港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收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信,邀請他去執教。於是他向報社推薦楊剛接替自己的工作。報社總經理胡政之聽說楊是共產黨員,準備另選他人。蕭力陳己見,終於讓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見。

《大公報》是飲譽海內外的一份民間大報。其「不黨、不私、不偏、不盲」的辦報宗旨為世人稱道。但是被夏衍戲稱為「浩烈之徒」的楊剛,卻對此不感興趣。假如不是地下黨的決定,她是不肯俯就的。

很多年以後,愛潑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些國際人士成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標。為了幫助他們撤離香港,楊剛「做了大量細緻的準備工作,包括把我從我的住所和工作地點秘密轉移。」

有人撰文說,在轉移過程中,楊剛把愛潑斯坦帶到自己隱蔽的一家醫院,讓醫生在他「腿上劃上一刀,作為被彈片擦傷的病人,方才在醫院安頓了下來。」隨後,經愛氏夫婦介紹,她還與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前往江浙前線採訪。採訪中,她克服了常人無法想像的困難,寫下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戰地通訊,並以《東南行》結集出版。這些文章既為國人激賞,也被外國人稱道。一位美國駐華武官認為,這是「他所讀到的最好報導」。

一九四三年,楊剛奉命來到戰時陪都重慶,以《大公報》編輯兼外交記者的身份,往來於駐華外交使節和國際友人中間,並結識了年輕的費正清博士。

當時費正清是美國戰略情報局派駐中國的負責人,為獲得更多情報,他開始與「左派人士」交往,楊剛和龔澎就是其中的兩位。在費正清眼裡,楊剛身材苗條,容貌秀雅。性格剛烈,她雖然「不具龔澎的魅力,也未公開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出現」,但是卻喜歡「以更鋒利的筆調」、從「更廣闊的哲學背景來探索中國的前途問題。」

交往中,他們建立了書信聯繫。費正清從楊的來信中發現,她不僅是個「非常嚴肅和虔誠的觀察家」,而且還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分析家。他甚至感到,與楊進行「討論真是上帝給我的恩賜。得到這麼一位朋友是多麼幸運。」

與此同時,費正清認為從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價值取向,因為這個「剛」字是表示「鋼」的性格,而所謂鋼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靈」!(在俄語中,「鋼」讀如斯大林。)

這時候,楊剛萌生了去美國留學並考察美國社會的念頭。一九四四年三月。在費正清和包貴思等人的幫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並獲得為期一年的免費。

根據當局規定,凡出國人員必須進中央訓練團受訓,但楊剛卻寧肯不出國也不去受訓。後來在胡政之的努力下,由蔣介石特批,她才免於受訓去了美國。在那裡,她又寫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訊,並結成另外一個集子——《美國札記》。

第二年,為了採訪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蕭乾從歐洲戰場來到美國,與楊剛在舊金山重逢。想當年,由於走得太急,蕭在赴英之前都來不及與楊見面,沒想到闊別十年之後,竟會在異國他鄉相見。對此,傳記作家李輝這樣寫道:「在舊金山,一走下火車,蕭乾就聽到一聲興奮的喊叫。多麼熟悉的女性聲音,一下子把蕭乾帶進一種彷彿喝醉了酒的境界。」

在這次採訪中,蕭乾敏銳地發現,儘管聯合國的成立和納粹德國的投降為中國帶來了和平的希望,但如果國共兩黨還要為各自的利益而爭鬥的話,那就很可能爆發大規模內戰。為此,他在散步中向楊剛傾吐了心中的憂慮。楊剛告訴他,「共產黨是不會打內戰的,關鍵是要看國民黨願不願意實行憲政,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在當時,儘管楊剛非常樂觀,非常自信,「她的情緒似乎感染了蕭乾,但仍不能完全打消他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嚴肅性的憂慮,甚至恐懼。」

在後來的接觸中,細心的蕭乾又發現:在楊剛的眼裡,有一絲不太容易覺察的傷感和憂鬱;在她的談吐中,也夾雜著幾聲輕微的嘆息。蕭不知道她究竟是內心有什麼矛盾,還是在其他方面遇上麻煩。

蕭、楊二人的再次見面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天。當時,剛從美國歸來的楊剛準備策動《大公報》起義,而蕭乾卻被郭沫若指責為「黑色」反動文藝的代表人物。在楊剛的勸說下,一貫以「不帶地圖」自居的蕭乾,終於「按圖索驥」地逃到香港,準備參加《大公報》起義。正在這時,英國劍橋大學專門派漢學家何倫教授來找他,請他前去執教。

何倫是捷克人。他列舉發生在東歐的大量事實,希望蕭乾慎重行事。與此同時,有人給蕭乾送來《斯大林傳》,讓他看看蘇聯肅反運動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也有人幫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國,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陸。

經過徹夜不眠的思考,特別是想到楊剛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蕭乾終於選擇了「前途危機四伏」的下策:回大陸成為共產黨的幹部。

新的生活開始後,蕭乾雖然還是從事編輯寫作工作,並決心以滿腔的熱情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但是他卻被一種嚴重的不信任所包圍。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正準備參加一個代表團赴英國訪問,卻在臨行的前一天被無緣無故取消資格,這與當年《大公報》送他們出國形成鮮明的對照。

相比之下,楊剛正深得周恩來器重,忙得不可開交:她先後在外交部、總理辦公室和中宣部等部門工作,協助周恩來處理朝鮮問題和許多重大的國際事務。1955年,為了加強《人民日報》的對外宣傳,周恩來調楊剛擔任該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評論工作。

當時,楊已經是年過半百,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為了消除疲勞,她一天要吸四五十支香菸。出乎意料的是,半年以後一場車禍突然發生,給她留下了腦震盪後遺症。經過一段療養,楊剛恢復工作,主管《人民日報》的文藝副刊,並聘請蕭乾擔任文藝部顧問。

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以後,單純的蕭乾於五月底寫了一篇長文寄給《人民日報》。文章寄出以後。蕭夫人文潔若放心不下,讓他打電話追回,但是該報負責人卻說他的文章對黨整風有益,不要有什麼顧慮。

文章見報後僅僅一週,《人民日報》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因此,蕭乾就幾乎成了最後一個自投羅網的「右派」。

在此期間,我不知道楊剛是否瞭解事情的全部。就是瞭解,恐怕她也愛莫能助。翻閱當年的《人民日報》,我看到就在上述社論發表的第二天。文藝版上有一首署名金銀花的長詩——《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據說它是楊剛的手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此之後不久,楊剛突然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多年來楊剛孑然一身,只有遠在蘇聯留學的女兒是她唯一的親人,她不可能因為家庭原因而自尋短見,所以有人都把她的自殺,歸咎於那次令人生疑的車禍。理由是事故發生之後,她的精神就有點反常。

也有人說,楊剛去世的前一天,曾參加了批判「丁陳反黨集團」大會。因為她早年與丁玲有過交往,而大會對丁玲「歷史問題」的嚴厲清算又刺激了她,再加上她在30年代初因為與黨小組長意見不合,曾經賭氣脫黨,才使她作出如此選擇。

還有人說,她在擔任周恩來外交秘書的時候,丟失過一個重要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國家領導人的談話,這才是她自殺的真正原因……

除此而外,她本人對自殺的看法也許更有助於後人探明事情的真相。抗日戰爭時期,楊剛在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中說:「我想,中國人在生活上堅持不懈的信念可以闡明某種道理。……我們極少有人自殺」。

1950年,她得知自己的老師馬蒂遜教授在波士頓自殺後,又寫下這樣的話:「通常我們容易把自殺歸咎於自殺者的軟弱。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說法是對的。尤其是當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作生死鬥爭的時候,基本上屬於進步力量的個人或由於不堪忍受反動勢力的壓迫,或由於鬥爭激烈、勝負不分、形勢混亂而產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見前途的情況,便決心以一死來解決一切。這種事情總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但是單純地從個人的因素來解釋那一個人不願意活下去的原因,並不足以說明什麼,尤其是馬蒂遜,本質上是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優良繼承者。他死,是因為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他未能取得階級鬥爭的思想內容、而又失去了他舊日的精神依據。」

這兩處文字足以證明,楊剛既不可能成為她所謂「極少」數中的一個,也不至於「軟弱無力」到「以一死來解決一切」。倘若這一判斷不錯的話,那麼我們對於楊剛之死,就只能套用她對馬蒂遜的分析來解釋了:她的死,是因為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她既沒有洞悉「階級鬥爭」的真實目的,又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楊剛去世的時候,蕭乾已被打成右派,正在聽候發落。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楊剛的名字加了黑框框時、真想用自己的「戴罪之身」來換取她的新生。這時,他難免會想起兩個月前與楊剛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當時,楊在談話中時有嘆息,臉上還露出悲戚的神情……

上世紀70年代末,楊剛的獨生女兒鄭光迪與蕭乾取得聯繫。她說,七七事變後,母親要離開北平,曾把她寄養在包貴思家裡。這使蕭乾想起了多年來潛藏在心中的一個啞謎:「共產黨員楊剛怎麼會與篤信宗教的包貴思那麼親近?」

不久,蕭乾重訪美國,曾為解開這個啞謎作了努力。在美國,蕭不僅找到了楊剛寫給包教授的部分書信和楊的英文自傳,還發現包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蕭乾說,儘管這部小說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難以卒讀,但是他卻發現,在包貴思心目中,楊剛究竟是怎樣一種形象。

小說中,作者以自己和楊剛為原型,塑造了女傳教士簡和女革命家柳兩個形象。柳出身於官僚家庭,她雖然長期在教會學校讀書,卻因為生來就是一個叛逆者和探索者而皈依了革命。在簡看來,柳雖然找到了生命的意義,找到了為之獻身的「主義」,但是卻陷入一個嚴重的誤區:她把「主義」所標榜的政治制度當成一種宗教的教義。這讓我想到費正清對龔澎和楊剛的評價:「他們向其同胞傳播自己的信仰時,已具備了贏得信徒的條件。」

小說中的一些細節與現實也很接近。為參加革命,柳曾經把剛出生的女兒寄養在簡的家裡。簡表示:只要孩子在我身邊,我就要用我的愛和智慧來對待她;但是柳卻強調說:「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的手裡。」簡認為柳的想法不可思議,便對她說:「在這一點上,咱們的見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裡也不掌握在你手裡。」

看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倘若柳的父親也像柳一樣,為了掌握她的命運,就不能容忍她所做的一切,那又會是怎樣的結局呢?想到這裡,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楊會康先生的「開明」。

蕭乾還看到,簡在一封信中對柳作了如下介紹:「她是我多年前的一個學生,和我十分親密。……我們長談過。我就好像暴風雨中的一株孤樹。我傾聽她對我們時代種種罪愆的憤怒譴責,我無可反駁。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們變得冷酷無情。我感到她這個充滿活力的人總是處於緊張狀態中。她沒有一點悠閑心情,永遠也達不到恬靜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北平易手以後,楊剛曾經帶著女兒拜訪過包貴思教授。當時,楊已經是新政權的高級幹部,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但是她的衣著用度卻極其儉樸。包貴思看不下去,想送她一條皮褥子,她說不要;給她沖杯速成可可,不僅被拒絕,還遭到她的譏諷:「我是中國人,我只喝白開水。」這使包教授非常生氣。她覺得,「意識形態的分歧也不至於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變得這麼徹底呀!」

大約在2000年前後,鄭光迪擔任交通部副部長時因為接受賄賂,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楊剛地下有知,對女兒的這個下場又會作何感想呢?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