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1月13日訊】
第十二章 務農第十
夫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志廉恥。故躬耕東郊，敬授人時。國無九歲之儲，不足備水旱；家無一年之服，不足禦寒暑。然而莫不帶犢佩牛，棄堅就偽。求什一之利，廢農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為害也，甚於秋螟。莫若禁絕浮華，勸課耕織，使人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機。
子育黎黔，惟資威惠。惠而懷也，則殊俗歸風，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懼也，則中華懾軏，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須威惠並馳，剛柔兩用，畫刑不犯，移木無欺。賞罰既明，則善惡斯別；仁信普著，則遐邇宅心。勸穡務農，則饑寒之患塞；遏奢禁麗，則豐厚之利興。且君之化下，如風偃草。上不節心，則下多逸志。君不約己，而禁人為非，是猶惡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濁，撓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則人不言而化矣。
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一貫重農。太宗在《帝範》中，亦將「務農」與「閱武」、「崇文」並列為三大國策。
這有現實之需。隋末戰亂，天下衰敝，例如隋煬帝即位時，全國戶九百萬、人口四千六百餘萬，而太宗時戶不滿三百萬。太宗重整乾坤，以重建農業經濟為基礎，因為「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務農》）。故本篇開始即說「夫食為人天，農為政本」。那又主要有哪些做法呢？
其一，恢復籍田、親蠶古禮。歷代勸課農桑，帝王有籍田儀式，但東晉後被廢棄達數百年之久。據《舊唐書‧禮義志》記載：「太宗貞觀二年正月，親祭先農（祭祀神農），躬御耒，籍於千畝之甸。……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其時，太宗在長安宮北苑建先農壇，長孫皇后於貞觀元年、九年兩次率內外命婦親蠶。這些，文武百官和普通百姓都為之鼓舞。
其二，推行均田、租庸調制。丁男十八歲以上，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永遠持有），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還田）；官府依據授田紀錄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調。這個制度使田納租、戶輸調（交納絹、綿或布）、身服役，負擔均分，而且達到輕徭薄賦的目的，例如口分田八十畝，只納粟兩石，等於四十分之一，庸（服役）年二十日，僅及漢三十日之三分之二。研究者說，這使千千萬萬自耕農戶在土地兼并的風浪中，保持住他們的一小塊土地，是唐代隆盛的四大基礎制度之一。
其三，與民休息，「不奪農時」。「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貞觀政要‧務農》）。太宗怎樣「不失時」呢？請看兩個事例。一是貞觀五年，主管大臣想在二月裡為皇太子舉行加冠禮，太宗說：「如今百姓春耕剛開始，這樣做怕要妨礙農事。」下令將禮儀改在十月。另一件，太宗喜愛狩獵，但每次狩獵都選擇在農閒時間進行。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年間太宗總共進行七次狩獵，都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間。
太宗為什麼能做到這呢？他說了這麼一段話：「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
太宗的「克己自勵」，完全出於一片仁心，有時竟至於神奇。史籍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膚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大概，太宗的仁心真感動了天地。太宗仁心，也遠遠超越了陰陽家所講的禁忌。太宗講皇太子加冠禮改在十月舉行時，有大臣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太宗「務農」，在現實之需之外，還有一層用意：導民向善。
古代中國以農立國，不是僅僅出於物質考慮，更有其精神指向，這是中華文化神性之一體現。
以農立國的精神指向，《呂氏春秋‧上農》說的十分坦白：「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捨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代聖王之所以能夠領導他的民眾，是因為首先致力於農業。使民眾從事農業生產時，不是僅僅為了種地而獲得利益，高貴之處是陶冶他們的心志。……百姓捨棄農業從事工商，就會喜好耍弄智謀，喜好耍弄智謀，行為就詭詐多端，行為詭詐多端就會在法令上耍機巧，把對的說威錯的，把錯的說成對的。）
西漢賈誼《論積貯疏》也說：「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
太宗也深有同感。因為太宗的治國理想是使民風淳樸、直追三代，而「務農」就是一條最有效的途徑，能同時達到孔子所說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效果（《論語‧子路》）。
貞觀十六年，天下米價大都一斗值五個錢，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個錢，太宗說了這麼一段話：「……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由此可見太宗的一片苦心！
從某種角度講，「貞觀之治」就是建立在「務農」基礎上的。而唐之被稱為「盛唐」，恰是因其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了鼎盛時期。
附錄：「務農第十」大意
穿衣吃飯是人的天性，農業生產是國家的根本。糧倉裡堆滿糧食之後，百姓自然就懂得講求禮節；達到豐衣足食之後，百姓自然就有了羞恥之心。所以我親自在東郊種田，為的是給百姓做示範。國庫的糧食如果沒有九年的儲備，就不能抵禦水災和旱災；家中衣服如果沒有一年的積存，就不能抵禦冬天的寒冷。如果出現饑荒而百姓缺衣少食，就會盜賊四起。百姓都去追求牟取暴利的商業，使農業生產和紡織廢絕，就動搖了國家的根本。讓一個人去耕種，去養活一百個人，這樣做的害處比秋天的蝗蟲去吞噬莊稼更大。治國大計，沒有什麼比盡力消除浮糜奢華的不良風氣更好的了，勸勉督促人們專心致志地從事耕種和紡織，使百姓重新回到重視農業的根本之路，社會風俗也會因此變得真樸淳厚起來。這樣，人人都會懷有仁義之心，也就永遠斷絕了貪財好利的後路，所以務農是一個國家的根本。以上這兩個方面，是制馭風俗、掌握天下的關鍵。
君主育化黎民百姓，主要藉助刑罰和仁惠兩種手段。施仁惠能使民心所向，風俗純正，恩澤所及，人們就如同在嚴冬中沐浴著春陽；刑罰可使壞人恐懼，也可以使天下的臣民變得像車轅之中的牛馬那樣馴服，壞人如常感腳踏刀刃頭頂雷霆，就不敢為非作歹。因此，必須威懾和仁惠一起使用，剛柔並濟。制定了刑法之後，人們就不敢去違犯，用商鞅搬移圓木給以賞金的辦法樹立威信。如果賞罰分明，那麼人們對於善惡是非就區別開了；多施仁惠，誠信愛民，那麼不論遠近，人心都會安定。鼓勵人們從事農作，那麼飢餓寒冷就不會發生；遏止奢華豔麗，國富民強的景象就會出現了。君王如果以仁義和誠實的風範引導天下，百姓就會服從實行起來就會像風過草倒一樣順理成章。君主如不知節制慾望，臣民就會好逸惡勞；君主如不能嚴於律己，卻去禁止別人不做壞事，就像是怕火燃起，卻用加上柴薪的辦法去撲滅火焰；也如同討厭池水渾濁，卻自己動手不斷攪動，希望它能澄清一樣，這是辦不到的。還不如先從自己做好開始，儘管你不說什麼，民心風俗也會因此而變好。@*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