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換屆、獨裁和政變?

FacebookPrintFont Size簡體

最近,圍繞中共明年政治局常委是否全都換屆,海外出現了不少議論。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會不會在明年的中共20大上遭到抵制,逼迫他下台?如果習近平不肯下台,是不是就會發生政變?諸如這般的猜測,值得作一點稍微深入些的分析。

一、中共20大不換屆?

最近中共召開了6中全會,宣布明年秋天開20大,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中國每5年要開黨代會,而每10年會中共高層換屆。明年就到了換屆之年,很多人按照過去的經驗認為,中共高層應該到了年齡的人都換下來。中共內部很多人因為過去十年習近平反腐,對習近平恨之入骨,所以希望他下台滾蛋。但是,過去幾年來,習近平逐漸打擊了大批政敵,鞏固了他的個人地位,好像這次換屆變成了別人下台他不下,習近平可能繼續占據最高位置,一直坐到他趴下。

不少人認為,習近平走上了獨裁之路。其實,共產黨高層換不換屆,都是獨裁製度。所謂的換屆,其實就是中共的集體領導模式換人延續,而集體領導模式不過是把中共的個人獨裁換成了集體領導模式下的高層分權、集體獨裁而已。

共產黨國家的高層權力格局有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在兩者之間擺動。這種擺動有明顯的規律,在蘇聯和中國,都是先集體領導,然後個人集權,再集體領導,最後又個人集權。今年6月16日我在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SBS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再臨接班人之爭?》的文章,介紹了共產黨國家領導模式在集體領導和個人獨裁之間的鐘擺式規律。

二、個人獨裁和集體獨裁為何互換?

共產黨建政初期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和北朝鮮在50年代初都如此;第二階段,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成為常態,再通過推動個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第三階段,獨裁者死後,又重回集體領導;第四階段,重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鐘擺」「擺動」時當然會發生權力鬥爭,但更大程度上這種「擺動」與共產黨的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

蘇共和中共從當政之初的集體領導向個人獨裁轉變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民眾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了。這是政治高壓最大、經濟成本最低的統治模式。

從個人獨裁到集體領導轉變,則是因為個人威權的最高領導者死後出現權力真空,為穩定政局,接班人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集體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再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效忠。這種局面一段時期內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種「高成本統治模式」。

集體領導是否再向個人集權轉變,其觸因是,「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控的經濟資源。「高成本統治模式」快要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時,可能會倒逼集權。集體領導模式之下,通常會有部分高層人員抵制改革,胡趙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都是如此;集體領導模式也必然阻止反腐敗。這兩種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權的利益集團反對不利於自己的變化。戈爾巴喬夫因為推動政治改革受阻,就改變蘇共的集體領導模式,實行了總統制;習近平因為高層權力鬥爭爆發,為應付權力鬥爭而開始集權,又因為反腐敗受阻,最後走上了恢復個人集權的道路。

三、20大有政變

也有一些看法認為,面對習近平的個人獨裁,中共明年的20大會爆發權力鬥爭;權力鬥爭的一方自然是習近平,而另一方則是他的諸多政敵。習近平在中共內部的政敵非常多,尤其是他反腐敗以後,每打掉一個政敵,都會形成與這個被消滅的政敵關係密切的一個官僚小群體的政治對立。倒掉一個高官,也就是一批原來投靠他的中層官員失去上升的機會。

但是,習近平有政敵,並不等於習近平就一定會倒在政敵手裡;這些政敵也未必會站出來與習近平殺個你死我活。關鍵在於,習近平的政敵還有沒有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習近平大權在握,這是過去他掌控局面十年的結果。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掌控局面,到底有哪些制度安排,而這樣的制度安排對高層權力鬥爭的發生,是起推波助瀾的作用,還是起遏制高層權力鬥爭的作用?這需要具體分析。

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基礎是掌控軍隊和情報部門;而對高層人員的每日管控,則靠最高領導人通過直接掌握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機要局和保健局,來監控其他高層人員。這樣的制度安排之下,政治局常委之間,電話被監聽,手機不許用,出門有警衛祕書貼身監視。所以,談到習近平現在有沒有權力危機,問題不在於他有沒有政敵,而在於,誰掌控警衛局。我今年7月18日在《大紀元》刊登的文章《中共警衛局換馬之壼奧》,介紹了中共歷史上歷任最高領導人(包括習近平)是如何具體掌控局面的,在此不贅述。

1949年以後,中共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祕密政變,就是毛澤東死後的「四人幫」被抓事件,手段是高官警衛抓高官。當年「四人幫」之所以被抓,就是因為毛澤東的親信、掌管警衛大權的汪東興投靠了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而華國鋒與汪東興以及掌握軍隊的葉劍英合謀,搞了這場政變。事後,再在軍方西山戰備指揮中心開了個政治局會議,會前先講明,不能一致同意政變結果,就不散會,誰也別想離開。於是,政治局裡支持老毛的政治局委員都一致擁護政變了。

四、老毛之後中共的「集體領導」

抓了「四人幫」,鄧小平和陳雲等元老就把華國鋒和汪東興等擠下了台,然後集體統治了一段時間。「六四」以後,鄧小平和元老們商量,把江澤民拉到北京,當上了名義上的總書記,但江的地位一直捏在鄧小平的手裡。江澤民政治上比較偏向陳雲等元老,「六四」後曾經一度要清算改革。但是,90年代初陳雲等幾個中共元老病重,江澤民失去了這些元老的支持,不得不向鄧小平效忠,支持鄧的經濟政策。不久鄧小平也病重,江澤民直到鄧小平病危,才把軍隊和警衛局的實權重新抓到自己的手裡。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中共一直實行十年高層大換屆的做法,有人認為,形成了制度就不能改變。這種十年大換屆的做法背後,有一個潛台詞,就是江澤民講的「悶聲大發財」;而「悶聲大發財」的背後,其實還有一層規矩,那就是「發財輪流來」,發了財的官員不能永遠霸著位置,不然別人就沒機會發那麼大的財。官員們在官場上混,最大的希望就是等著上面的官到齡換屆,自己升上去,終於輪到自己也「悶聲大發財」了。

之所以當官就能發大財,其背景是90年代的國企「改制」,就是國企私有化。90年代後半期,因為國有企業制度混不下去了,大批國企靠銀行貸款支撐,虧損嚴重,甚至連貸款也還不上了;更嚴重的是,大批國企垮下來的同時,當時銀行系統的四大銀行也被國企拖累得要垮下來。如果中共的金融系統崩盤了,中共的統治會在經濟上動搖。

於是朱鎔基就在1997年操盤,推行全國的國企私有化(官稱是「改制」);幾年內把大部分國營企業變成了共產黨的廠長經理們私有的私營企業,同時把幾千萬國企職工當作社會包袱,一下子甩掉了。中國的整個經濟不再是公有制為主了,計劃經濟也行不通了,因為計劃經濟的指揮機器要靠公有制之下的國有企業來執行。於是中共後來把主管計劃經濟的國家計委也取消了。這樣,中共的經濟制度就和西方國家開始接近,也以市場經濟為主了。但是,這樣一件改變老毛創下的經濟制度的重大事件,最近中共的第三次歷史決議一字不提,原因是其過程既骯髒又黑暗。

中共的個人獨裁時代罪惡累累,而集體領導時代也有大量罪惡。除了鎮壓法輪功發生在「集體領導」之下,國企私有化也是在「集體領導」模式之下完成的。

五、中共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和「兩個三十年」

中共一向掩蓋其歷史罪錯,這次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對其統治歷史又一如既往地採取了掩過飾非、黑白顛倒的做法。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兩個三十年」所反映出來的重大歷史問題。這「兩個三十年」是我提出來的,而中共對此說法非常忌諱。2009年我發表過一篇文章,然後法廣採訪了我,我的觀點就被國內廣泛傳播開來,直到現在還在傳播。

12年前我指出,從1949年到2009年,中國可以大致被分成兩個30年。前30年的主題詞是「革命」;後30年的主題詞是「改革開放」。如果把前30年和後30年隔離開來,官方媒體所宣傳的「成就」似乎順理成章;但把這前後兩個階段合起來看,結論就不同了。單看後30年,似乎中共「居功甚偉」;再看前30年,就不是那麼回事了。1949年以前,中國不就是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嗎?經過老毛治下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折騰」,60年後在經濟體制上重新回歸起點。

「改革」的對象並不是「革命」前的體制,而是「革命」後的體制,被「改革」的正是「革命」的所謂成就;而「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對「革命」成果的根本否定。因此,「改革」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補過之舉。就好比一個管家擅自拆毀了主人的宅邸,而後又重新建造起來,其功何在?

前後兩個30年的政績悖論本屬一目了然:如果「改革」是輝煌的,則「革命」何功之有?若「革命」不容貶低,「改革」又何來正當性?鄧小平強調「不爭論」,從根子上講,其實是因為無法自圓其說,他並不知道該如何擺脫這樣的悖論。

我的這個說法點到了中共的要害。習近平2013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說,改革開放前後的「兩個30年」,「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這就是這次第三個歷史決議的基調。不管這個歷史決議被官方吹得如何天花亂墜,這個決議仍然不過是謊言的集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