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殺共產黨?一個沒「改正」的右派冤魂

作者: 陶渭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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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1月21日訊】五七年受害的眾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還艱難地生活著。在茫茫人海中,有誰還記得他們、瞭解他們、知道他們的苦難?下面記錄幾個無名小右派的遭遇,並以此文紀念反右運動——這個人類史上最無恥、最反動、最大規模的文字獄。

1958年4月,100多名受二類處分的西南師範學院右派學生,在農村勞動改造半年之後,又被調回西師,在生產部組成右派學生勞動隊,由此我認識了許多新的面孔。

耐人解讀的苟文純

在西師勞動隊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學生中,苟文純是最顯眼的了。他已經38歲,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濃眉大眼,目光炯炯,一頭黑髮濃密粗硬,永遠梳理得光亮整潔;絡腮鬍子天天刮得乾乾淨淨;舉止大方,談吐得體,隱約顯示幾分高貴。如果只看他的頭,你一定認為他是大款、顯赫政要、學者、教授。而其穿著則猶如乞丐:一件污黃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補滿補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爛成綹,舉臂抬手就飄帶似地飄舞;褲子同樣疤上重疤;破皮鞋補了又補已不能再補,走起路來「哧呵、哧呵」響個不停。難友們學他一步一頓地走路,嘴裡念著「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樂了。他的勞動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鬆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剷除苗先鏟斷;叫他擔糞,他穿著那雙破皮鞋搖搖晃晃,撲哧撲哧糞水濺了一地。看他那狼狽相,難友們都說「夠了,夠了!」從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其實他和我一樣都是60級學生。早在49年以前他就是一所銀行的行長。49年以後任副行長,和那位不懂業務又很蠻橫的黨員正行長經常發生衝突。三反時那正行長藉機把他打成貪污分子。後來帳雖然查清了,但副行長也給撤了。秉性剛直的他憤而辭職,以為憑本領還找不到工作?殊不知從此就待在綦江農村老家。1956年大學擴招新生時才考到西師外語系讀書。他和班上那些二十歲左右的小青年顯然有不小的代溝,青年們叫他向黨獻紅心表決心的時候,他說「有必要嗎?何必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呢?」就是這句「反對無產階級政治」的回答,已經「夠了夠了」,他理所當然地成為右派份子。

他的言談不多,休息的時候用朗誦莎士比亞著作和唱歌來打發時光。他經常唱一首極具振撼力的英文歌。他的男中音十分優美。他唱歌的時候,和他同處一室的我們都靜靜地躺在床上聽他那時而低回時而高亢,時而沉鬱時而激昂的歌聲,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淒涼、悲慘、憤怒與抗爭有境界。唱完後他泥塑似地坐在那裡,兩眼掛著淚花,我們的心也隨之激烈地搏動。後來我知道那是美國黑人歌唱家羅伯遜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訴與反抗的歌曲。

五九年以後,毛澤東的「大躍進」破產,飢荒威脅著每個人。學校裡的情況也每況愈下食不果腹,勞動隊員個個飢餓浮腫。苟文純的身體徹底垮掉了,臥床不起,當局怕他死在學校裡,就叫他回家「自謀生路」,但是不發給一分錢路費。他慢慢地爬起來,修面、梳頭,雖然形銷骨立,還修飾整潔,仍然不失當年銀行家的風貌,背著破爛的行李,拖著浮腫的雙腿艱難地上路。可是天高地遠,無糧無錢,他怎能回家呢?他只能拖著病餓浮腫之軀,一步步地掙扎著行走……兩天後他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50年來,每當我想到苟文純,就想到那紳士般的頭顱和乞丐似的衣著,如此的大不協調實在叫人玩味。其實他的頭是高貴的、高尚的、高傲的、高度自主的;是他蔑視強權、反抗暴政的象徵,是一尊不屈不撓的頭!而他的衣著是寒酸的、貧窮的、破爛的、強加的、被迫的,是對強權的揭露與控訴!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學生,竟襤褸如此、潦倒如此!這是什麼世道!難道不令人深思嗎?

苟文純是不屈的,也是智慧的。

「幸運」使她香銷

徐香圃是勞動隊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歲,已婚並有了孩子;歷史系60級學生。大約因為家庭孩子的牽掛吧,她很憂鬱,管教幹部認為她思想改造不積極,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勞動隊解散才復學,這樣她就從1956到1963讀了「七年制」本科。64年過年,我在重慶一個朋友處會到她。此時她很高興,說畢業後分到江津地區江北縣,旋即叫她參加四清工作隊搞四清運動。我大吃一驚,說:「我們都是四清的對象,你卻去清理別人。」因為按共產黨的政策,所有右派份子不管摘帽與否,都是階級敵人,都被剝奪了參加四清工作隊的權利,只能像肥豬等待宰殺一樣等待在四清運動中挨整。右派份子能夠參加四清工作隊,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還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慮,說:「我也很顧慮,曾向四清工作團長表明我的身份,那團長說『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現嘛,你就大膽工作吧』。」原來她的高興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終覺得是一種危險。那次分別後再也沒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結束。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飯時,一位參加過四清的人無意間提及文化革命開始時,四清工作團集中在永川整風,鬥爭一個混進四清工作隊的右派份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殺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我的心一陣陣顫抖。

後來經過多方打聽,得知徐香圃在四清工作隊有上佳表現,說話、做事、匯報工作、寫材料都在一般人之上。她的自尊自信招來的是嫉恨,連四清工作團長也受到「重用階級敵人」的攻擊。當文化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四清工作團長不再說「既往不咎,重在表現」的話了,把她推出來當階級鬥爭的活靶子。她首當其衝,幾千名四清工作隊員集中火力橫掃她一個,是怎樣一種災難!什麼「隱瞞罪惡歷史」,「右派份子翻天」,「混進四清工作隊」,「對貧下中農進行階級報復」……等等。大字報橫掃,大標語圍剿,大會場批鬥。本想立功表現,卻落得如此下場,她一時驚恐萬狀,既而萬念俱滅。在顛倒黑白的人間地獄中,她便選擇了拋家棄子,憤而自殺,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裡,用鋒利的刀子割斷喉管,倒在血泊之中。死亡對於每個人都是恐怖的、痛苦的;只要有一絲生的希望,莫不全力求生。而徐香圃競選擇了死亡!

徐香圃就這樣香銷園圃。

一個沒有「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經是包括重慶市在內的原四川省數萬名右派份子中沒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師範學院700多右派學生中惟一沒有「改正」的人,化學系58級學生。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張標語式大字報驚動了所有人:「曾清經要殺共產黨!」認識他是在右派勞動隊,是一個剃光頭打赤腳穿補巴衣服,粗手大腳的農民模樣的人,是勞動隊最忘命的幾個人之一,力氣大,不怕苦,挑、抬、扛經常在200斤以上。那時的右派學生是最單純最聽話的,雖然有天大的冤屈,但黨給的處分都無條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爭取早日摘帽復學。但是不惜體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體。當每頓3兩大米變成3兩豌豆,再變成9兩紅苕,最後變成6兩麥麩的時候,飢餓、浮腫,步履艱難,他再也不能帶頭幹活了。他從嘉陵江邊的草街煤礦擔著百斤重擔,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兩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於100斤時,他遠遠地落後了,每攀登一步都虛汗如雨喘氣如牛,費盡全身力氣,最後眼睛一黑一個跟斗摔下去……大家發現他時他已經僵臥道旁,和全中國4000萬餓殍一起被拖進了「大躍進」造就的巨大墳墓。沒有追悼會,沒有通知親人到場,挖個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隻死豬死狗。

1961年曾清經被追認摘帽,1979年卻沒有「改正」,聽說與他「要殺共產黨」有關。但是葛佩奇也不是「要殺共產黨」麼?《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世界皆知,結果怎樣?栽贓陷害。既然《人民日報》可以在全世界致誣、說謊,那麼西師黨委為什麼不可以給一個弱勢學生羅織罪名呢?如果曾清經說過這樣的話,他肯定不僅僅是個右派,肯定不僅僅是二類處分,勞教、勞改、甚至殺頭,都是他最適合的去處。但是,可憐曾清經已拋屍荒野無人為他申訴,他只能在陰曹地府繼續戴那頂「摘帽右派」的帽子了。

迫害700多名右派學生終於整「對」了一個,七百幾十分之一的「正確率」,不僅在全國屬於領先水平,更是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的確鑿證據。鄧小平的理論多麼「偉大、光榮、正確」!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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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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