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中共如何操縱西方對中國的敘述

(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原泉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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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放棄信仰是不夠的﹐你還得出賣朋友,為了生存,必須把自己的靈魂完全出賣給中共。」萊昂‧李說談新片《沉默呼聲》。

今天,我們邀請來的嘉賓是獲得皮博迪(Peabody)獎的電影製片人萊昂‧李(Leon Lee,中文名:李雲翔),他的新故事片《沉默呼聲》(Unsilenced),講述了一群學生冒著生命危險揭露中共殘酷迫害的故事。

李雲翔說:「全國上下都被動員起來鎮壓法輪功。」就像大多數批評中共政權的事情一樣,各種力量都在試圖使這部電影消失。

李雲翔說:「幾位資深劇組成員甚至在簽署了協議備忘錄後,還是選擇退出,有時只在開拍前幾天。」他談到中共如何操縱西方對中國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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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萊昂‧李,很高興你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萊昂‧李:謝謝邀請。

揭露發生在中國的最大人權暴行

楊傑凱:萊昂,我最近剛看了你的新影片《沉默呼聲》。首先說說片名——「沉默呼聲」,這不僅是故事發生地的中國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這個話題,在審查制度、壓制言論之下,如何能夠在公共場合表達自己的觀點。請告訴我們,電影《沉默呼聲》講的是什麽?

李:《沉默呼聲》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一名美國記者和一群在中國的無辜學生,如何聯手揭露發生在中國的最大的人權暴行之一。

楊傑凱:我不記得上一次看到有一部好萊塢的電影,以無論何種方式批評中共政權,是什麽時候了。

李:嗯,上一次大概是在1997年,當時好萊塢出了三部電影,對中共政權進行了不痛不癢的批評,談到了西藏的人權問題,諸如此類吧。

但在那之後,好萊塢似乎被好好地上了一課,為了進入中國市場——我想,去年中國的票房收入已經正式超過美國,全年總票房世界第一——他們再也不能拍出能揭示中國真相的影片。不僅如此,我相信,為了進入市場,(好萊塢)有主動討好北京審查人員的趨勢。

楊傑凱:你的電影真的讓我思考了很多,不僅僅是關於中國,而是關於整個世界,以及,坦率地說,英雄是如何在不太可能的情況下造就的。請談談你是怎麽發掘這些故事的。

李:在拍攝上一部紀錄片時,我有機會在美國見到了影片的主人公王博宇的原型(王為宇)。他在監獄服刑八年後剛剛逃離中國,而他所有的「罪行」基本上都是通過非常和平的方式揭露迫害。他曾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當然,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但隨後在1999年,中國政府開始鎮壓法輪功,他當時已經修煉了一段時間,於是一夜之間,他從一個名牌大學的天之驕子變成了國家的敵人。

他被大學開除,但他並未就此放棄,他和朋友們發起了這場底層運動,以傳播真相,反擊國家宣傳。這個故事是基於他自己的經歷,以及其他法輪功學員和西方記者的經歷。

楊傑凱:首先,我想談一談王,王在片中有一位教授導師,我很喜歡影片中的這個角色。這位教授對鎮壓感到不安,他曾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失去了兒子,他看出了在發生的事情是怎麽樣的,擔心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他的弟子身上。

李:正是如此,就像整整一代中國人一樣,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夢想、他們的勇氣被1989年的那場大屠殺粉碎了,許多人徹底失去了希望。對他們來說,能夠生存下去,就是他們的首要任務,不再追求任何理想。而王的教授,正如你提到的,在1989年失去了兒子。

對於王,教授視他為自己的第二個兒子,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他,不要與黨作對,這是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他儘最大努力說服王放棄,背棄其信仰。但是,王當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對的,政府關於法輪功的一切說辭都是假的,都是徹頭徹尾的宣傳,他相信重要的是講出真相。所以,教授和王博宇之間有一些耐人尋味的互動。

楊傑凱:萊昂,我不得不在此插上幾句。我看過你的第一部電影是《活摘》(Human Harvest),這是你的早期電影之一,談論了一個禁忌問題,這是對中國整個為獲取器官而謀殺活人的行業的大曝光之一。我知道你在拍攝和發行該部影片時經歷了很多困難,並最終為此贏得了皮博迪獎。鑒於我們要談論的是如何不被消聲(的《沉默呼聲》),要談論的是這類重要話題,請跟我談談電影《活摘》。

李:好的。《活摘》是一部揭露中國非法器官交易的影片。事實證明,中共政權從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藏人和持不同政見者身上活摘重要器官,當然,是為了給中國蓬勃發展的移植產業提供供體。

一開始,大多數器官接受者是富有的西方病人,(該暴行)曝光後,他們轉向本國國內市場。現在這些器官的接受者主要是(中國)國內的病人。許多組織一直致力於這一問題,試圖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其停止使用死囚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的器官,儘管中共做出了承諾,但不幸的是,這種做法並未真正停止。

楊傑凱:嘗試拍攝這樣題裁的一部電影,你知道(中共)沒有任何官方機構會承認做過這樣的事情,請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

以中國的人權問題為中心 拍片有多難
李:我的大部分電影是以中國的人權問題為中心,部分原因是沒有人拍。我完全知道這有多難,但直到我真正開始拍攝這些電影時,我才知道有多難。

以我們最近完成的《沉默呼聲》為例。我記得在第一次製片會議上,我告訴核心團隊:「伙計們,我們要拍一部關於中國的電影,但有兩件事你們要知道。第一,我們不能用中國籍的演員。第二,我們不能在中國取景。所以,但願我們好運。」

而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基本的困難。當然,然後我們確實遇到了這些挑戰,當我們決定在台灣拍攝這部電影時,幾位資深劇組成員,甚至在簽署了協議備忘錄後,還是選擇退出,有時只在開拍前幾天。

有一次,一位演員的壓力很大,因為他的家人和台灣電影界的重量級人物,都一起向他施壓,讓他退出,告訴他(跟我們拍片)是自殺行為,就是不能拍這樣的電影。還有一次,我在片中有幾個角色需要西方演員扮演,他們在台灣生活,甚至他們也退縮了,因為他們還想要在台灣參與中國大陸製作的影片。

在場地方面,也是如此。最初,我認為台灣講民主,這部電影是關於中國的。我們不能在中國拍,但我們可以在台灣拍,這實際上向世界表明了,台灣是民主的,向世界表明了我們為什麽要保衛台灣。但是很多台灣人害怕,不允許我們使用他們的場地。

有一次,我想那是在(中共政法委)楊書記(註:片中主要反派)的辦公室,我們開始裝飾布景。該場地的主人一看到中國國旗,就嚇壞了,她說:「不,你們不能在這裡拍電影,你們必須去別的地方。」

然後我們說:「我們打算第二天拍這個場景,沒辦法在一夜之間找到另一個場地。」她說:「我不管,你們不能在這裡拍。」所以很多時候,在漫長的一天拍攝後,比如12、13個小時,核心團隊不得不去尋找另一個第二天的拍攝場地。拍片完成後,我意識到在兩個月的拍攝中,我們的主要創作團隊只休息了一天。

中宣部完全控制中國媒體 法輪功講真相受監視

中宣部的唯一目標是完全控制中國的媒體,數千份報紙、數百家電視網。

這些媒體收到來自宣傳部門的一達一達的指令,包括報導什麽、用什麽詞、審查什麽文章。成百上千的網警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上監控,順便說一下,互聯網被長城防火牆完全屏蔽,中國人與外界隔絕,根本無法訪問YouTube、谷歌、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想像對中國公民來說,要想說出與黨的論調不同的話有多難,這就是為什麽法輪功學員採用各種方式(講真相)。例如,他們會挨家挨戶派送傳單、放氣球散發傳單、有時他們會給人們發DVD。有些情況下,他們使用帶計時器的揚聲器,他們在公共場所懸掛揚聲器,甚至有時在監獄、拘留所附近,使用定時器能讓他們在廣播開始前躲開。

採用各種方式,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但真正讓我驚訝的是,儘管受到暴力鎮壓,法輪功學員在他們的抗爭中從未使用過暴力,他們以和平的方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法輪功學員的努力也許是過去20年中最大的非暴力運動。

楊傑凱:我還要說,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以難以置信的創新方式傳播信息,我認為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底層和平行動。

李:是這樣的。而中共當局認識到這場非暴力運動的有效性,他們也採取了極端措施。我給你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在人們可以購買打印紙的供應品商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共派便衣在那裡試圖找出誰來買打印紙、買墨盒,有時紙張上也會留有標記,這樣他們就可以追蹤,查出誰在買這些東西。

另一個例子,順便說一下,這是我們在影片中展示的一幕,李去買紙,而老闆居然向警察舉報了她。還有個例子是,公安們在警車上安裝了特殊裝置,他們會穿過不同的社區,試圖檢測出誰的打印機在運轉,並根據運轉時間的長短,他們會推測出:「也許這是印製那些傳單的地下資料點。」

對外國記者來說 應對干擾和審查是家常便飯

楊傑凱:那麽。談談記者這個角色,這位西方記者在10年前報導了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剛剛重新獲得了中共的(採訪)允許,他正在東看西查,試圖弄清楚發生了什麽。

他給編輯打電話,編輯說:「哇,哇,哇,你想報導什麽啊?聽著,讓我們報導一些友好的事情。」這聽起來像是當今一個常見的主題,但這也是當時發生的事情嗎?

李:是的。中共有各種方式來審查、控制或影響在華的外國記者,這一點已經被「無國界記者」等組織詳細記錄在案。在影片《沉默呼聲》中,我們的記者是一個綜合而成的人物,我確實採訪了許多駐華記者,把他們的一些經歷融入到這個角色中。

對許多記者來說,應對干擾和審查是家常便飯。有時,他們只能拿到三個月或六個月的簽證,取決於他們在這段時間內寫的文章,他們的簽證可能得到延期,也可能得不到。

對一些記者來說,這可能沒什麽問題,他們可以回到美國,被分配到其它地區,這沒關係。但對有些記者來說,中國問題是他們的專長,他們從大學開始就學習中文,這是他們的工作。對於中國問題專家、學術界的學者或記者來說,如果他們失去了進入中國的機會,他們就會失去接觸一切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麽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能夠報導真相是一場持續的鬥爭。

楊傑凱:這讓我想起了最近對阿什利‧倫斯伯格(Ashley Rensburg)的採訪,她談到了《紐約時報》過去的各種報導。一個例子是《紐約時報》駐蘇聯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1930年代初,約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在烏克蘭引發大規模饑荒,杜蘭蒂卻報導那裡的一切都很好,還因此獲得了普利策獎。

倫斯伯格對此做了研究,發現《紐約時報》和蘇聯達成了某種協議,他們為蘇共做正面報導,只是為了獲准進入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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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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