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辛灏年: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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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6年7月8日讯】(新唐人电视台斯德哥尔摩记者站报导)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主持人】改革开放把人们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人们压抑已久的干劲和热情也随之被释放了出来。尽管是摸著石头过河,步步漩涡,处处荆棘,但凭借着聪明才智和勤奋的努力,许多贫民百姓成了万元户。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冲突日益尖锐,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贫民百姓靠勤劳致富,到高官权贵靠权力暴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贫富悬殊的拉大;是贪污腐败的猖行;是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面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现状,回顾和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改革的路今后该怎么走?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著名学者辛灏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了题为《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演讲。在我们反思过去思考未来的时候,听一听辛灏年先生的一家之言,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下面就请您欣赏辛灏年先生斯德哥尔摩演讲“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上篇—经济改革篇。

辛灏年】我们隔了一个大洋,隔了千山万水,我们因为爱祖国,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祖国好。这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感情,也是一种很美丽的感情。可是我们今天的祖国确确实实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很多原因,真的还不那么好;不那么如人的意;甚至于在某些方面相当糟糕。所以我今天要讲一讲的是,本来一场改革开放是可以使从毛泽东时代痛苦地走过来的中国真地、好好地、迅速地发展起来。可是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它有没有成就?它的成就有多大?负面的成就和正面的成就究竟是谁大谁小?谁更重要地表现了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的性质或者本质?这些东西真的是该我们中国人,我们这几代知识份子和我们普通的民众来深入地研究一下,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改革不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

改革是前人做过的事情

【辛灏年】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不想说邓小平先生对历史的知识不够,我只说他这句话错了,大错特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改革是前人做过的。而且曾经做的有血,有泪,有情的,叫人十分感动的。甚至于对这个历史,世界的历史和中国历史,都发生过巨大的冲击和发展效果的。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在欧洲,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二十岁当国王。搞改革开放整整十六年,就是因为他不想把专制的法国变成共和的法国,所以他自己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而法国却从此开始艰难地走向了共和,最后,经过九十九年的时间,确认了共和制度,创建了共和国家。

俄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继承他前辈的遗志,改革开放五十六年。一八六一年宣布农奴制改革,也就是取消农村的封建制度。五十六年改革开放啊,中间经过了许许多多有血有泪的故事啊。著名的是一九零五年的那个流血星期日,当俄国的人民群众,工人、士兵、大学生们举著标语,高唱歌颂沙皇的歌曲,去向他请求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命令皇宫的军队用枪,枪杀了一千多无辜的俄罗斯人民。此后他的改革开放,就在这样一个轨道上,政治上高压,经济上放纵,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以至于连俄国的知识份子都说,俄国是不可能发生革命了。

列宁就曾经遗憾地说,俄国好像发生革命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一个早晨,在彼得堡的一家小面包店里,就是因为没有面包卖,革命居然就发生了。八天之内,沙皇退位了,沙皇专制统治结束了,俄国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表示著平等、博爱、自由的三色旗在俄罗斯上空飘起来。虽然八个月后,列宁所发动的那场武装政变-十月背叛,埋葬了俄罗斯的第一个共和国。可是七十四年以后,当俄罗斯人民尝尽了俄国共产党的无穷迫害之后,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的那一天,苏联垮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俄罗斯共和国的国旗,这一面被埋葬了七十四年的共和旗帜,重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飘起来。这就是俄国沙皇的改革开放,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王权,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和真正改革,所遭致的必然下场。

苏联的最后的统治者戈尓巴契夫、叶利钦,宁肯丧失自己的权利;宁肯让共产制度垮掉,也要对俄罗斯的民族和人民负责任。所以,做尽了坏事的俄罗斯共产党,在俄国的共产专制制度结束之后,它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仍然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俄罗斯人民不计旧恨,让自由的曙光不仅照耀了俄罗斯的土地;也照耀了这一群,曾经对自己的民族犯下过无数罪行的共产党人的身上。

外国的我不想多说了,凡是欧洲的前专制国家,绝大多数在爆发革命之前,都进行过改革开放,结果都是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宰相维特伯爵说过一句话,改革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要发生,改革必须中止,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旧进行。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前人有没有做过改革开放的。

大清朝的改革开放 – 洋务运动

【辛灏年】邓小平先生说,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回答他,大清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王朝的大臣李鸿章,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朝一心想考进专制体制内的康有为先生,就要求过政治改革。

我简单地说一说,大清的改革开放,当时叫“洋务运动”。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了解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命运,我们才可能对今天中国大陆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有更加深切和生动的了解。

大清朝的改革开放,从一八六五年的太平天国被灭亡。晚清王朝处在外有外患,内有内忧的状态,由他的重臣著名的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先生把它推开了。从这一天开始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战,清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年头。在这三十多年里面,在经济上是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公私合营,把上海变成了经济特区。西太后亲自下诏把上海县提升为上海市,从县变成道。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开放的橱窗。目的是富国强兵,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振兴中华。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经过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从无到有,原来中国没有现代化或者说近代化的民族工业啊,大清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有了。中国没有电报、电话、汽车、火车,大清朝改革开放有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西洋式的高楼大厦,上海滩以它巍峨的雄姿表现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一栋栋洋房拔地而起,三条大马路的花园洋房是多么的美丽啊。外资企业、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即官督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从未有过的行销到全世界。

然而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什么?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迎来了一场甲午海战。我们的海军吨位当时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啊;我们的军舰比日本人的军舰大得多啊,我们全部都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呐。可是一场甲午海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什么道理呢?富国了,兵没强;国富了,民未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即洋务运动,使古代化的中国迅速地在经济上走向了近代化。可是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却使得大清朝开始尝受更加厉害的被人欺辱的那种痛苦的景况。中国的知识份子们认为不能只进行经济改革,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让政治改革底牌能够跟得上经济改革的需要和发展。

康有为一八九五年开始上书,要求政治变法。一八九八年,他在年轻的没有权力的皇帝的支援下,进行了“百日的维新”。可是这场维新被腰斩在慈禧太后最高皇权的龙壁之下。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脑袋;二十二个主张变法的著名人士被赶到了海外。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所引发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就是这样地被大清朝廷,被他们享受着最高皇权的慈禧太后腰斩下了。

两年之后,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她想来想去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怎么改革?她认为,我过去之所以没有把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搞好,关键在她坚持了四个坚持。哪四个坚持呢?第一个,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个,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个,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第四个,西太后本人垂帘听政的最高皇权不能变。我承认,这第四个不能变是我给她加上的,前三个不能变都是她不断地和自己的皇亲国戚和大臣们说的。她坚持了四个不能变。可是这个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人,她认为在这四个不能变里面,第一个,祖宗之法不能变,得变一变了,其他的也都可以变,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变。她颁发了这么一段“诏书”。她说,“无一成不变之成法,不可变者,三纲五常,如日月之照世;可变者,如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

请大家注意她这段话,很重要哦。她说不可变的是三纲五常。可变的是那一条一条具体的政策和方针,另加另议可以变。可是你要知道,“三纲五常”只要不能变,那就是君为臣纲不能变;君为臣纲不能变,那就是大清的朝廷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大清朝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那西太后的最高皇权还是不能变。四个坚持退守了三个坚持,只改一个坚持祖宗之法可以变。但是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她知道该变法了,她怎么变的?她不用康有为,但用康梁的新政。甚至连新政也觉得不过瘾,她要自己推出更多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她又提出了,不仅要把专职统治的方式进行改革,她甚至还曾经想过要把她的专制制度也改一改。她改什么呢?她提出了要预备立宪;她提出了要走“实君共和”的道路,走英国的道路。她提出了只有她来当君,别人来搞共和。可是她当年已经很大的岁数了,她很担心,如果说马上就搞,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说等到她死后再搞,那不知历史将怎样评判她。所以她一天不死,就不容许别人去搞“虚君共和”。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了,我们大陆编剧们真了不起呀,发明了一个很漂亮的词啊,说日本的君宪呐,是有爹有妈的共和;这法国的君宪呐,是没爹没妈的共和。他希望老太后能建立有爹有妈的共和。可是西太后心里不放心,这个爹妈究竟是谁当呢?到底是她当爹妈,还是光绪皇帝当爹妈?你们看,她把自己的权利,大清朝的权利,看在一切的改革之上,所以直到她死,她没有真正地进行过政治改革。

可是在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之后,到一九一一年砰然一声枪响,满清王朝覆灭。十三年啊!十三年,这是满清王朝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满清的经济改革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大清王朝的人民和他的知识份子,迅速地从保皇改良走向革命共和的十三年。

中山先生说,一九零零年之前,人人都骂他是江洋大盗,犹如老鼠过街。一九零零年之后,他的贵州起义失败了,国人多为之扼腕叹息啊。改良的思想,保皇的思想,就是通过清王朝只改经济,不做政治改革;只想预备立宪,而不真心要去立宪;要改良专制,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利,而使得中国上上下下对他的改良丧失了最后的期望。革命不仅悄然而至,革命而且像狂飙一样,刮遍了中国的土地。所以孙中山先生正是在满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这个专制改良,和企图改良专制却不真心改变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赢得了民心,宣传了共和,推倒了满清,创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

我想我该说的一点历史内容已经说完了,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都非常希望我能够讲一讲现在。那就是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究竟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果式的问题,那我必须要想讲一讲这二十五年来,究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开放。我们了解了这二十五年的思想、政治、经济的改革开放,我们就自然能够认识今天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和明天那个一定要到来的结果。

经济改革是向后退 不是向前走

【辛灏年】大家都知道二十五年来,经济改革是最先搞的,也真的是有成就。我们说话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在某些方面,也真是有相对的进步,或是相当的进步。但是我们如果深入下来去看一看这场经济改革,我们就会发现,她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一九七九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了中国要实行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到今天二十五年。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它为什么要搞经济改革?它有三句口号,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这个口号下面的经济改革,第一是把共产农奴给解放出来,或者说半解放出来,让三十年来没有任何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生活自由,生存自由,甚至是没有种地的自由,没有卖粮的自由的农民,让他们能够相对的具有种地的自由,将六十年的包产到户,重新实行起来。说句实在话,中国共产党二十五年来,真的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改革,可是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废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将农民从农奴变成相对自由的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种地、卖粮。从没粮吃,到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卖粮难,这一步算是政治改革。所以在一九八四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形势应该说是很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农村的政治关系改变了;经济关系改变了;农民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我这个“自由”多少还要打一点引号,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自由。可是大家都要知道,这不是向前走,这是向后退啊。

中国有一句土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为自己种地啊,都为自己造房子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奈何”。我管你天高皇帝远,你管不了我的,我自己种我的地,造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卖我的粮,你管得了吗。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就是这样过来的。只有共产党才不给他们这样过,所以中国的农村的经济改革相对的成功了,但也只成功到一九八五年,准确地说一九八四年。就是因为农村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改革的。

【主持人】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它成为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及整个经济领域的标志。

【辛灏年】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在城市里面进行了一个改革,就是允许小商小贩同时生存和发展起来。中国从秦始皇以前就有小商小贩个体户了,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才有个体户。中国在一九四九年,或者准确的说在一九五六年前,中国大地上几千年,哪一个地方没有个体户?哪一个地方没有小商人呢?到苏州园林去看看;到扬州园林去看看,中国古代的盐商们该是怎样的大生意人哪。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卖鸡蛋嘛,卖鸡蛋才要批判甚至批斗他嘛;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们在街面上炸油条嘛,说他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嘛,是在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嘛。

所以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这一场所谓改革开放在它的发展期所赢得的某些成就,实际上是走了“回头路”,是局部地把我们中国人民,工人和农民几千年来都享有的种地做工和卖东西的那个权力,还给了他们。而且还没有全还呐。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不是什么市场经济,这是在用农民的小生产和传统社会的小商贩存在,来救社会主义的命嘛。这才是八五年前改革开放的本质,即经济改革的本质。

八五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好事,但从好立即变坏。那就是农民卖粮难卖,打白条子。即卖一百块钱的粮食,只给你六十块钱,五十块钱,到第二年还拿不到这个钱。农民发火了,一直火到现在。这个火只是越来越高,从没有低下去。第二件事情一大批有权力的人,用自己的权力在国营的工厂里,把平价的物资包括钢材、化肥买进来,然后再高价在市场上卖出去,这就是赵紫阳先生搞的价格“双轨制”。

【主持人】价格双轨制指的是中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采用的一种的价格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的分配是以行政区划为界,以行政指令为手段,层层申请、层层分配,并有组织、有限制地订货,其产品价格完全由政府部门控制。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政府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自销部分产品。这样就产生了政府指令性计划产品, 按国家规定的价格统一调拨,而企业自行销售产品的价格则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辛灏年】可谁能够从国营企业里,把生产资料和重要的产品卖给自己呢?谁就能把这个重要的产品,甚至是生产资料,用高价的方式卖给市场?我们多少有权力的人,因为这一转一倒之间发了财呀。我们多少民间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和我们农民遭了难啊。一九八五年我在安徽省巢县作调查,当时的农民告诉我,他现在一亩粮食打出来卖的钱,不够买一亩土地所需要的化肥的钱。中国农民短暂的改革开放的好景致,就这样地无影无踪地开始消失了。

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就因为这个“双轨制”;就因为用权力来进行“双轨制”;就因为用权力来成暴发户;就因为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我们共产党的子弟为什么不能先富起来?就因为这句话,他们的子弟们不仅成了中国最有权的阶级;而且成了中国最有钱的阶级。也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革命抓权;开始走向了为革命而抓钱。权也要,钱也要,什么它都要。我请问大家,这叫市场经济吗?不是。

八五年之后,正是因为官倒腐败;正是因为农民的状况的日益下降,城市工厂的经营越来越糟糕,才造成了一批党内、党外的知识份子和普通的青年民众,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呢?结果大家知道。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学生开始游行示威,被化解了,进行了秋后算账。八九年,一场血雨腥风,连慈禧太后都是自叹万万不如的呀。西太后不过是砍了六颗脑袋呀,我不想在这里做数位研究,我只想问问共产党,您在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门广场,你到底砍了多少脑袋。

八九年到九一年这两年我在国内,空气里一根火柴都点的著啊。邓小平觉得这个日子没法过了,迟早要出问题。他从北京到武汉,发起了“二度改革”的号召。犹如西太后在一九零零年的西安发动的二度经济改革的号召,进一步地引导人民和全社会向钱看;进一步地一手抓政治高压和镇压;一手抓经济放纵。只要你想发财,你就去发财。只要你不想反对我,你怎么活都可以。

我是一九九四年出来到多伦多大学去当访问学者,有人问我,你都十来年没有回去了,你还了解国内吗?我现在和国内的联系主要还是我那些下层的朋友们;我那些下岗的同学们。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九四年到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变化;什么不变化?腐败。腐败的进一步扩张;而成为腐烂。

是专制改良经济 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主持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成为九十年代中共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辛灏年】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自由地,自由地进行生产和交换,并且它要为市场所调控和调节,这才叫市场经济。如果这个市场调节不是由自己解决的;如果这个市场的经济的发展是由背后的专制权力进行操控的,就如我刚才所讲的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一样。如果这个市场经济的底牌,是一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制度权利不会丧失,而进行的所谓市场经济的推动和调节的话,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它首先不是自由的。没有自由竞争,哪来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我想大家都明白,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界所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股市;中国的商业的各个方面难道全部是由自由竞争才形成的吗?如果是这样,还有那么大的官倒吗?还有那么多有权力的人吗?

我今天是在欧洲,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有一部小说叫《农民》,还有《欧耶尼·葛朗台》。你看看恩格斯评价。他说看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等于看资本主义在法国发展的一个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在法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和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法国的市民阶级,也就是我们讲的小资本家、中资本家、大资本家们,一天一天地腰杆子挺直了;法国的封建阶级,掌权的阶级,他们的腰杆子一天一天地弯下去了。他的小说生动的描写了那些掌权的阶级和曾经掌权的贵族们,是怎样在新兴的,所谓资产阶级市民的面前弯下腰去,羞惭的向他们讨几个子儿,借两个钱。我请问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中国共产党从科长到它的主席,有谁会低下脸来,碍著面子,非常难堪地去向一个资本家借两个钱呢,否则我们客厅就打扮不到现在这么漂亮。有吗?没有。只有今天中国的资本家,向今天的共产党各级官僚低头叩首。所以我说,我们是“专制改良型经济”,而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这是我就经济改革所讲的第一个感想 。

是特殊阶级,不是中产阶级

【辛灏年】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权的人更富起来,中国社会的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句良心话,在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真的是很穷很穷,穷到没有办法让没有在哪儿度过那些岁月的人去想像。我告诉一个瑞典的朋友,我告诉他我十三岁到十五岁的时候饿得,学校因为我打乒乓球。给我一个馒头,我同班三十五个男同学,每个人咬我的馒头一口啊。我们不上课老师带领着我们说,你们长大了干什么,我们说我们炸油条,我们说我们做馒头,我们老师说,我只要一个四两米,我就能把它炒一炒、磨成粉煮成一锅糊,我一家人就能吃得又饱又好啊。

有人说这十几年真的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在搞市场经济了;国内出了那么多的大款啊,那么多的有钱人呐。我想问大家,他们真是由自由的市场经济所迸发出来的,现代中国的民族工业的钜子吗?他们真像满清改革开放和民国初年,甚至于三十年代,中华民国的市场经济那样,由他们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民族的自由资本家们吗?不 不是。

【主持人】“中产阶级”是个英语外来词,确切的译法是“中间阶级”,起初并无财产之意,而是一个政治和美学概念。英国贵族们对处在中间的,像楔子似的插在英国传统的上下层之间的中间阶级颇为不屑,称其为“暴发户”或“新贵”,因为这些人来自下层社会,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他们认为财产没有使新贵们跻身于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他们失去了下层阶级的纯。

中间阶级从贬义词变为褒义词,多亏了法国贵族托克维尔。他在对美国进行九个月的考察后,写出了《美国民主》一书。那时的美国是一个富人和穷人均占少数的国家,大多数人收入接近,处于中间,因而没有哪一种力量能说了算 — 这种制衡,使政治平等和民主政治在美国成为可能。

【辛灏年】许许多多的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们 、专家们说中国已经应有了中产阶级,而且一天天在壮大,只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来变得越来越大,哎呀,中国共产党就变了,中国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了,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了。是这样吗? 我说不是,是“特殊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

因为中国的这个特殊阶级是靠两个东西致富的,一个是因权生钱,因为有权力,因为有权力控制经济的发展,有权力买官营的,然后再到市场上去高价抛出。所以他暴富了。

因为层层的官僚集团,他们手中掌握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权力,人民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找他们去盖大印啊。在美国,五十块钱寄过去,就可以开个公司啊。在中国,你至少要盖四五十个章,那四五十个章面,每一个章里面都侵透著资本家的鲜血呀,不是无产阶级的鲜血呀。所以他是因权生钱。

还一种是因钱生权,然后这个权再生钱。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批朋友,说心里话,也真是靠自己的能干;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会投机;靠自己会迎合;靠自己的经营能力,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否定,我们中国人能人太多。可是我们所有的能人,都逃不过这个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控制。每一个要发展的个体户、资本家,他们都必须和官场搞好关系;他们都必须和权力发生关系;他们去贿赂权力和官场,然后从官场拿来特权,以便使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工厂的发展;他的企业的发展,能得到一个起码是受到保护的条件。

那就不说官商勾结大家看看今天中国,有什么样的官;有什么样的商。官有四官:党官、政官、军官、执官。别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副教授,都是有级别的。都是科级、正副处级、正副厅级啊。知识份子当研究所所长的几乎没有没级别的。动不动就说我是副处级,死了一个科长还说生前享受正科级待遇。

还有四种商。外商、港商、台商和我们大陆自己的商人。我们这四个商人倒是没有共产党给他的级别。可是,他到美国到瑞典来做生意,他只需要和这个国家的企业主发生关系,讨论好这个合同就可以了。到今天中国大陆去做生意,你得一层层的找;一层层的拍啊。八十年来的时候送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把合同签下来了,现在至少五个儿女的担保,几十万的美金和各种各样说不清的东西。你能不能签下来还是问题吧。许许多多的台商都和我诉过这个苦啊,所以官商也罢;是四大的外来和本地的商人也罢,他们今天不是因权生钱,就是因钱生权,然后再拿权来生钱。

我请问大家,它叫做中产阶级吗?我好赖也在美国,生活了快十年了,我懂得什么叫中产阶级。小投资家吗?过得挺好,不愁吃穿,每年一度到欧洲旅游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拉斯维加斯一场豪赌两千万美元呐,眉头不皱,眼睛不(眨),心里不慌啊。这叫中产阶级吗?这叫特权阶级,叫特钱阶级,不是中产阶级。

我必须告诉海外的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们,你别把西洋当代中产阶级的概念套在我们中国大陆的那个所谓的特权阶级的头上,那你就套错了,那你就不了解什么是中国。

【主持人】大陆学者程巍先生在《解读中产阶级》的系列文章中说,中国当今的富人自称或被称为“中产阶级”时,其实是指极少数富人,其识别标志是:豪华住宅、高级私家车、俱乐部会员证等。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那显然不是“中间”,而是金字塔的塔尖。程巍先生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被误以为是未来民主社会翘首以盼的那种力量。但既然它不是真正的中间阶级,就不能把未来民主社会寄托于它。因为远在它成为民主力量之前,就已成为社会不公正的象征。

【辛灏年】我是安徽人,我生在南京,在芜湖长大。大家可能有人都知道,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傻子瓜子”。他是我们芜湖的一个小买卖人,他在电影院门口用自己一个小簸箩挂在脖子上卖瓜子,后来成了全国的大名人。在需要个体户的时候,他做了个体户,他生产瓜子确实很好吃。我跟这人挺熟的,但我后来发现,他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人。要搞改革开放,提倡个体户做万元户的时候,他上了《芜湖日报》,《安徽日报》,《人民日报》。要打击经济犯罪的时候呢,芜湖市委马上一个命令,就把他抓起来了,一判就是八年、十年。理由是重婚犯。我知道他没有重过婚。等到又要搞改革开放了,又把他马上放出来,什么罪行都没有了,因为邓小平同志说,还是要让这个傻子做下去吗。于是傻子继续做下去了,而且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发达。为什么?他懂了,他懂什么了?我如果仅仅是在电影院门口,挂着个小篮子卖我的瓜子,我顶多只要把派出所那个警察外勤马屁拍好就行了;如果我想做一个瓜子工,还想雇几个工人,那我就必须把本地的政府的权力都给他敷衍好,要拖着他们跟我一道下水。他做到了,他从此和封建的权力分不开了,勾结起来了;他从此和当地的专制势力勾搭起来了,他成了当地的红人和名人,他有了巨万之富。他每年过年过节送到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局处机关里面的钱,他告诉我,占他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一九九四年我从合肥离开祖国到加拿大之前,当时合肥最大的一个民间商人请我吃饭。我问他,你到底怎么发达起来的?他讲了一大堆过去的经历,就如我刚才所讲过的一样,无非是权钱勾结。但是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要想发展和发财,我只有一条道,就是拖共产党下水,让他腐败,给他送钱,给他送礼。

我想请问,如果中国的民族工业,如果我们的民族工业家们,我们民间的商人们,我们当代中国的资产者们,在刚刚开始做生意,在刚刚开始发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和这个权势发生关系;首先想到的是勾结好这个权势;首先想到的要把大大的红包送到他们,每一个掌权的口袋里面去,这样的商人还是真正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商人吗?不是,他不是。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它的资本家不是中产阶级,是特权阶级,是用腐败和贿赂勾引到了特权阶级。

是腐败的成就大,不是进步的成就大

【辛灏年】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经济制度,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是权力掌控的经济。正是因为中国的富人们不是所言的那种中产阶级,而是特权阶级和特钱阶级,所以二十五年来,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大陆经济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是有进步,可是我要说的是腐败的成就大,不是进步的成就大。

有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腐败呢?你们想过吗?你看沙皇俄国改革开放是被腐败搞垮的;满清王朝搞改革开放也是被腐败灭亡的。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从哪里来?是从经济腐败里来。

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平心而论,不能说没有成就啊,可是这个成就跟他腐败的成就,腐烂的速度相比,不是小巫见大巫,是没法比。想想看二十五年前,我刚才说了,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够贿赂成功。今天要多少啊?你听听台商的去诉苦,一位台湾商人在大陆呆了十年,最近写了一本书,他把他带到中国大陆的所有财产—上亿的财产贿赂光了,最后两袖清风地回到了台湾。

大家知道一种人贪污,贪污个几十块,几百块,几仟块,上万元。说心里话,这也就是一般的而已啊。今天中国大陆一贪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于上亿啊。“大贪做报告,中贪无所谓,小贪戴手铐,不贪的往边靠”,不贪污混不下去啊。你想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那中共全权领导集团,就会把你开除出去。什么叫贪污?有的时候直接拿钱去贪污;集体享受贪污,为什么共产党喜欢盖楼,那叫集体贪污,集体享乐吗。为什么共产党在大城市里非常喜欢搞基建?

一九九四年我出国之前到贵州,看到乡村的一个小学校,学生在坟头前上课,在墓碑上做作业啊。所以,它的腐败速度是惊人的,腐败的扩张是惊人,它腐败到人人都做贪官,即使人人都骂它们,它们还要腐败。所以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腐败和腐烂,是和满清王朝一样,其腐败是歧生歧长。

发展不是硬道理

【辛灏年】邓小平先生曾经遗留下一句话,说搞经济没有错。他的名言是,“发展是硬道理”。

我的话是,发展是道理,但不是硬道理。为什么?我承认我不懂经济,术业有专攻,哪有全能的人。可是我懂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个具有一定财富的社会,只有那么最小的一点点分散在最大多数的人群里,我请问,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硬道理能造成什么结果呢?工人下岗,农民外流,只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呀 。

为什么说它不是硬道理,《人民日报》在两年前曾经发表过一篇短短的文章,海外的网站把它记录下来了,可是文章的作者被《人民日报》开除了。为什么?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经济发展的钱,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用。我想说的可能比他大胆一点,因为我在国外吗。我想说一句话,发展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除了那些特权阶级,特钱阶级以外,绝大多数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今天刚才所讲的对经济改革的否定方面的说法,全部作废。

所以我想,中共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它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在它的经济制度下,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它是一个制造了相当数目的特权阶级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中产阶级,它造成了腐败的歧生歧长,迅速地腐烂下去;而不是使得它真正经济的成就发展起来了。它没有使我们的人民一天一天,一月一月 ,一年一年地安居乐业了;而是使我们的人民一天又一天地不能安居乐业了。近几年的圈地运动逼的多少家破人散,我们就不说了。

【主持人】 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使中国犹如处在火山口上一样。中共领导层的不安是可想而知的。二仟零六年三月四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郊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人们称为“西山会议”。会上四十余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对中国改革现状和前景发生激烈争论。与会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俨然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亟待抉择。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也随后在不同场合发表谈话,表示要坚持和深化改革。其实,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需不需要继续改革”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问题。然而,在改革开放近二十七年的今天,重谈十几年前许多专家学者就曾讨论和建议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真的能够消除腐败以挽救中共的命运吗?中国有一句民谚精辟地总结了中国的现状,“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综观中共近二十七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其实,中共的寿命是通过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换来的,中共的寿命越长,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一观点有不同的看法,请您继续关注下期的透视中国的节目,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辛灏年先生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第二部分,政治危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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