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中国大一统与“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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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边界划定,中共认同条约神圣原则。但是中国何以潜在四周巨大的分离主义隐忧?中国承继满清王朝的疆域又有何遗患?在大一统的淫威之下,掩盖着历史的禁区。

中俄东部边界的争议〉一文在《开放杂志》八月号发表后,曾以〈中国怎样失去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为题在若干网站上载,成为谷歌、雅虎等搜索网站的相关头条。复有朋友介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本史料甚丰的专著《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读后深感从中俄东部边界问题可以引伸出许多有关中国边界领土的思考,既是史学探讨,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东段与西段

先交待一个读者提出的问题:所谓“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根据何在?一百五十万之说,是沿袭已久的说法。既载于史册,也出于官说。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接见美国务卿基辛格时,就说过苏联在历史上从中国割去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邓小平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两次提到此数字:“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究竟沙俄时代侵占中国土地有多少?其实,中国官方和史学界并未提出确实的数字。中国权威的《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第二十九章记载,“三百多年来,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此数也不尽不实。一九九○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国综合地图集》有“沙俄掠夺中国领土”一图,文字说明显示,除东部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外,中俄西部边界尚有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和一八八一年《伊犁条约》后占去七万多平方公里。以上几个“约数”之和,至少为一百五十一万平方公里。因此,这可能是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之说的来源。(图一)

据此,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应该是中俄边界中方失地的总数,包括东段与西段,而不仅是东段。(未计中段唐努乌梁海十七万平方公里)这是我在八月号文章中表述不确之处。

但这个“失地面积”,也许永远是一个约数,因为在一百多年前,不可能科学的测量那些包括许多尚未开发、罕无人烟土地的面积。在可见的历次中俄边界条约文本中,只有分界的走向、界标点的位置,而从无详细面积之说明。甚至中方关于城堡大小的量度只有“步”而无“尺”的概念。对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八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这些争议地区的面积,过去也没有清楚的交待。

中俄双方都声称条约不平等

中俄边界之争,其实从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就已发端,而不是中方一直强调的该约“公平合理”。《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是中共最新的关于东段边界争议的官方著作,作者姜长斌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是中共研究“后冷战时期”国际问题的专家,此书去年十一月出版,由前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曾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全过程的李凤林作序。李序证实中苏边界核心分歧,就是苏方坚持《尼布楚条约》是对俄国的不平等条约,后来瑷珲、北京二约,便是俄国收复失地。姜长斌介绍了俄国历史学家格。季列耶夫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为俄方坚守一八六○年《北京条约》不是不平等条约的理据,他认为:中俄东部边界的划定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十七世纪初俄人向远东地区的开发、渗透;二是满族夺取中国王位并巩固在全中国的政权。俄国一六五○年代已在黑龙江中上游立足,并向远东滨海区拓展,到一六八五年已建城市、村镇超过二十座,有军政首长管辖,已纳入俄国东部版图。而满族一六四四年在中国建立清朝后,三十多年忙于镇压明朝遗民的反抗和巩固政权,使满洲地区空虚,俄国人在开发两国中间地带时,见不到中国军队与政府人员。一六八九年,清政权已形稳固,在不断地武力攻击下,才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被迫让出了大片土地。因此,《北京条约》收回失地,才是平等的条约。

可见,中俄双方对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及一百多年后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是否“不平等条约”持完全相反的立场,形成双方边界争议的焦点。但是,这场争议,在一八六○年至一九六○年中共建议举行边界谈判的整整一百年内(除外蒙独立问题外),实际上并不存在。即清朝、民国与中共建政初十年至少都默认中俄边界的三个条约。
现在中俄官方勘界消弥争议,和解的基础是什么?是姜长斌新著开宗明义表示的国际法公约的原则——条约必须遵守,又称为“条约神圣”原则。中共接受了这项“国际条约法关于国家主权与领土边界的通行准则”,从而取代了“不平等条约”的旧思维。可以视为官方代言人的姜教授指出,中俄边界形成与演变的过程,“是中国领土机制的近现代转型过程。软弱而保守的中国政府……从传统的模糊、含混的“天朝”内地与“外藩”之间的疆界,被现代意义的国际条约法边界所取代,中国的领土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

邓小平违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这诚然是为中俄解决边界争议作出的最体面而理性的解释。但是,这解释仍回避了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中一些本质的矛盾,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是当局对处理如此大面积领土的得失,不敢作出公开声明的隐衷。

姜著大段引用邓小平一九八九年五月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为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的基调。说邓对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主权领土受到极大损失的叙述是“精彩的概括”。其实,邓这段话问题很大。一、谈中苏分歧不仅没有丝毫自省(历史证明,中苏关系的恶化完全是由于毛的极左盲动政策造成灾难性后果所致,直到以反苏修为号召的文革浩劫),现在还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数落沙俄历史以逃避责任,表现一派天朝心态。二、大谈中国坚持要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三、说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死了“几千万人”,夸张列强之罪。虽然表示愿在条约的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谈话并无平等的诚意,否则划界不会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又拖了二十年。

事实上,邓绝对不是一个条约必须遵守者。他在八二年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就又是一副嘴脸。后来他告诉中顾委们时说:“撒切尔夫人来谈,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后英国要继续管治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邓还威胁说,“如果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邓承认中国面临一个香港、一个台湾,解决方法只有用谈判或是武力。实际上,邓小平的策略是在武力威胁下的谈判。香港这样回归了,台湾则尚未成功。这哪里是“中国的领土机制有了质的变化,实现了近现代的转型”?

国际领土争端的四种处理方式

谈现代领土机制,应该回顾近代国际间处理领土问题的方式。不妨以中俄美三大国为例,大致概括四类:一、武力方式——如俄日库页岛之争。一九○三年日俄战争,俄败割让南半部予日本,一九四五年二战日本战败,将全岛奉还俄国。台湾亦然。因甲午战败而割让日本,四五年中国再收复,也全因战争胜败而致。历史上两国交兵结果,败者割地赔款是常事。自然无公平可言,全由实力而定,或曰“丛林法则”。

二、谈判方式——如中俄边界争端。两国谈判虽间以武力冲突或某种压力,但基本程序是谈判,讨价还价,谈妥后按外交惯例签字换文各自批准生效。十九世纪至一战前,各国所签双边多边条约达一万五千项,涉领土者不少。不是城下之盟,也无绝对公平可言,双方得失总难均衡。这种解决领土纷争的方式乃是文明社会契约精神的体现,以信诺为前提。

三、商业方式——用金钱换领土,或辅以其他形式的利益交换。花钱买地是美国领土扩张的主要方式。美国一七七六年独立时,只有八十万平方公里辖土,到现今九百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很大一部分购买而来:一八○二年以一千五百万美元买法属中部十三州二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一八一九年以五百万美元买西班牙之佛罗里达;一八四六年向墨西哥宣战,亦付一千五百万美元得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包括加州、新墨西哥州等地。买俄国阿拉斯加更是一段佳话,一八六七年一夜之间成交,美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买到阿拉斯加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连阿留申群岛。后来才知该地石油、天然气丰富,值二万亿美元。俄人痛悔之。买卖成交,岂能反悔?

四、分离方式——国土因革命、动乱、独立运动等而分裂,造成领土国界的变迁,亦常见。近如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建国,大一统的苏俄版图自然面目全非。再如外蒙古之独立,向为国人关注。外蒙古在明朝是独立的瓦剌鞑靼国,边界南达长城。清朝侵占入版图之内。一九二一年宣布独立,国民政府不承认。二战后,中苏协议由外蒙公投,百分之九十八蒙古人赞成独立,一九四六年国府予以承认并建交。五三年台湾在联大推动“控苏案”改为不承认蒙古独立。中共则一直承认蒙古独立,故两岸之中国地图迄今有异。

中国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

今日中国版图奠基于清朝,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续。但中俄边界领土之争长达三百年至今才“划上句号”,清朝遗传的版图是否具有万古长青的永恒价值?恐怕无人敢下此断言。翻开谭其骧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地图集》,谁都可以看到清朝之疆域,乃是中国历代王朝版图变迁系列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只具一定历史时空的相对稳定性与合法性。证诸上述四类国家领土演变方式,近三百年中国领土的潜在变数,昭然若揭。(图二)

秦以来的中国以汉民族为主体,聚居于黄河长江的中原沿海地域——这是两千多年来不变的基本史实。秦朝到清朝,历十五个王朝,其间合多分少,华夏主体为汉族从来不变。人口迄乾隆十八世纪末达三亿之众,至今日共产中国人口十三亿,称五十六个民族,汉族仍占百分之九十一点八。但有一个举世无双的特征,即占人口九成的汉族聚居的地区,只占国土不到一半,另一半以上国土为几个人口仅数百万的民族所居: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

正是这三个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挑战了满清以来的大一统主义。首先是蒙古族,在二十世纪成功地脱离清朝版图,(在苏联支持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一年加入联合国。藏族独立建国运动步履维艰,但在国际社会已得到许多同情,而且,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已近五十年。维吾尔族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运动更陷于困境。现已被定为“恐怖主义”,最近奥运期间,中国政府声称,境内发生的多宗爆炸和暴力袭击案,与“东突”有关。

一九九八年,我曾经访问CTN记者梁冬,他详谈过采访中亚一带的东土活动和土耳其“世界泛突厥族大会”的情况,说维族人九成八都主张独立,境外的东土组织设想二○○五年是发动圣战建国的适当时机。BBC报导“东突解放组织”二○○五年九月已向中国宣战。

台湾独立运动则是另一种性质,不以民族自决而以民主自由人权“反中国霸权”为诉求。显然,台独是北京当局处理国家统一问题的首要之务,其中包含“两个中国”的政治因素。世界许多国家和台湾保持非政府关系。

和台独、藏独、疆独相比,中国的边界纠纷就沦为次要,尤其是摆平中俄边界之后,现在最大的边界争端是和印度的麦克马洪线分歧,涉及九万平方公里领土。看来中国并不急于解决,虽然那不是西伯利亚式的无主之地。

清朝版图乃是侵略扩张形成

走笔至此,不能不思索中国统一迄今何以尚存如此重大的隐忧与挑战?和美俄两大国比较,这是中国独有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美利坚合众国五十州没有这样的分离倾向。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而后组“独立国协”,十一国加入。近二十年来,各自为政,大体上相安无事,也算一个稳定的国际架构。独有中国不然。这不能不对大清帝国版图的形成及继承的合理性作出评价。

让我们看看五百年前(明孝宗)中国的版图(图二)。和距今一千年的宋朝一样,汉族仍聚居于传统的中原地域。今蒙古、新疆、西藏的广大地区有异族的几个独立的国家(蕃国)。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经过前后七十年的战争,才将西域各国征服,纳入版图。包括康熙一七二○年发兵入藏,立前藏、后藏,统称“西藏”。乾隆一七五七年剿灭准噶尔汗国,竟实行灭种政策,将汗国信奉伊斯兰教的五十万突厥族(色目人),杀掉三十万,妇孺亦在劫难逃(其惨不忍睹,史书纪详)。从此,中国版图增加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之“新疆”。全国领土比明朝扩大近三倍。

孙中山对满清统治深恶痛绝

新疆突厥族国家有其不同于汉族的文化,游牧于天山南北,但这古西域之地在汉唐之后,和中国已隔绝千年。清朝的征战显然属于侵略吞并性质!夺人之地,无任何交易,没有“不平等条约”。民国时代史学界无不将元蒙的野蛮扩张和清朝十全武功相提并论加以批判,延安中共史家邓力群亦指“满清的民族侵略政策,为后来的民族仇恨和隔阂伏下根源。”到五十年代大陆学者如翦伯赞,也认为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是“反动的侵略战争”。

清朝以残酷的手段统一中国,建立了辽阔的疆域。乾隆宣称“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抚育之,鸱张则剿灭之”。一七六五年新疆乌什反清暴动,乾隆谕旨“克复乌什城后,勿留孑遗,尽数杀戮。”结果二万余回人的乌什经屠杀和解押异地,变为空城。清朝征服中国之残暴更甚于征服西域各国,因为遇到强烈的反抗。清兵一六四四年入关,烧杀三十多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厉行文字狱、诛灭九族、剃发易服、改造汉人、笼络奴才,无所不用其极。满族武力统治中国,是野蛮对文明的一次大规模征服,与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现代国家领土机制”毫无共同之处。换言之,清朝和元朝一样,是异族入侵中国的领土扩张,与日本侵占满洲并无二致。清朝汉族已经沦为亡国奴。

但是随着中共集权日甚,左风渐炽之后,对高度专制、闭关保守的清王朝的批判,变成了历史的赞美。从清史学者到御用文人尤其把“康乾盛世”捧上了天,更将“中国崛起”的“盛世”当作“康乾盛世”的再现。歌颂康熙乾隆“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家喻户晓。大赞满清入主中国,维护了大一统主流,是对中国统一的最大贡献。甚至恭维康熙的“军事思想”值得后人效法。

但是,中国思想界对清朝的批判,从未间断。难忘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对满族统治的深恶痛绝。他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便是针对异族统治而来,主张反清复明,驱除鞑虏,创立民国。孙中山直到一九一九年都是反满主义者,到晚年才认同“反帝”。否定满清对中国的专制统治,是辛亥革命的理论基础。

学者们对“康乾盛世”的批判

史家郭沫若在其评述明朝亡国之作〈甲申三百年祭〉中,根本不认满清为中国正统(令人想起文字狱的名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鲁迅也痛斥“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对汉文化从头到脚的摧残”,是中国近代大大落后于日本的原因。清朝疯狂扩土封疆的十八世纪,正是西方世界扭转人类历史的重要时期,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首建民主国家;法国大革命……中国对此全然无所知,关起门做皇帝。

台湾史家柏杨写道:清政府打平天下后,“大黑暗四方八方反扑而至……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最癫狂的弘历(乾隆)”,“他得意的十大武功,认真研究结果,其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乾隆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一七九九年,在位六十三年。准噶尔后裔新疆人应该记得他。

姜长斌教授研究中俄边界问题多年后的结论是:清朝闭关自守,严禁出海,愚昧无知,国界观念落后欧洲二百年,依靠“有疆无界”观念维系中央政权统治,与日本俄国走向列强相比,“中国急剧地走下坡路”,“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官方坚持封建大一统历史观那么,奠基于这样一个王朝的中国疆界的合理性何在呢?本文试图以边界的历史变迁,清理延续至今的中国大一统主义的来龙去脉,并佐以近代国际关系的若干实证,并不涉及当代政治与大一统的关系。论述可以归结为:

一、中国历代版图均有巨大的变迁。

二、中国现代国界以清朝版图为本。

三、清朝版图基于满清对中国和西域的武力侵略和野蛮统治而得,留下巨大争议性。

四、中国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在地理结构上的失衡,构成中国统一的不安定基因。

五、东突维吾尔族独立建国问题和清朝对西域的征服史相关连。

江泽民当政时期,曾邀请八位历史学家为高层领导讲史,并结集出版。其中戴逸、张传玺教授专论中国古代的历史特征与民族边疆史,特别强调中国“多民族与大一统”特征的形成。对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奴役中国人的大帝国推崇备至,赞扬“清朝是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和疆域的最后奠定,做出最大贡献的朝代。”“大一统”和家天下、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并列为中国四大“历史特征”。这是中共当前历史观的一次官方表述。实际上,也是中共迄今坚持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

御前学者们承认“中国长期的大一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尤其外国人感到奇怪”。他们故步自封,为统治者著书代言,提供论据。但是除去对辽阔疆域的一片痴心,并无新意。

二○○八年八月十六日

--原载《开放》杂志200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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