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波夏戈夫斯基:血统的控诉

受访人:俄国著名作家阿•米•波夏戈夫斯基(A.M.Bopщmarobckий)

地点:莫斯科作家本人的寓所
访问者:周勍

莫斯科七月初盛夏的一个中午,我们如约来到了著名俄国作家阿•米•波夏戈斯基(BopщmarobckийA.M.)的家里,对这位86岁高龄的老作家进行了专访.他是入选我们筹划出版的“俄国集中营文学丛书”的俄国作家之中,历经过战争与和平而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

在整整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波夏戈夫斯基共写出了《俄国之旗》等五部长篇历史小说话剧(《女装裁缝》、《蒲柳西哈的三棵银白杨》)以及文学生涯回忆录《幸运儿手记》和许多中短篇等。他的小说和话剧被翻译成为14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不久前,来自萨马拉城的一家剧院在莫斯科首演了他的话剧《国王与小丑》。此外,经由改编以及本人自创的电影剧本,共摄制完成了17部影片。

最近10年以来,亚历山大•波夏戈夫斯基几乎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工作 — 编撰出版《被枪杀者名单》。其内容是为了给那些在莫斯科近郊的内务部布托沃监狱1937—1938年间被枪杀的三万两千名受害者重建档案。每个受害者名下都有简历,被捕前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教育程度等等。目前,这部书已经出版了16开本厚厚的二大册,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将出版最后两册。

在这部血淋淋的纪念册里,有这样一项记录:处决人数最多的一天里,有562人被杀。为了给那些屈死的人们留下一点点纪念性文字,他同一批志同道合者付出了近10年的努力。从1990年12月开始,每月两次在《莫斯科晚报》上刊登附有照片的死难者介绍文章。材料的来源,则是克格勃被分解之后的机构之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秘密档案。波夏戈夫斯基介绍说,所幸的是,联邦安全机构内部也有热心人支持这项工作。

清算斯大林时期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作家波夏戈夫斯基1994年出版的《血统的控诉》一书的核心内容。1952年8月12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贝利亚的主持下,共有144名犹太作家、艺术家等著名人士遇害。实际上,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反犹运动中,前后共有31个刑侦人员主持多起案件的调查取证。其目标,则是对犹太人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肉体上的消灭。

90年代初,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亚历山大•波夏戈夫斯基根据前克格勃档案中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这本书。这部书已经被译成法、德等主要欧洲语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读者也会见到这本书的中文版。我们对亚历山大•波夏戈夫斯基的专访,是通过普希金语言学院一位从事俄国文学教学的教授安排的。

我们向这精神矍铄长,相酷似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老作家说明了来意,幷拿出“俄国集中营文学丛书”的编辑计划方案请他过目。波夏戈夫斯基兴致勃勃地将计划的文本大声念了一遍。随后,我们把话题又转到“丛书”上来。他首先表示,编撰这一套丛书的想法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二十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自雷巴科夫以来,这个大题目下的作家与作品的数量十分可观,可以说,遴选是一大难题。在欧美,“俄国集中营文学”的英德法等语种的翻译出版活动始终十分活跃。

下面便是我们的访谈纪录(阿•米简称“波”,我们则简称“访”)。

访: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能见到您幷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访谈。相信通过这次对您的专访,能对近几亿尚处在话语霸权的人文环境中的中国读者产生影响,更进一步地向汉语世界推介您的作品及思想。首先,想请您回顾一下20世纪苏俄文学的发展与现状,同时与19世纪俄国文学作一比较,好吗?

波: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俄国产生了一批大作家,比如契可夫、高尔基、库普林、安德列耶夫、布宁等等。十九世纪只有少数几位天才作家,但他们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十九世纪的文学史,如果没有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便是不可想象的。有人认为,与十九世纪相比,二十世纪略有逊色。这是不正确的。二十世纪的俄国文学同样是光彩照人。比如“白银时代”的诗歌等,不过后来的发展却要另当别论。1917年10月的事件决定了此后的转折。俄国重生了,但它是如何诞生的?是顺产还是刨腹产?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但是,新的俄国产生了新的、充满了活力的文学。令人惊异的是,在严酷的环境下,在无孔不入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依然有一批作家脱颖而出,比如阿斯塔菲耶夫、阿布拉莫夫、沙拉莫夫、尤里•多姆布罗夫斯基、列夫•金斯堡(《灰烬的代价》)、左琴科、扎伯罗茨基、卡扎凯维奇、瓦列金•卡塔耶夫、列夫•克别列夫、库普林、曼德什塔姆、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在斯大林格勒的堑壕里》)、奥列格•沃尔科夫、以即后来移居美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还有1952年被枪毙的马尔基舍和瓦西里•格罗斯曼等等。因此,苏联解体之后,收获最大的应该是文学界。

即便在“集中营文学”的框架之内,作品与作家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时间界限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上限要比雷巴科夫(《沈沙》)早的多,文学作品的力量也比雷巴科夫有力得多。但是,雷巴科夫对于“集中营文学”的贡献,在于他的开先河之举。

所以,当你们开始接触反极权制度文学,反斯大林制度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会有目不暇接的感觉。顺便说一句,语言的简洁,接近人民的口语,这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的特点之一。如果同法国文学比较,它也有如斯汤达、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家,但俄国文学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它是产生于苦难。

访:目前,对苏联时代“集中营文学”的时间界限说法各异,您如何看待各个不同时期“异议”或者“地下”作家的作品?有没有您最喜欢和最厌恶的作家和作品,为什么?

波:我不大愿意就这个题目随意发挥。因为这里所有的作家,所有的作品都很重要,都难以割舍。应该说,这里你们必须关注的是一大批作家。现在有人认为,“集中营文学”始于雷巴科夫。但这种说法混淆了一个概念,早在雷巴科夫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集中营文学”和比雷巴科夫的更富于才华的相关作家,只不过这些作家及其作品遭禁而已,在人们中间私下流传,处于属于某种地下状态。而我本人,跟另外十六位作家一起,每个人都写了一篇长文,对雷巴科夫的作品和创作进行了评论,联名上书给苏共中央,要求出版雷巴科夫的作品。当一批顶尖作家上书呼吁的时候,当局也不能够完全忽视这个问题。最终,雷巴科夫的作品开始出版了。他出版的第一部优秀长篇小说是《沈沙》,接下来便是“集中营文学”的一系列作品。

从那时起,当局允许一些作品出版,虽然不多,但终究是个突破。另外一些更加重要、更加出色的作家也开始出版自己的作品。但雷巴科夫的贡献,就是打破了那种恶劣的、粗暴的新闻检查制度。应该说,有两种新闻检查,其中一种允许你在某些地方做出让步,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坚持自己的方式。但另一种新闻检查就是粗暴的禁止。那么,那时起就发现,有些曾经在集中营呆过的人写了不少作品。

比如索尔仁尼琴创作了《古拉格群岛》、《第一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另外,多姆布罗大斯基的三部长篇小说也非常出色;左琴科,卡扎凯维奇,还有在集中营呆过多年的扎波罗茨基,死于集中营的曼德什塔姆,创作了《在斯大林格勒的堑壕里》的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和金斯堡的《大堑》于1967年在法兰克福用德语出版,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当然还有那个鲍里斯•波列沃伊,作为一个作家,他资质平平,但他是《少年》杂志的主编,作协的书记,所以却频频获奖。

现在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即有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苏联文学。我本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当然存在苏联文学,苏联作家。至于这种文学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产生的,经历了多少苦难,这又另当别论。比如阿克肖诺夫,他是著名女作家金斯堡的儿子,一个才华出众的诗人。如果说他不是苏联作家,那又当如何?再譬如瓦西里•格罗斯曼,他的创作始于1905年俄国的工人运动,但成名作却是写战争题材的,他创作了一部有关内战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在阿斯塔菲耶夫之前是最重要的。当然后来他还写了斯大林。

访:作为一名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可否评价一下您自己的作品?您觉得自己在20世纪俄罗斯文坛上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另外作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特别是一个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人,您如何评价自己?有何得失和经验需要反省?

波:这个问题对我而言,非常难以回答。在这个意义上,有两类作家。其中一类作家自视极高,把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看得很高。另一类作家,其中也包括我的挚友巴乌斯托夫斯基。记得他在创作《金蔷薇》期间,我们住得很近,是邻居。每当半日的工作结束,他走出房间,都会感叹说:“天啊!我已经文思枯竭了!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我已经不再能够明白文学是何物!”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每每自我拷问,是否已经江郎才尽了。他终其一生,始终如此。但他依然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是第二类作家。我们姑且称之为“自咎者”,我本人属于第二类。

至于我本人的情况,我想说的是,我很晚才开始文学创作。从17、18岁到38岁的黄金时段里,有些作家诗人会写出一些后来被认为是巨著的作品。而我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却在做另外一件事。我研究戏剧,写剧本,写莎士比亚的评论,甚至创作了一部话剧。我始终认为戏剧是文学中比较精密的一部分。

1949年,我遭到迫害,连同妻小被扫地出门,面临基本的生存问题,除了被捕,已经看不到其它任何的结局。那个时候,我开始坐下来写小说。从那时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这50年里,我创作了一批电影剧本,一些我最爱的戏剧,以及小说等。我写了5部长篇小说,都是十九世纪的历史题材,几部中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

谈到我对自己的评价,我觉得这个评价的尺度很难把握。我想,有五个短篇,两个中篇,两部话剧可以保存流传下去。在这个问题上自我迷醉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我的这些作品当然不能跟经典相提幷论。真正的经典作家非常少见,不要把某个作家富于才华的作品与经典混为一谈。

我的朋友们经常劝说我,早就该出版作品全集了。谁需要这个全集?我自己当然需要了,这里有稿酬哇!可是人类幷不需要波夏戈夫斯基的全集!当然,我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本人极其明白。

如果出版一本15位作家农村题材小说选集的话,那里将应该收录我的一篇小说。我本人有两个嗜好。一是钓鱼,二是象棋。我曾经以为自己终生都可以作这两件事情。可惜,我实际上一直都在写书。

我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回忆录《幸运儿手记》中,仔细认真地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战争期间,德军的子弹几乎穿过我的心脏,但是我活了下来,否则现在不可能跟你们谈话了。我感到幸福,因为瓦列金娜,我的妻子一直在我的身边。我们的孩子都非常出色。大女婿是著名电影导演阿列克谢•盖尔曼,大女儿创作电影剧本,曾经获得过大奖;小女婿是苏加诺的侄孙,印度尼西亚人,他今年虽然已经51岁了,却依然保留了孩子般的纯真,他是画家。我没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当然了,过去曾经有过恐惧、饥饿、艰难困苦等等。

当《真理报》上点名批评我是“破坏分子”,“不爱国”时,我当天晚上便烧掉了所有的信件。不是因为这些信件不好。不是的,这些信件来自我的挚友,其中有些人身居高位,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我不愿意让他们遇到麻烦。因为他们给我的信中,十分坦诚地谈到了许多问题。

当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俄国旗》,救了自己的性命。这是个大部头,42个印张。我去列宁图书馆,结果却不放我进去,没收了我的借阅证,不给任何解释。我毫无办法。后来,我写信给政府,请求派我到边远地区的农村小学去,我可以教授地理或者俄语。然而,他们却对我说,我们国家,连牲畜都是由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放牧,你却想要我们把孩子们交给你。这绝对不可能!

访:20世纪俄罗斯动荡多变,从沙皇到斯大林,再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权力更迭,此消彼长,您认为“俄罗斯集中营文学”今天是否也成为了一个过去词?它对俄罗斯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对今天的俄罗斯现实是否仍有影响?

波:我认为,“集中营文学”的经验,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比起10年15年之前更加紧要。我个人对戈尔巴乔夫充满敬意。人们总是想要他做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他却很出色地做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因为他所接受的是党的传统教育。所以说,虽然当时存在诸多限制与禁忌,但戈尔巴乔夫依然做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未能成为俄国的改革家,但他却改变了整个世界。因为他向欧洲和全世界证明了——请注意,是证明了,而不是口头上的表明,许多事情都是说来容易——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是残暴无情,我们不是杀人狂。但若要设身处地去做很难很难。

你们问到,过去(指集中营)发生的事情对俄国最近10到15年有何影响?
首先,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来谈论文学。这些事情将对全社会发生影响。因为文学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我想,我们很快就将需要从那些过去岁月里获得的经验。对俄国社会而言,今后10到15年之内,可能更加需要过去的教训和经验。因为斯大林时期的许多要人依然还活着,幷且在社会上、在政府里身居要职,其中也包括当年克格勃的某些中坚分子。

我不想谈论叶利钦,因为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早已经完结。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偏执狂而已。总体上看,最近10来年的改革,无论从精神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改革还远远没能完成。

访:批评界一些人士经常批评异议作家是靠“政治上的反叛来吸引西方读者幷迎合国际文学大奖评委们的价值取向而获奖,其艺术价值幷不高”等,对此您如何评价?

波:我对这个问题的心态非常平和。因为各个人的情况不同,才情也不同。比如布罗茨基。他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他最终却成为一个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也有另外一些人,虽然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但在拿文学表达这些东西时,却显得功力欠缺。百年之后,再也不会有人想到或者提起他们。

这些异议作家才情各异,但绝对不能单凭这一点完全否定他们,把他们看作是夸夸其谈、煽风点火的人,似乎他们无法在创作上达到某种高度,因此转而求诸其它途径了。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许多种情形。但异议本身就产生了一大批作家,他们有勇气,不恐惧,这都是他们的光荣与骄傲。

我想举两个人的例子来具体说明。维克多•涅克拉索夫,他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异见人士,小说家,他最后客死法国。他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另外一个人,葛里高利•斯维尔斯基,对其生命价值与道德力量,确实值得后人十二分的敬重,但他的文学创作却是水平有限。

访:冒昧问一个与文学无关的问题,您如何对待痛苦、绝望和死亡?用何种方法来解决?是否想到过自杀?

波:我从未想到过自杀,但非常害怕随身携带武器。我一直都非常害怕枪支一类的东西。我认为,苦难、绝望与死亡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非常平静坦然地接受了命运中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活65岁便足够了。我已经活完了自己的一生,现在可以说是活着别人的生活。宗教在我的生活之中没有位置。我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同时我也理解历史所具备的必然与不可逆性质与规律。

我想,在自己的一生中有这几样东西在支撑着。其一,是一种快乐且无忧无虑的宿命论。我认为生命中所发生的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自己的心中,始终保留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达观。其二,是对生命,对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女人保持着的盎然兴趣。这使得我得以排除生活中的黑暗。其三,是绝对的敬业精神。

访:现在您正在做些什么?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波:从1990年12月份起,我跟自己的朋友们争取到了查阅克格勃尘封了50年的有关战后迫害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的档案材料。我们已经编辑出版了一套名为《被枪杀者名单》(《PaccTpeЛЯннbie спики》)的纪实性文献,包含每个遇难者的简历与遇难时的简单情况介绍。我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继续这项工作,因为这里涉及到数万普通人和数十位院士、艺术家的生死故事。

我们都知道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可斯大林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当时就有31名侦察员专门处理犹太人的案件,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对犹太人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仅1952年8月12日一天,就有144名犹太作家、艺术家等被克格勃在莫斯科近郊的布托沃集中营枪毙。

访: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幷且为我们计划出版的这套丛书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预祝您能够如期完成这件需要付出大量劳动的有益工作。愿这部死难者名录最终能给人类以应有的警示。

周勍提供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