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期计划搬家，周末忙于看房找屋。由于新唐人电视台已在多伦多落地，而新唐人又已构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租房的时候，忘不了向准房东询问一声：是否可以通过他（房主）的名义向Rogers公司订购新唐人的服务，由我自己来付账单。我所看的第一处房，房主也是大陆移民，在表示可以帮这个忙之后，他问了一句：这个电视台是做什么的，有什么倾向？我太太在一旁回答，新唐人电视台揭示出了许多在大陆、和其他华文媒体不报导的事，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不料此时这位仁兄大摇其头，说：改变不了，你们什么也改变不了。
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中国不管谁来执政，都是那样。共产党就算没了，你们认为就会更好吗？有毒食品不仅中国有、加拿大不也出现过吗？台湾不是民主了吗，怎么也出了陈水扁洗钱舞弊案？
我插了一句：“陈水扁不是被收监了吗？贵为前总统，也不能自免于刑责之外，这不正是民主与法制权威的体现吗？而且陈水扁的太太吴淑贞、女婿赵建铭当陈还在台上时，就已受到调查，这更是大陆无法做到的。”
这位仁兄眼睛一瞪，说了一句在我看来很难理解的话：“那为什么台湾的民主没有能防范陈水扁舞弊的发生？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是好的。中国历史上一直都那样，哪朝哪代没有冤案，没有杀过人？根本原因不在共产党，没了共产党也一样。”
我太太还想尝试和这位仁兄进一步沟通，我在一旁苦笑不语。当然，我可以说：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康，不在于没有罪行发生，而在于罪行能被摊在阳光下、并被及时制止。我也可以说：加拿大也可能发生冤案，但法制社会的可贵之处在于，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申诉的机会，冤案不会被“批量”地、有目的制造。我还可以说：中国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确实曾血流成河，但任何一个王朝鼎定以后，首先要做的是休养生息、大赦天下；而不是像中共“建国”才是它“大杀天下”的开始。但是我从这位仁兄的目光中能读出，这样的话并不能打动他，他会有更多的理由在等着你，比如：“你又没生在古代，你怎么知道古代是那样的？”（——开个玩笑）
再回头想想，同胞中持类似观点的不是很多吗？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特别是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思考与辩论早已成了同胞们的强项，必须承认，我们很多同胞很有知识、很有才，可惜的是“才足以饰非”；也不得不承认，有些同胞很能辩论，遗憾的是“辩足以拒谏”。你想“说服”我，谈何容易？！拉倒吧，我还亲历过“文革”呢，那会儿你还是小学生呢！
好，让我们打住，抛开似是而非的雄辩滔滔、暂时忘掉让人头晕脑涨的奇谈怪论，人们的言论总是包含着个人的情绪、感受或经验。让我们关注这一个人、这一颗心。
就拿我这位准房东仁兄来讲，不管他说了多少，列举出了几万条理由，在我听来，他只是用不同的调子在重复着一句话：“我心里没有希望，一、点、也、没、有”。让我们翻译一下如下的观点，“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谁执政都是一样”——现状是彻底无希望加以改变的，不论是谁来做。
“中国历史上不也有阴谋、冤案吗，几千年不是没有改变吗”——这句话其实更“深刻”一些，它要证明中国的现状不是某一个党造成，是由来已久的，来自于“传统”，某一个党不是罪恶之源，拿掉它也没用，因此更加彻底地没希望了。
“加拿大不也闹过有毒食品吗，台湾民主了又怎么样，照样也有营私舞弊”——不管你怎么努力，做到了什么，未来也不会更好。
总而言之、言而统之，过去、现在、未来，统统都是没有希望了，你就省了这份劲吧！这样的论调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这让我想起了希腊的悲剧，希腊悲剧之“悲”在于其彻底的绝望。彻底的悲剧不在于主人翁家破人亡、身首异处；也不在于主人翁蒙冤负屈、背井离乡。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施加于主人翁身上痛苦的大小，而在于被剥夺了希望。
大家是否记得那个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他把圆石推到山顶，但圆石立即从山顶滚落下来，他只好回到山脚下从头做起，如此重复，永无停止的一天，他也永远无法摆脱这样的处境。这就是希腊戏剧中的“地狱”，没有牛头马面、没有油锅粪池。一切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唯独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希望！
所以，这世界上最残酷的暴政并不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也不是巧取豪夺、穷奢极欲；甚至也不是焚书坑儒、摧残文化，而是杀死每一个人心中希望！它让每个人行走在世界上，却生活在希腊式的地狱中。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心中没有希望，试问您能真正的快乐吗？
丧失了希望的心灵会用另一种形式来掩盖，就是表现得很有“智慧”——瞧，我看透了一切，我知道历史是什么样的、我也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我早知道你们的一切作为都是徒劳的！但是，你快乐吗，你的内心充实、平静、愉悦吗？这个问题从来不需要谈论、也不需要辩解，自己的感受自己明白。即使能欺骗了全世界，也骗不了自己。如果这个“智慧”不能带来快乐，又算什么智慧呢。
要想杀死人们心中的希望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需要一个过程。中共开始依赖的是有形的牢笼，像一个高压锅一样密不透风地控制着中国。但毕竟日子越过越苦，终有一天高压锅闷不住了，不得已对外开放。可是一旦人们接收了外部的信息，以往的谎言不就被戳穿了吗？别急，这时候党还有两手：第一：一个流氓如果想让人们接受他，最好的办法是说服人们，其实到处都有流氓，他并不是唯一的流氓，甚至在流氓中，他也不算特别的坏的。
因此我们总是听到说，“加拿大也出过有毒食品”、“民主社会也有贪污”，这意思是说，加拿大出过盗窃案，中国也出过盗窃案，所以加拿大和中国的社会治安是一样的。好吧，退一万步说，就算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别的流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认可你的流氓行径。因为我们的标准不是看有多少人在扮流氓，而是流氓行径压根就不合理。
也许有人说：“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的！”（这种“智慧”在我们的同胞中总是太多见），如果你承认这句话，你就得承认和它等效的另一个命题：“如果不合理，就不应该存在”。中国不合理的事太多，可是还在光天化日下挑战着人们承受力的底限。
第二个办法，党要说服你，不仅现实世界中是一群坏蛋当权；还要让你相信，历史上从来都是坏蛋得势；真有好人掌权，那也是昙花一现。让你不仅觉得现实中一片黑暗，而且从来都是一片黑暗。你在现实中找不到亮光，你在历史中也找不到亮光，你不可能把过去的火种带到今天来，因为那火种从来就没存在过！这招狠吧，它彻底窒息了你心中的希望。如此一来，五千年历史被阴谋化，宫庭政变和权力角斗成为了历史的主流，两面三刀和不择手段成了历史的“常态”。
如此一来，倡导人性博爱的孔子被贴了“阶级”的标签，成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了政治野心无法实现后的不得已选择；史上的明君仁政成了“邀买人心”的别有用心，等等。当把人心中窗户彻底关闭，并且把黑暗当成习惯、当成理所当然以后，你还能指望他能理解什么叫阳光明媚吗？还能指望他能想像出什么叫“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吗？
中共暴政的彻底之处在于它把密不透风的牢笼置于人们心中，让它成为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标准，从而让人们自觉地成为它所需要的人、说出它所需要的话。当这一步完成后，外在的牢笼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它可以批准你出国，可是你出国以后会说：“原来加拿大也有贪污啊，世界上没一个政府是好的”。中共并不介意你认为它坏，它要的是你认为所有政府都坏；中共也并不介意你骂它卑鄙，它要的是你把古往今来的一切圣贤都当成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党妈妈”非常乐于培养这种“智慧”，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行动了，它也就安全了。
不少同胞嘴上也在骂着中共不仁不义，但岂不知这种骂，也是在“党妈妈”所教育的世界观之内的发泻不满，由于缺少积极信念、所以也必然缺少积极的行动，这种骂也只是在觉得个人在无能为力的同时发泻心中的不满，找回一点平衡而已，当然也改变不了什么。
还有一些同胞认为中共总有一天会无疾而终，让我们坐下来“老老实实”过日子、不闻不问，就等那一天到来好了。让我翻译一下这种观点，它等于是说：“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不管别人如何，我既不关心、也不想让我的生活受到任何影响”。不得不承认，中共“无疾而终”的日子真的有可能会到来。不过，当这一天到来时，这些人并不会像自己所想像的那样能置身事外、安然无恙。因为在整个过程中，这些人什么也没有做、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历史对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慷慨。
从中我们看到了恐惧，真的是怕，怕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每一个汗毛孔里。“静待中共无疾而终”的心理基础是，一方面深藏内心的恐惧、“老老实实”地过好今天的小日子，另一方面希望中国如果有一天改天换地，自己还能坐享其成。人人都打如意算盘，可是遗憾地是总是一厢情愿地设想得过于美好：没有选择、没有付出，还能坐享其成。如果这也算一种“希望”，遗憾地是我想说它必然的结果是失望。因为历史老人是公正的，他从来不允许不劳而获的事存在。
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代替不了个人良知的觉醒，只有从内心摆脱了对邪恶的恐惧、拒绝暴政之后，社会才能不经受剧烈动荡和伤痛的情况，实现良性转型。我想这也是《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的用心所在。但良心救赎的前提是，我们心中还有希望，我们仍然相信，纵然渺小的我，也总能做出选择，总能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
不管现实如何艰苦，不管未来如何，心中有希望的人总会生活得更快乐。我身边也总有朋友不理解那些在街头“退党服务中心”忙活的义工，如果今后再有人问我：“那是些什么人？”我想我会回答他们：“那是些心中怀有希望，并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