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3月11日讯】在两会诸多热点之中，“反腐败”和“司法公正”始终牵动着民众的目光。3月10日下午的“两高”工作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格外引人关注。其一，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披露，去年以来，各级法院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决不姑息迁就，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71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05人；其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披露，坚持从严治检，严肃查处违纪违法的检察人员258 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24人。
由于两份报告中均缺乏纵向的数字比较，我们无从得知去年以来司法腐败是更为严重了，还是趋向缓和了。但“两高”的工作报告将这些查处数字归入“自身工作”之中，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如最高法院的这一数字被放在第三部分“坚持从严治院，加强人民法院自身建设”，第五小节“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重点解决司法不廉、司法不公问题”。最高检察院的这一数字则被放在第六部分“大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第四小节“狠抓纪律作风建设和自身反腐倡廉建设”。乍一看，近千名司法官员因违法违纪被查处，反倒成了“两高”加强“自身建设”的一大政绩。即便中国的官场向来不缺坏事正说的智慧，但这样颠倒成绩与问题，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如前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于去年10月被中纪委双规，这个外力介入的查处行为显然不是最高法院“自身建设”的结果。相反，它表明的是最高司法机关同样存在腐败问题。从报告中分析，似乎去年最高法院一面在“从严治院”，一面又有712人在违纪违法。这样的悖论难以向公众解释清楚。若真在“从严治院”、“切实加强”之下，腐败都是如此严重，哪一天治院不“从严”了，反腐倡廉建设也不“切实加强”了，司法腐败岂非还要更糟？
任何一例司法腐败个案的发生，其背后都有管理不严或预防不力的根由。司法机关在司法不廉、司法不公还时有发生的当下，理应正视问题，通过自省来找出自身的不足。一年的工作，总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司法腐败无疑属于坏的方面。好的方面要向人大报告，坏的方面也要向人大报告。“两高”与国务院一样，均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负责。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甚至坏事也要正着说，公众完全看不到对问题的自省与反思，这样的报告就难以称之为“负责”的报告。
当然，腐败并非司法领域特有的产物。尤其是中国司法正处于转型期的阵痛之中，司法构造还难称完善，司法权也缺少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正因为有了这些制度上的缺憾，司法腐败才随之被催生并始终处于明滋暗长的迅猛发展中。
从腐败的本质看，只要存在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腐败就有可能发生。于司法现代化的艰难转型中，司法腐败现象也许难以避免，但司法腐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腐败缺少足够的自省。司法机关要得到多数公众的支持，就必须有直面司法腐败的勇气和遏制司法腐败的决心。
一个有生命力的司法体制是有能力防止司法腐败的体制。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人大代表的审议监督，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制度设计。纵观“两高”的报告，并未见到对司法不廉、司法不公等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根源剖析。既然对司法官员违法违纪的具体数字“两高”均能做到毫不避讳，对问题的正视和对根源的追问也无须遮掩。要相信，越是开诚布公的报告，越能赢得公众的心。（原题：查处千名司法官员功焉过焉）
（转载自大旗社会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