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刘文彩真相》连载(六)

【新唐人2010年2月24日讯】 编者按: 刘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可说是家喻户晓。“水牢”、“庄园”、《收租院》使刘文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展出。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下﹐刘文彩集中了人间的一切残酷剥削与罪恶,从吃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间豺狼刘文彩,凡此种种恶贯满盈的“铁证”家喻户晓,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过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但公众并不清楚,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 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刘文彩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该书 1999年曾在大陆出版﹐但马上遭到当局封杀。本站连载《刘文彩真相》﹐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实。

《刘文彩真相》目录

上篇 “侏罗纪公园”的诞生

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
第三章 “水牢”传奇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

中篇 乱世春梦

第六章 家世渊源
第七章 权力学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
第九章 祸兮福兮

下篇 川西教父

第十章 重出江湖
第十一章 回首一啸八面风
第十二章 生死搏斗
第十三章 暮年兴学及其是是非非

尾声 残阳如血

第十四章 情劫
第十五章 死后并非万事空

第六章家世渊源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

刘文彩先祖是出自安徽徽州的移民。

明朝末年,张献忠率数万大军、十余万饥民骤然入川。既无银饷筹措,亦无军需供给,哪有粮食就去哪。边走边吃,边战边抢,以至农田荒芜,兵匪横行,川人逃亡殆尽,由此引发了“湖广填四川”这股气势恢弘的移民潮。刘文彩的先祖便被这股移民潮裹挟而来。最初落脚四川省名山县,迁到大邑县安仁镇的第一代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婚,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衍,胡家却无后嗣,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墩子”改称 “刘墩子”。1958年平毁刘家祖坟,坟地中还有一座“外始祖胡公荣贵老大人之墓”。

刘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农,没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国时期,风云突变,刘氏家族群雄并起,给小镇安仁平添了万种风情。

以刘应良为第一代,安仁刘墩子的第五代传人为刘智。刘智生男刘仕识,刘仕识生男刘宗贤。刘宗贤娶陈氏为妻,膝下共有三“公”:长男刘公晶,次男刘公敬,老柹刘公赞。刘氏家族发展为一个大家族,肇始于此——

刘元毕

刘元争

刘公晶刘文中

刘元玉

刘元都

刘元勋(又名湘,字甫澄)

刘文纲刘元树(字成章)

刘元聪(又名谦益,

字自强)

刘元成

刘文郁

刘元焕

刘宗贤刘公敬

刘元均

刘文福

刘元秋

刘元茂

刘元年

刘文礼刘元琴

刘元绪

刘元金

刘公赞

三 “公”之中,刘公晶一支最弱——其子孙生平均湮没无闻。刘公敬一支则有声有色。刘公敬,字玉麟,曾中武举。其长子刘文刚专营贩谷生意,有水田四十余亩。刘文刚次子刘元树、三子刘自强才皆不足应世;长子刘湘(即刘元勋)却是刘氏家族第一颗将星,官至川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 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旧病复发,殒于汉口。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一级上将,并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是公认的抗日爱国将领,殒后哀荣备至,但这仍然不能庇佑他的亡灵——“甫澄纪念公园”在建国后易名“南郊公园”,文革期间更是毁墓掘尸,八十年代中期修复陵墓,但刘湘遗骨已无从寻觅。刘湘在安仁有座公馆,占地十余亩,中式房舍数十间,全系群板砖瓦结构,馆内楼台亭阁,曲桥水榭,尚有小溪贯通全境,幽静典雅。文史专家确认其为“具有较高历史、文物价值的恢弘住宅”。但现在几乎说得上“惨不忍睹”了——馆内一排平房被用作茶店、餐馆、录象室,一幢中式木质结构的楼房被出租,办起了旅馆,旅馆设施和卫生状况很差,小溪变成了废水沟,废水的臭味令人作呕。公馆有不少房间根本无人居住,门窗、地板早已腐朽,当年“小姐楼”甚至被管理者租让给“牛贩子”当牛棚,昔日青砖绿瓦、富丽堂皇的风貌荡然无存。

刘湘幼年读书之余,常推车运送谷米。 1909年依父母之命,与大邑县苏场周姓女子结婚,岳父务农兼做裁缝。刘湘妻后来取名刘周书,先后生下三子一女,1927年丧去二子。1949年秋,刘周书携子济殷、女蔚文去香港,后移居文莱。1971年刘周书在文莱病逝,刘济殷现为美国洛杉机某公司职员。大邑县政府数度与刘湘后裔联系,邀他们回乡一晤,迄无回应。

三“公”之中,刘公赞一支最为繁茂:生有六男,五男、六男之间还有一女,长成后嫁与安仁乡民廖尊三为妻,其姓名和生平今天没有谁说得上来了。家谱如表:

男:刘元刘元琥刘元

刘文渊

女:刘元庚刘元愉刘元恒

刘元苍刘元宪刘元怜

刘元慎

男:刘元璋刘元瑭刘元琮

刘文运刘元瑞刘元刘元瑜

刘元璜刘元

女:刘元玖

刘公赞刘文昭男:刘元树

刘文成男:刘元

男:刘元龙刘元华刘元富

刘文彩刘元贵

女:刘忆云刘婉蕙刘婉兰

男:刘元彦刘元琛刘元琦

刘文辉

女:刘元恺刘元悌

关于刘公赞,最早的完整描述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起初只是一个拥有三十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

但是,刘公赞不是一般的地主。他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秀才)],又出生于镇压过张献忠农民起义的官宦之家,他的政治野心要比一般财主大得多。他亲自监督雇工每天起早摸黑地替他耕田烤酒,在榨干雇工血汗的基础上,年年谷物满仓生意兴隆,家业倍增,土地增加到一百多亩,烧房两个冲,雇工十几个,成为安仁镇一带有名的大财东。但是,这一切仍然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他对那些不但直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能夺取其他剥削者的剥削成果,因而财富大大越过一般地主的军阀官僚,垂着长长的涎水,千方百计想挤进他们的行列。为此,他对他的六个儿子进行了精心安排:让老大、老四进成都法政学堂,学成后挤进官府去;让老柹十四岁就去四川陆军小学“习军事”,在军队弄个一官半职;让老二、老三、老五(即刘文彩)留在家里充当剥削助手。

这里的刘公赞形象,毫无美学意义可言。

需要说明的是,《刘文彩罪恶的一生》不是个人著作。还在1965年,四川省主管部门制定《收租院》创作规划时,就提出了撰写小册子《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任务,当作《收租院》的配套工程,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四川大学和庄园陈列馆。四川大学党委奉命从中文系、经济系、历史系抽调教员组成大邑工作队,到庄园陈列馆搜集相关资料。工作队刚进入状态,文革就爆发了,全体工作队员撤回川大“闹革命”,小册子无人问津。这一搁就搁了整整十年。1977年,撰写《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再度提上议事日程,次年即告杀青,作者署名“四川大学历史系、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编写组”。小册子无疑是职务作品,所代表的也就不是什么个人观点而完全是“组织结论”。

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真正的个人著作、曾任民盟西康支部主委的刘文辉故旧彭迪先等撰写的《刘文辉史话》,刘公赞这才以正面形象出现:

在居民房舍中间,有一土墙围绕的宅院,十分显眼,院内两栋银杏耸立,春季花开鲜艳,引人注目。居住院内的人口众多,行人经过围墙,总会听到欢声笑语洋溢墙外。

宅院主人姓刘名公赞,……县志还载:

太翁(即刘公赞——引者注)生而颖异,独嗜文学,……年十二…塾师以君子平其政试之,太翁对句云:“宇宙竞争之习,率扶不正之气以俱来”。师异之,谓其见理独真。

刘公赞聪敏过人,富有才华……可惜的是,他有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家世农业,不克竞其学。”

那时侯,他并不算富足,只是一个自耕农,直接参加田间领导:“有田一顷,承而自耕;风雨胼胝,不稍荒怠,岁获恒丰”。

刘公赞颇有远见,不单经营农田,还重视工业和手工业……。熟悉稼穑,性格质朴,对农业生产十分认真,除在农田领导和在茶馆小憩外,绝少到处闲荡。而且他“喜近文士,遇乡里贤达,敬礼尤挚。诸子成立,各命之(以)职,某也耕,某也读,孽孽焉不稍纵逸。灼先(大儿文渊)姓笃而能文,入学……声誉俱起”。刘公赞自审所学不如长子,就指派长子做诸弟的老师,督促诸弟学知识,使诸弟“益勤奋无旷废”。

刘公赞既有这么几个儿子,加上自己的素养,在安仁镇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威信,乡里有什么争端,往往请他出面决裁。“太翁刚直着于乡里,遇有争端,一言而决”。后及暮年,声望更高。有人甚至说:“刘太公,生佛也,宜为善属长”。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以刘文彩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小丑;在以刘文辉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生佛”。其小丑形象虚妄可笑,其“生佛”形象也未尽可信——刻画“生佛”形象,多援引旧《大邑县志》,而旧《大邑县志》成于1930年,正逢刘墩子第九第十代传人权势最盛之时,县志作者对刘公赞自不能不多所溢美。客观地讲,刘公赞不过是一个本分的中国农民,其生平既无什么劣迹可数,也没多少侠义行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刘文彩兄弟后来的成败荣辱与他何有哉!

刘文渊出世不久,刘公赞就与两位兄长分了家,“有田一顷”,家境尚可,刘文渊才有机会背起书包上学堂。其后文运、文昭、文成、文彩、文辉连翩出世,众口嗷嗷待哺。刘湘之父刘文刚有水田四十亩,兼做贩谷生意,仍然“家非素丰”,刘湘在四川速成学堂就读时,不能不常常接受同窗刘炳勋资助。刘公赞地仅一顷,人丁却比刘湘家多出一倍,要解决全家温饱问题,已属不易,再无力供养孩子上学。文运、文昭、文成不得不跟老父亲一起躬耕田垄。文彩尚幼,留在家中照看老柹刘文辉。往后文渊考取功名,文运、文昭、文成相继成人,劳力充足,家境稍纾,所以文辉又有机会读书。但文辉也只能到刘家祠堂改建的义塾就读。稍长,报考成都陆军小学,也并非如《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所云,是刘公赞有意培养军人,而是因为陆军小学学生享受公费,刘家可免去一笔开支。如果套用建国初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刘公赞应算作“富裕中农”。

1919年,刘公赞及其妻高氏双双溘然长逝。这时他们的六儿一女都茁壮成材,有的还崭露头角,刘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已指日可待。刘公赞和高氏如愿以偿,应该是面带笑容跨鹤而去的吧。

书生老大,农夫老二,老三神仙,老四财神……几兄弟流品不一。

刘氏兄弟中,最早出息的是老大刘文渊。

那是初春的一个早上,安仁街头突然锣鼓喧天,一直鼓噪到刘墩子。没等刘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报喜的人就推门而入。原来,长于文史的刘文渊中了秀才。

顿时,刘家满门一片欢腾。

再后来,刘文渊考入四川绅班法政学堂,仕途得意,曾任省咨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从未利用乃弟乃侄权势谋取显位,亦未问舍求田惟利是图。…为人正派,不事蝇营狗苟”(《刘湘》第2-3页)。从官多年,仍两袖清风,颇受乡邻尊崇。晚年退隐林泉,乡邻皆以“厅长”称之,其本名反倒为人淡忘。此风在安仁乡间至今犹存。

对刘文渊最尊崇的则是弟男子侄。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重点是读古文、讲修辞。“他常说:‘盖人皆有表达情意之愿望。如欲尽情表达,除通修辞别无法门’。果然,在他的教诲下,弟侄们读了许多篇古文后,就着笔写了一些短文”(《刘文辉史话》第 11-12页)。不仅在辈分、年龄上,在学业上、精神上,刘文渊也堪称弟男子侄的导师。其与老柹刘文辉的关系尤为密切。《刘文辉史话》载:

刘文辉不仅在与同年儿童嬉戏时发号施令俨然如官长,在作文上也能遣辞巧妙,胜过群儿。这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大嫂听到后,喜在心头。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对丈夫说:“我的奶喂大的孩儿莫有不是好样的。”大嫂的话不是矜夸,的确有卓见特识。她从刘文辉幼年表现的性格、动作、气度就看出他不是平凡之辈。《刘母陈孺人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其时兄(指刘文渊)读书,诸弟皆幼……其最幼者(指刘文辉)孺人尤奇重之,常谓‘大吾列宗必小郎’……”。刘文辉后来的发展应验了她的预言。

1908年刘文辉投考陆军小学,即由刘文渊陪送。那时家里经济还谈不上宽裕,交通又不方便,坐滑竿、乘马车当然没他们的份。兄弟二人只好徒步跋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走一百多里路,难度可想而知,实在走不动时,就由刘文渊背着走。

既有学问人品,又有恩于族中弟侄,刘文渊在刘氏家族必然领袖群伦。刘公赞夫妇去世后,刘文渊被尊为族长,即刘文辉、刘湘两员封疆大吏,对之亦敬信唯谨,奉之若父。刘文彩对刘文渊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四十年代刘文彩在川西农村地区已经是“飞机上面安喇叭——名声在外”,但刘文渊要他朝东他仍然不敢往西;刘文彩一位随从回忆,有一次兄弟俩下馆子,“刘文彩对他长兄非常尊敬,他亲自给厅长添饭”(庄园档案67宗D12卷)。刘文彩后裔则告诉作者,不管刘文彩在家干什么,只要刘文渊进门喊一声“老五”,刘文彩都得放下手中的活计,大步流星地出去迎接。

老二刘文运,与老大刘文渊适成反比。乡民以其为举人之弟,戏称二举人,实则没读什么书,一直在家务农。小农出身的刘文运,终身不脱小农习性,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六弟兄中,他的儿子最多,劳力最强。总认为合在一起过,别的弟兄占了他的便宜。于是协议分家。协议时他又节外生枝,反对平分家产,说他负担重,要求多分一份。好在其他五弟兄都很爽快,各从自家名下划出一些田产,凑足六百亩送给他,才把这事搁平。刘文运自觉难与其他五弟兄相处,遂迁居唐场。其后仍时有龃龉。据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1980年12月8日回忆:“有一年刘文辉从西藏出来,给刘文彩带的压迫鸦片烟。由于交通不便,有一连的士兵每人背了一包,一包一百多两。走到唐场被二哥的儿子掏了心子。心子是值钱”(庄园档案67宗A37卷)。刘文彩一点办法没有。据说刘文运还曾惹出一桩风流案。《百罪图》有个案例——《派机枪逼死农民》,词云:

安仁陈君山,平日全靠帮人过活。1947年11月,被刘季珍强派机枪一挺。陈君山家贫,无法缴纳,只得在刘季珍弟兄开设的“同庆钱庄”抬了二十块大洋的高利贷,把机枪费交清。到期时,本利已滚到几十倍。陈君山无法付还,被刘季珍弟兄绑来关起,加以拷打,不给饭吃。陈君山足足饿了六天,悲愤已极,终于吐血而死。

除了陈君山吐血而死是真的,再没一点真实内容。熟知内情的当地农民陈春山告诉陈列馆:此案与刘季珍弟兄无关,而是刘季珍父亲“刘二举人”造的孽。案由也不是什么估派机枪而纯粹是桃色纠纷——刘二举人“见陈君山大婆子陈汤氏生得漂亮,和汤氏有关系。是二十几年的四月间某日,刘二举人又在陈君山家和陈汤氏发生肉体上关系,当时被陈君山的二婆子看见,后她马上给陈君山说。陈君山因原来身体就不好,又有‘痨病’,加上这一点,当时吐血而死”(庄园档案67宗A37卷)。陈君山有姨太太,说明他并非是什么贫苦农民,陈列馆一份内部材料也承认,陈君山实际上是 “小土地出租”、“以前开过烟馆”。烟馆老板陈君山当然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向刘家借什么高利贷,刘家也不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逼他——恰恰相反,正如那份内部材料所说:“刘因和汤的关系,对陈很好”。所谓《派机枪逼死农民》,仍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

惹出这么一桩案子,刘文运声名多少有些不堪。但说也怪,膝下“八虎”中的头三只“虎”却真的不乏“虎气”——大儿子刘元璋,历任雷、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属屯殖司令。二儿子刘元瑭,曾任刘文辉部师长。三儿子刘元琮,曾任刘文辉部师长、副军长。一门出了三个将军,这在将星如云的刘氏家族中,也是仅见的一例。刘文辉二十四军,大半兵力掌握在 “刘二举人”的“虎子”之手。因此之故,“刘二举人”怎样天马行空,别人也都睁眼闭眼。

刘文彩不大喜欢他二哥。据其贴身管事刘泽高回忆:“两家基本上没有往来”(庄园档案67宗D12卷)。

老三刘文昭,则又是一种类型——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文昭右腿略有残疾,行动不便,以裁缝为业。成天伏案缝纫,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其行状很少刊诸史籍。膝下仅有一子,叫刘元树,建国后曾任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及四川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晚年组织“公益协进社”,请刘文昭坐头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职。素来不问红尘之事的刘文昭这次竟也欣然应允。

老四刘文成,在刘氏兄弟中算得上一方人物。早年经营烧酒坊,家境不过小康。1925年刘文辉升任四川军务帮办,入据成都。刘文成这才发迹——机械修理厂厂长、二十四军机械所所长、四川省戒烟总局会办,一项又一项肥差落到他怀里。最让人眼红的肥差是“机械修理厂”厂长——这机械修理厂原本叫作四川兵工厂,为杨森私有。1925年杨森败逃,四川兵工厂成了“弃婴”。各路军头刚开始打它的小算盘,刘文辉就眼明手快地把它抢了过来。为了平息各路军头的怒气,刘文辉宣布,四川兵工厂转产——不再制造武器而是用来修理机械。厂名相应更改。后来武器倒真的是不再造了,但机械却并没有修多少,所谓“机械修理厂”的主要产品其实是一种半元银币,实际上成了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更何况刘文成虽然是个老粗,但“粗中有细,一样善于经营”(《刘文辉史话》第66页)。因此很快告别小康,跻身“大款”行列。有了钱他马上开办银行,取名“成益”,请一个姓陈的商人当总经理。据说他对那位“陈总”非常信任,从来没有撤换过,而且从来不查“陈总”的账,让“陈总”捞足了油水。刘文成最热衷的则是置田买房,扩大不动产。在成都买的房子为数甚多,妒忌他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刘半城”。

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在晚年谈到刘文成时承认:“在其他几个弟兄中,他还算是比较富的”。后来刘文辉退守西康,刘文成官当不成了,便回家享受他的万贯家产。他在安仁有座公馆。如今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就是当年刘文成晾谷子的晒场。但下野后刘文成大多住在距安仁二十来公里的崇庆县城。一般人叫他刘会办,也有人叫他刘四老爷。有论者称,刘文成田产达四万余亩之多。此说虽不免夸张(据有关资料,崇庆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一万亩,大邑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三万亩),但说“刘会办”良田万亩,街房成群,当不为过。他还有三辆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小卧车,一辆小奥斯汀。刘文成只有一个儿子,孙儿却有一大堆,每年春节都要用大客车拉他的孙儿们出去,唐场、崇庆、成都到处拜年。

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仍旧不放过一个铜板。旧时崇庆县县长幸蜀峰讲过这样一则见闻:1942年夏,幸氏结束公干,从成都返回崇庆。车子还没开到浦场,好好的天突然变得乌云滚滚,接着电闪雷鸣,哗哗哗地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顷刻间白茫茫一片。那时的所谓公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满路泥泞。幸蜀峰在颠簸中隐约看见不远处有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个大个子,还驮着两只大皮箱,明显超载。车夫拉得非常吃力。两车相会时,幸蜀峰吃惊地发现,坐在黄包车里的竟是“刘会办”。幸蜀峰问:为什么不多雇辆车,一车载人,一车载物,走得轻快些?“刘会办”一脸尴尬,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雇的,还要雇的,只是没遇上多的。到??浦场再找吧”。过了??浦场,幸蜀峰停下车来,叫一个随从下车到场上看看,“刘会办”是否真的多雇了车。随从回来报告:“刘会办”是多雇了一辆,但和车夫讲了好久的价。幸蜀峰晚年谈起这事时感叹:“如此四万多亩田的刘彦儒如此吝啬!” 这则回忆未必可靠──堂堂“刘会办”带那么多行李出门,应该不至于没有一个随从。但刘文成吝啬倒是不假。他的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却很难指望从他手中得到几个赏钱。

幸蜀峰还称,崇庆有句谚语:“美国有钢铁大王,崇庆有粪大王。”这“粪大王”就是堂堂“会办”刘文成——县城四门的粪便全部由他承包专卖。真可谓生财有道。

老五即为本书传主。1887年生,名文彩,号星廷。其早年经历,坊间有两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中,刘文彩自小就不务正业。虽然刘公赞对他十分宠爱,刻意调教,不到七岁就送他到私塾馆读书,指望刘墩子再出一个秀才。刘文彩却无心向学,连《三字经》都没背熟就逃学了。刘公赞选送孩子进城读书时,只好惋惜地把刘文彩留了下来,让他跟自己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但刘公赞很快又失望了:只要离开一步,刘文彩就跑得无影无踪。

刘公赞大为恼火,把刘文彩叫到跟前,训斥他说:

“你这个不肖之子,既不读书,又不务农,要走哪一条路?”

刘文彩却抬起头,望着父亲,眨巴眨巴眼睛,奇怪地问道:

“天底下就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啦?”

刘文彩选择了一条自己要走的路。

一天,刘公赞忽然发现儿子从安仁镇桥头店的赌场里钻出来。恍然大悟,气得两眼发红,举起手中的旱烟管就要往刘文彩头上砸。刘文彩反应极快,嗖的掏出一大把铜钱,笑嘻嘻地说:“赢的”。刘公赞的旱烟管终于未能打下去,只言不由衷地骂了一声:“败家子!”此后,刘公赞天天清点钱罐罐,未见一个铜板流失,就不再责骂刘文彩了。

刘公赞开始注意刘文彩的行踪。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发现刘文彩对周围几十个场镇的行情了如指掌,跟货贩子、袍哥大爷也混得很熟。并且精于算计,见风使舵,在奸诈的赌场里左右逢源,吃不了亏;就特意给他买了一匹马作运输工具,给他一笔本钱,让他在附近场镇做生意。

不足二十岁的刘文彩,从此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赶着马,把家里的烧酒驮到崇庆、三江等地去卖;又从那里贩运货物到大邑、新场出售,换回玉米、煤炭,没一次亏本。

稍后,刘文彩结了婚。仍不改通宵狂赌的恶习。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刘公赞早上起来吩咐雇工备好马,然后告诉老伴叫刘文彩妻子吕氏催“老五“起床,吕氏才埋怨说:“他还在桥头店呢!”但刘文彩从不耽误上路,他被叫回来后,简单地吃上几口饭,就牵马上路了。在路上,他才开始舒心地睡觉——在马背上睡。起初,刘公赞还有些不放心,可刘文彩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乐得刘公赞的满嘴花白胡子颤悠悠地抖了半天。

原来,因刘文渊考取功名,刘文彩跟着沾了光 ——人称“五举人”。刘湘升任团长后,连县衙的官员都要巴结安仁刘家,更不用说乡下的土豪劣绅。刘文彩利用这些人的趋炎附势,很轻松地和当权不当权的地方恶势力攀上了亲。当时,大邑和四川其它地方一样盛行袍哥。大邑袍哥的“总舵把子”是人称“牟二蝗”的牟秉年。牟秉年对刘文彩很赏识,收他为拜弟,并封为小舵把子。刘文彩就以“五举人”和牟二蝗亲信的双重身份,出入大邑和附近各县的场镇,所到之处,备受当地袍哥关照。刘文彩赶着马,一进场镇,自有兄弟伙接应。或买或卖,不用亲自动手,只要在烟馆、赌场里吩咐一声就行。刘文彩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收了经商的厚利,家里的烧酒房愈来愈兴旺,赚来的钱买了一大片土地。刘公赞对刘文彩也就愈加器重,每次给在外地当官的刘文辉写信,总免不了夸奖刘文彩几句,说他有“经纪之奇才”。

这是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官方版本,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另一个版本是初始文献,见诸庄园陈列馆档案D1卷67宗。一说刘文彩不擅学而擅商:

十一、十二岁开始读书,读书很累,坐凳子常东倒西歪。爱爬房子,瓦扣得密的地方还上房顶跑。七八丈高的房子他都跳得下来。先生打他,他跳起来,篾条子飞过去打不上他。先生把他唬来跪倒。平时爱欺侮小同学,读书读不起来,只读了两三年就停了学。在家劳动、扯薅等。再过两三年家里开起烧(酒)房,他就跟他的三哥刘维三跑,要(吆)牲口,生意开得红火,两匹牲口在外天天驮炭,买玉(米)、麦(子),见米生意等好做就去做。

但这份文献有误——刘文彩不可能与刘文昭合营烧酒房:刘公赞之“别创酒业”由刘文成继承,刘维三只开过裁缝铺。

另一份文献则说刘文彩嗜赌如命:

刘文彩自幼习赌,伎俩过人,少壮时靠赌为生,夜间常到邻近桥头店作通夜赌,体高大,声音粗莽,呼卢唤雉,扰及邻家,为人所厌。白天农事多,赌不易组合,只好做一些驮运业务混日子。他买有小马,马??房运米入城,因夜赌通宵,每于归途横坐马背上,眉闭眼合以补睡眠,行人见其头俯胸前,随马蹄起落点点摇动,如将脱项,均以为怪。曾在长途贩运时数次坐下马,仍浓睡不醒。幸马力倦怠,亦图休息,停步不前,刘文彩从未受伤。一般人说其为“命大流氓”。

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这两个版本没有太大区别——官方版本的主要情节都出自庄园陈列馆两份初始文献。只不过对两份初始文献作了一些“艺术加工”,比如,把刘文彩的入学年龄由“十一、十二岁”改为“不到七岁”;把刘文彩“在家劳动、扯薅”改为“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两则初始文献本来就未尽可信,经过这么一番“艺术加工”,所谓官方版本实际上不过是野史。

那么,刘文彩的早年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刘文彩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贫失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文辉与其他几个兄长年龄相距甚大——多则二十三岁,少则十几岁。只与刘文彩年龄相近,而且自小朝夕相处。所以兄弟俩的感情非常特殊。刘文辉最推崇两位兄长,一个是大哥刘文渊,再一个就是五哥刘文彩。但刘文辉对刘文渊敬爱而不“亲密”——“奉之若父”,敬畏大于相知。刘文彩则不同——刘文彩不仅是他的兄长,更是他的儿时玩伴,相知极深。刘文辉得势后,对刘文彩畀倚最重,这是一个基本因素。

年龄稍长,刘文辉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彩负责陪送,跟着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拣了几个字。一年半载之后,刘文辉能够自己上学了,刘文彩的陪读生涯也就到了头。那时他已经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刘公赞不能不为他考虑出路问题。刘公赞几个儿子,或充士,或务农,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刘文彩能经商,开爿门面,士农工商不就样样齐全了吗?而且刘文彩虽学识不多,但不乏机敏,经商未必会处下风。就让他农闲时走街串巷卖烧酒。跑了几年,刘文彩入了门,便与族中别的人家合资开办烧酒房。烧酒房而外,还曾与刘湘父亲刘文刚合营水碾一座。

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就是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大致情形。他的这段早年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 ——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余。其长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单是凭借乃弟刘文辉的权势,也是凭借他早年的摸爬滚打。刘文彩、刘文辉各有所长:一朝一野,一军一商,堪称阴阳互补,珠联璧合。正因为如此,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才能出没狂风巨浪三十年而不倒。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

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舰长无疑是老柹刘文辉。刘氏兄弟中,对刘文彩人生轨迹影响最大的也是刘文辉。撇开刘文辉,刘氏家族和刘文彩个人的历史都将无处落笔。

刘文辉生于1895年。老来得子,刘公赞对他宠爱备至。虽然在他之先,刘文渊已功成名就,但刘文渊仅仅给刘家带来名望,而没能带来权势。刘家既要名望,更要权势,中间四条汉子都不足膺此重任,刘文辉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公赞最后的希望。所以刘文辉自小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确实卓尔不凡,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十三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就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着急,而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发议论——

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

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果见品貌不俗,当场破格录取。后来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时,军阀混战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毕业回川,第一个给刘文辉接风的是邓锡侯团长。邓锡侯也曾就读于成都陆军小学,比刘文辉高两级,在陆小过从颇密,知道刘文辉非等闲之辈,有意挽留,又总觉得自己的池子小,养不住刘文辉这条大鱼。刘文辉也觉得在老同学手下干不光彩,就找了个理由,说他要先回安仁拜见父母,谋职一事从长计议,靠这番话从窘境中脱了身。回安仁住了七八天,便在大哥刘文渊的陪同下,到成都拜访刘湘。

此时的刘湘,已升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四川政坛初露头角。按理,看在族长刘文渊的面子上,怎么着也该给小叔刘文辉一个美缺。刘湘对一表人才的刘文辉确实赞赏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刘文辉在自己麾下,却叫两位堂叔去见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随即用电话通知刘存厚关照刘文辉。刘存厚接到电话,不敢怠慢,军校毕业生到职,最多给个中尉;刘存厚却马上下条子,委任刘文辉为第二师上尉参谋。这不能不说是破格提拔了。事后兄弟俩分析刘湘用心,刘文辉说:“说真心话,纵然他留我在他的部队,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碍手碍脚,不是个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还说是抱了粗腿凭门子。我就要自己闯,哼,我才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挡了他一下:“年少意气盛,固属自然,虚心谨慎,却至关重要。”

刘存厚是个有眼力的人,看出刘文辉是个将才,不禁喜气洋洋。他并不体会刘湘不用刘文辉的苦衷,反而讥笑刘湘有眼无珠。这话不知怎地传到刘湘耳朵里,刘湘只装作没听见,暗想:“既是将才,我用不成,你也别用了吧!”便对刘文辉的前程表示格外关心,一纸引荐信,把刘文辉支到了乐山。刘存厚一场空欢喜,气得跺脚大骂。

刘湘的面子又起了作用。刘文辉刚到乐山,就被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为二十九团二营营长。陈洪范很快发现,他没用错人,过了一年,再给刘文辉提了一级。既因家族关系而得刘湘臂助,又因才气过人而得上峰赏识,如此双翼齐展,刘文辉扶摇直上,毕业不到三年就当了团长,升迁之速,川军中绝无仅有。刘文辉因此自视更高。急于扩展个人势力。他与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三十团团长胡执中、筹饷处处长张荣芳等实权派军官义结金兰,形成一个六人小团体。第八师精锐尽在六人手中,坐大之势,隐约可见。

1920年5月24日,夏麦登场时节,川军发起驱逐滇军之战。刘文辉部进入作战序列,其指挥有方,令军长刘成勋赞叹不已,不和陈洪范商量,就径直封刘文辉为少将衔独立旅旅长。陈洪范岂能容忍,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质问刘成勋:

“勋公,你身为长官,竟越级提拔我的部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合乎情理吗?”

虽然老大不高兴,但为了稳住刘文辉,陈洪范只能顺水推舟,委刘文辉为旅长。刘文辉知道陈洪范不过是虚与委蛇,实际上已对自己心存疑忌,不敢驻足陈洪范卧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以战备行军方式,率部从原驻地乐山直奔青神。但青神仍距第八师太近,随时有遭人暗算的危险,究竟何去何从?刘文辉大费踌躇。召集谋士计议。谋士异口同声地怂恿他移师叙府(今宜宾市)。

“旅长,到了叙府,陈洪范就莫奈我何了,我们就真正独立了。”

“自干公,叙府可是胜地,我不取之,人必取之,先下手为强啊!”

刘文辉听着谋士七嘴八舌的议论,终于下了决心:

“叙府确实是扩大部队的好地方,我们就去叙府吧!”

此时,刘文辉虽与陈洪范不欢而散,但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还存在。遂呈报陈洪范,“仰请赴叙整顿”。陈洪范明白刘文辉已经是一只留不住的孔雀,便送个顺水人情,划行同意。刘文辉师出有名,兴冲冲望叙府而去。叙府原本由滇军驻守,滇军势单力薄,闻风而退,刘文辉不战而胜。

叙府是长江起点的第一个都市,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又当云南、贵州入川孔道。在没有铁路交通的情况下,构成水陆交通枢纽、云贵货物的集散中心。据有叙府,自会财源滚滚。就军事角度而言,叙府依山傍水,可战可守。如此胜地,轻松得手,刘文辉喜上眉梢,在旅部聚众摆筵,好不热闹。

与此同时,刘湘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文辉是打着陈洪范的旗号去叙府的。刘湘有意再拉他柹爸一把,遂委任刘文辉为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完全脱离陈洪范,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我们今天所知的军阀,莫不青面獠牙。其实不尽然,吴佩郛、陈炯明都有些清名,刘文辉的老上司陈洪范也算一个好军阀。与刘文辉义结金兰的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回忆:“陈崇尚儒家学说,强调以孝治军。”军民关系也不错——“当时全川防区制已经形成,陈八师驻防的乐山地区,地广产丰,山区多种烟土,但陈洪范本人廉洁克己,约束部下严格……因此老百姓说,其它防区是地狱,陈八师防区是天堂。”就陈洪范与刘文辉个人关系而言,陈洪范不仅于刘文辉有知遇之恩,在和刘文辉分手时,也还表现得相当宽容,有长者气度。刘文辉却似乎深得曹孟德心传,不念旧谊。后来陈洪范被逼下野,刘文辉则蒸蒸日上,出任四川省军务帮办。冷寅东认为刘文辉和自己一样受过陈的提携,恳请刘文辉以军务帮办身份,保荐陈洪范作四川盐务使,刘文辉完全听不进去,坚决反对。陈洪范失兵权于前,又痛人心不古、被人落井下石于后,遂返回大邑,隐居陇田,心情抑郁,终致精神失常,疯疯癫癫,活画出一幅人生悲剧图。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深得官兵信赖。来到宜宾当上混成旅旅长,他简直平步青云,更富有自信心,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 (《刘文辉史话》第44页)。刘文辉通过其切身体验,深感“事在人为”;决心进而统一全川,策源地则为叙府。为此他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旧时无官不贪,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与刘文辉并肩而舞。

从1920年起,刘文辉开始其军阀生涯。刘文辉的军阀统治不同于一般的军阀统治,而带有浓厚的家族印记。刘文彩作为聚敛大员,竭尽罗掘之术,从经济上充分保障了刘文辉的军事和政治需要。这种以刘文辉为主、刘文彩为辅的家族政治特色,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真正消亡。

刘文辉对刘文彩的推崇,其部属早有领教。1919年刘文辉驻防乐山,副团长辜勉之住在刘文辉官邸对面。有天中午,辜勉之突然听到对面房间喊“接客”,喊“上菜”、“摆饭”,人声鼎沸。过了许久听说“送客”。辜勉之不知何方神圣驾到,就到窗前打量。但见客人头缠蓝布包头帕,身穿蓝布长衫,套一件陈旧的青布背心,脚蹬粗草鞋,一个十足的土包子。辜勉之大惑不解,问弁兵此人姓甚名谁,弁兵说:“是团长的五哥五老师。”及至后来于叙府相遇,“五老师”刘文彩已赫赫獏獏是什么“长”了(庄园档案67宗D2卷)。

转自:D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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