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15日讯】悲伤的老兵：卢学工曾是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一名战士。被称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但因祖宗三代没出一个生产队长以上的官，退伍后，费尽周折才被安排到咸宁市贺胜桥镇广播电视站。
30余年来，爬杆架线路，爬墙装喇叭，历尽辛苦。多次获得区、局两级的红本（荣誉证）和花纸（奖状），从一名机线员成长为举持工作的副站长。2004年9月咸安区事业单位人员置换身份（高压态势，强行买断，强逼下岗）。这场举国闻名的咸安改革，里面充满“变数”——权贵族：有的安然无恙，锦衣玉食；有的因祸得福，钱权尽入囊中。而我这不懂潜规则的一介平民，凡夫走卒，从此人生交上了厄运。年富力强时，我为那个时代挥洒着热血和汗水，奉献着青春和年华；而今，却如同一个红颜已逝被遗弃的老妇，孤独地偏居于咸安这座繁华城市的一角向隅而泣。
数年前，爱人下岗失业，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在我这年近半百的男人身上了，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作为无权、无钱、又无势的一介布衣，我只能忍受着痛苦接受现实。为了生计，我和爱人买回一辆破旧的三轮摩托车，载人拉货，从此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穿梭在咸宁的大街小巷中。
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2007年，咸安掀起“禁麻”风暴（城区禁止麻木通行），祸不单行的我，再次成了牺牲品，第二次失业。面对多舛的命运，我百思不得其解：改革调整利益，为什么总将我的利益调走？改革有阵痛，为什么总是我受伤？改革有牺牲，为什么牺牲的多为穷人？……
工作没了，“麻木”禁了，我混劣于村姑妇孺之中，在咸宁师专门前当了一名“游击队员”。虽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小姐”晚，到头来总是赔钱赚吆喝。原来“游击战”可以赶走小日本，打垮蒋介石，但敌不过高科技武装的现代化的城管大军。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懂得什么叫以人为本，什么叫关注民生，什么叫构建和谐社会。我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有一条鲜活的生命，为何总不能被正面关注，却屡屡遭命运的戏弄呢？
大概上帝在为我关上一扇门时还记得为我打开一扇窗。尽管家境贫寒，但两个孩子还算争气，都考上了重点大学。但儿子大学毕业遇到金融危机，找工作屡屡受挫，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因欠贷款和学杂费，毕业证、学位证被扣留，只提供给发复印件。身为人父的我，只能躲到一旁，默默的撩起衣襟，两行老泪，几声哽咽……
由于我不再年轻，又因老天不停的捉弄，加上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过重的心理负担，本算结实的身体终因长期透支而奏出了不谐的音符：肝脏、心脏两大重要零件经常闹“上访”。面对天文数字一样的医药费，和儿女们读书时高筑的债台，几多苦涩、几多无奈、几多哀怨的我，只能独自吞咽生活的苦水！
路再难走也得走，日子再难过也得过。虽然我被生活摧毁得百孔千疮，但我依然对生活充满热情。为了“活着”，2008年5月，在亲朋帮扶下，我东拉西扯凑了几千元钱，到旧货市场买回电脑、复印机，在咸安区劳动社会保障局一个废弃已久的小房子开了一家打字复印店。我尊纪守法，恪守本分，惨淡经营，用每月收入的那点少得可怜但足以令我翘首企盼的几百元钱，来补贴家用，维持生计。可万万没想到：一不小心得罪该局一位局长，招来祸端，局长大人龙颜大怒，耍起官威，借口单位房屋紧张，将我撵出了那不足10平米小房，为此我将遭受灭顶之灾，让我再次陷入生计无着落的困境之中……
我虽穷并不傻，我明白人情大国，关系社会这道理，但尽人皆知，小小的复印店，是个收入甚微的行业。我囊中羞涩，牙缝里再也无法挤出钱来打点这位神仙大人。从黄昏想到黎明也想不清，从黎明思考到黄昏也琢磨不明白。试问：弱势个体遭遇强势单位，恃强凌弱，公理何在？又问：与我相邻，面积大于我十倍，同属局长大人管辖的药店，为何相安无事？再问：局长大人这样催发民怨沸腾，挑战我的生存极限，难道真的让社会到了昏君残暴，酷吏凶狂地步了吗？党啊！您的儿子做错了什么？
战场上，我视死如归，昂首阔步，铁骨铮铮；而如今，我饥肠辘辘，举步维艰，满眼绝望，度日如年。
现在，我沐浴在和谐社会的春风中，恳请区政府恢复我的原有身份或给我一条生路！拯救我这位越战中幸存的老兵！！
因为在中国所有干部都是共产党的干部（现在叫官员），所以无论哪个官员自当官那天起，都是口里喊着“为人民服务”起家的，也是靠“为人民服务”这一口号升迁的。不可否认，有那么一些官员，不仅嘴上说着为人民服务，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这样的干部深知这一宗旨的个三中昧：这有这一宗旨，就没有共产党，没有这一宗旨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没有这一宗旨，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胜利，没有这一宗旨，也就没有共产党牢固的执政地位。一个官员的升降，理应以实践这一宗旨的情况而定。在实践这一宗旨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袖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正因为在中国还有一批信仰、忠诚、实践这一宗旨的人，我们党的事业才不至于被毁。这是值得全国人民庆幸的。
可这些年来，也有那么一些官员，他们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之下，在权欲极度膨胀的情况之下，在强烈的发财欲望冲击之下，把这一宗旨当成升官的阶梯，当成一种光环，当成一枝玫瑰，换取自己的权财。而骨子里他们早已把为人民服务扔到爪洼国里去了。这样的官员实际上已成了这一宗旨的叛徒，是“口言善，而身行恶”的党棍。因为他们所行所言的一切，都是围着自己转的，所以人民群众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心里的地位早已发生了变化。集中说来，一些官员待民心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蔑视心态。老百姓们在一些官员的眼里，就象当年的陈伯达所说的那样，是“小小的老百姓”，而他们自己则是大大的官员。在他们的眼里，你们百姓算什么，自古至今都是为官员服务的。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的百姓才是好百姓，才是良民，你们怎敢与官斗呢，怎敢逆官员的意见而动呢？当官的哪个没权、哪个不富、哪个不狠，既然你们的祖宗没有传下让你们当官的基因，你们就乖乖地当你的老百姓好了，你们之所以是老百姓，是因为你们智商低，没有当官的料；是因为你们情商低，不能让更多的女人拜倒在你的脚下；是因为你们的财商低，不能以种种卑劣的手段去捞钱；是因为你们交商低，不能傍上更大的官，因此不能买来官，没有官也就不能发财了。看一下当前的社会，一些官员在百姓面前不都是趾高气扬，不都是双眼朝天，不都是指手划脚，不都是官腔官调吗？在这样的官员心目中，百姓永远是蝼蚁，是奴仆，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还会有对百姓的笑脸吗？
二是仇视心态。一些官员因百姓们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敢于对他们的劣正提出反对意见，因此他们对百姓充满了仇视。把百姓当成他们仕途上的绊脚石与障碍。如果敢于反抗他们旨意，他们就会发出指令，对敢于上访闹事的群众“依法从严惩处”，并且象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那样规定，一次训诫、二次拘留，三次劳教。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官员因对百姓的仇视，演变成了对百姓的压制、打击、惩罚。对一些官员来说，是只许州官放火，而不话百姓点灯的。一些官员成天琢磨的不是怎样让老百姓们富起来，而是如何对付老百姓，如何让他们闭嘴，如何让他们说好。正是官员对百姓的仇视心态，才导致了他们信任的危机。
三是敌视心态。现在一些地方的官民关系，已经演变成了敌我关系。官员们为了当前的政绩，未来的升迁，不惜一切手段地折腾，不顾国家大局地坑国害民。他们的为官箴言就是“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为了自己，农民的土地，他们可以暴力强征；农民的房屋，他们可以暴力强拆；农民的钱财，他们可以巧豪夺；农民的合法权益，他们可以随意剥夺。他们以自己的暴行，逼得百姓们或自焚、或服毒、或跳江、或远逃。在这种情况之下，百姓还会把他们当成公仆、当成父母官吗？一些地方的官民冲突，不就是在这种敌对状态发展的结果吗？中国的老百姓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百姓，他们最能忍受，可现在的一些官员呢，是不是可心说是世界上最坏的官员？他们总抱怨百姓难治，为什么不问一问，百姓为什么难治？难道让百姓把自己的房屋任官员们去拆，自己的土地任官员们去征，才算好治吗？
四是奴隶主心态。一些官员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奴隶主。特别是当他们主政一方之时，于他们来说，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我土，率土之滨莫非我民。”把百姓们当成奴隶，而把自己则当成了奴隶主。他们对百姓的态度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发展大计，不听民声，不纳已言，把百姓当成愚氓，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视百姓的苦难为儿戏，视百姓的冤屈如应当。当百姓受辱负屈之后，他们不是通过权力或法律为百姓扶危解困，而是与百姓玩“躲猫猫”的游戏，使百姓冤不得伸，仇不得报。有的甚至与富豪、恶劣们相勾结，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让百姓含冤入狱甚至枉死于贪官污吏之手。制造了不知多少人间冤狱。
五是救世主心态。不少官员当他管辖地方的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提高之后，便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与赐恩者，动辄就是“如果不是我的领导，你们怎能过上今天的日子；不是我的领导你们怎能住上高楼；不是我的领导你们怎能走在宽敞的大道上。”百姓一旦不买他们的帐，就骂百姓“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不讲仁义。”似乎百姓只有跪倒在他们脚下，天天为他们磕头烧香才算是对他们的尊敬。这样的官员，逢年过节，也会到敬老院或贫困之家拿点油米之类的东西去作作秀，你看他们挺胸凸肚，哼哼叽叽，又是嘘寒，又是问暖，把自己当成赐富于民的天使与圣人。在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现象我们看的还少吗？
正是一些官员的上述心态，才造成了一些地方官民矛盾的激化，才导致了官民之间关系由鱼水关系向油水关系乃到水火关系的演变，使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如干柴，一有机会便会燃起冲天大火，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果官员们不改变他们对民的心态，他们在任的日子也绝对好过不了，不相信的话，请拭目以待。
二○一○年十一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