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从阿拉伯革命看中国变革的历史机遇

【新唐人2011年2月11日讯】 连日来埃及反独裁大规模示威游行继续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关注。有中国网民指出,近日突尼斯的变革引发的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反独裁专制行动,很像当年中国八九6.4学生民主运动后而引发的东欧剧变。也有网民说,埃及人民的勇敢激励著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们,中国人现在需要的是勇气。对于这次的阿拉伯国家掀起的反独裁专制的浪潮,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影响?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红冰教授指出,中国爆发一场民主大革命所有的因素基本都已经成熟了。中国现在缺乏的是历史的机遇。

随着埃及政府与反对派展开谈判,外界普遍认为埃及政治危机情势显现缓和,埃及当局也已经宣布了权利和平过渡的计划。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总统说,他将留任到9月大选。但8号数以十万计示威群众再次涌向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和埃及各大城市。有媒体记者称这是挑战总统穆巴拉克的抗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行动。据悉示威活动向当局发出的信号非常简单:埃及全体人民都支持抗议活动。抗议者继续要求穆巴拉克立即下台,并表示他们不信任政府来负责处理权利过渡。在开罗广场上示威者和一些士兵对峙,但由于军方有不得使用武力的命令,所以广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对于埃及反独裁民主运动将会如何发展?很多中国民众都关心阿拉伯国家革命对中国的变革是否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那中国变革的机遇又是在哪里?下面就请听袁红冰教授对此一系列问题的精辟分析。

记者:袁教授,您好!(袁红冰:你好!)对于埃及目前的局势, 您是怎么看的?

袁红冰: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到这次的埃及的全民反抗,它表现了一种人们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什么叫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人类各个族群、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有不同的民族性格,也有不同的审美的观念。但是在一点上所有的人类都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自由和民主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个成分。那么现在通过突尼斯和埃及的这两次革命,又显示了人们心底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因此这种追求才会被称为普世价值。它是超越种族的,超越民族的,只要是人,他都会把追求自由民主作为自己心底里的愿望。

那么目前这个埃及的局势,一方面是人民革命的一个胜利,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目前这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际范围内的对极权专制者的绥靖主义的政策。特别是一些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客们,实际上在普遍的对于独裁者,采取一种绥靖主义的政策。那么这种政策以奥巴马的态度是最为明显。

我们不妨把这个视野放的远一些。几年前奥巴马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他的访问团队的成员竟然去参观毛泽东的尸体,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中国人民进行挑战,进行挑衅。那么我们还知道在圣诞节的圣诞树上,奥巴马家的家庭圣诞树上,居然也挂上了中国人民的独夫民贼毛泽东的画像。这一切都表明了奥巴马这种小政客,他心底里的一些阴暗的东西。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眼前的利益,只有个人的私利。只有对这个眼前利益的理解和追求。他们对于普世价值,对于人类理想主义很少关注,或者说基本没有能力去理解。那很遗憾现在就是这样的小政客在相当的国家里,特别是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掌握著权力。那么他们在应对面对世界上极权国家主义的人民,对极权专制的反抗斗争中,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其暧昧的态度。

这次埃及人民的革命本来应该是一举成功,彻底改变穆巴拉克的极权专制统治,那么现在在美国的这批小政客默许之下,特别是所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之下,现在看来埃及革命将要放缓他们的步伐,这是我对现在埃及局势的整个的看法。

记者:我看到有文章说,由于埃及长期受到穆巴拉克的的这种独裁专制的统治,所以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力量。如果穆巴拉克马上下台,埃及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可能会发生动乱?

袁红冰:这是多年来一切独裁者包括中共暴政为他们自己辩护的一种理由。而很多极权专制的思想走狗也把这种理由作为一个他们经常表达的意思。你刚才说的这套说法,这种观念集中起来就是一句话了,就是说极权专制下才会有秩序。而民主呢就意味着混乱,无非是想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念。那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念。

就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共暴政统治中国的60多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一切的社会动乱,一切的社会悲剧,一切的社会罪恶最后的政治的根源都在于中共暴政。中共暴政这个政治毒瘤不去切除它的话,中国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秩序。中国的社会悲剧和社会动乱也永远不会真正停止。那么在埃及其实也是如此。埃及的所谓稳定实际上是属于专制者的稳定,那是一种没有社会公益,没有道德良知的稳定。

如果说我们把这样一种稳定,这样一种有益于专制者的稳定视为一种社会福祉的话,那是一种很可笑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稳定是建立在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被剥夺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任何一次社会的进步过程中一定的社会动荡是难以避免,这是人们为了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目前埃及这样的一种局面我不认为是一种…就是目前这种妥协的局面与其说是给埃及带来了稳定,比如说是让埃及本来应该很快实现的社会公益和正义又推迟了。那么我也相信无论在埃及,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只有经过人民的民主大革命获得的社会的秩序,才有可能是和人民的幸福一致。

记者: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导,穆巴拉克一家的财产富可敌国。有文章说穆巴拉克担心马上下台,他们家族的财产要受到人民的清算,因为突尼斯就是例子。德国近日已经冻结了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家族在德国的资产。

袁红冰:我觉得他这种担心是很有道理的,他确实应该有这种担心,这种担心不仅属穆巴拉克一个人的,也是属于当代世界上所有独裁者,包括中共暴政的那些官员们。他们都应该有这种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当自由民主一旦实现之后,他们用腐败的专制权力所犯下的所有罪行,捞取到的所有的好处,都会受到历史的清算。对他们的这种正义的审判我想是下一个历史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

那么穆巴拉克这种担心,我们刚才说他有道理,就是说他的担心的事情我想一定会发生的。他即使暂时不下台,暂时避免了这种命运,但是他将来仍然难以逃脱这种命运。我相信埃及真正实现了自由民主之后,包括穆巴拉克在内的所有的独裁者,他们用腐败的权力所犯下的所有的罪行,搜刮的所有的财富,都会通过正义的审判受到人民的清算。

记者:有报导说, 众所周知埃及穆巴拉克是中共的好朋友,但这次埃及民众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中共当局以不干涉内政的名义对埃及事件表面上是一言不发。报道也说但这并未阻止中共当局密切关注埃及局势的发展。但也有文章称穆巴拉克不想下台是中共在幕后操控?那就您所知道的情况,中共是对埃及事件是怎样的反应?

袁红冰:就我们知道的情况,中共的最高层在得知突尼斯,特别是埃及革命的信息之后,已经成立了所谓的应急小组,是胡锦涛任主要负责人的一个机构。这个应急小组主要是来做两件事:一个是帮助埃及的独裁者穆巴拉克尽可能长的维护和延长他的专制统治;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对中国人民要封锁埃及的消息。那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很显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因为中共的这批专制者,他们很清楚穆巴拉克的命运实际是在预言着他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本能上对埃及的革命抱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同时也有极大的仇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开始想把埃及人民的革命诬蔑为只是某一个什么极端组织发动的。我想这都是错误的。埃及的这次革命,我想是人民长期以来对专制不满最后的爆发了,它不是哪一个团体,哪一个个别的组织所能操控的。所以,中共现在对埃及革命,特别是中共通过他们的一些思想走狗,一些网特所散布的这种对埃及革命的诬蔑之言,也恰恰暴露了中共对在中国也发生类似革命的恐惧。

记者:有分析说, 如果现在中国爆发像当年6.4一样的民主浪潮,军队不会再像当年64时那样镇压民众?

袁红冰:首先埃及的这场革命确实是一个预言了,它是整个人类走向自由民主的一个很令人振奋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埃及的专制者和中共暴政还是有不同的。不同就在于,中共暴政是有史以来最残酷,最狡诈,也最无耻的一个专制体制。因此,要想摧毁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人们可能要经历更多的艰难。所以,我想中国民主大革命的爆发可能还要有一段酝酿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久了。

当再次中国发生象‘六四’时期那样的全民抗争和全民反抗的时候,我想中国军队很难再像六四时期一样向人民开枪。这个并不是说专制者本身会变得善良了,完全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当再一次人民普遍的反抗爆发的时候,中共暴政也已经丧失了象八九年64那样指挥军队的政治能力。因为中共的政治腐败、以及他们内部权力斗争的瓦解以及整个中共暴政八九64以后几十年来的倒行逆施,都使他们越来越丧失对指挥军队镇压人民的政治能力。所以我想如果再发生象八九64那样的全民反抗,中国的军队是很难再向人民开枪了。

记者:面对埃及人民目前的这种大规模反独裁行动,有中国网民说中国人民现在需要的是像埃及民众那样的勇气,那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局势离阿拉伯革命还有多远?

袁红冰:我是这么想,从前苏联和东欧一直到现在的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它都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自由和民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下一个民主大革命什么时候爆发?主要是还是由中国的具体状况所决定的。就像突尼斯和埃及的这些革命对中国下一次革命爆发的影响不一定那么直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现在它的基本的社会矛盾,也就是在权力和财富上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社会难以继续支撑下去的临界点。而中共暴政的各级官员的腐败,也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至。也就是说,在中国爆发一场民主大革命所有的因素基本都已经成熟了。中国现在缺乏的是历史的机遇,来引爆这些早已经达到临界点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那么这个历史的机遇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按照我的分析将在2012年到2015年之间发生这种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这个时期,也就是中共的十八大之后,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必将趋于一种激化的态势。之所以将要激化是因为中共的所谓第五代将全面的掌握中共的最高权力。而中共的第五代是在文化大革命成长起来的动乱的人格,对于他们这批人来说,他们对于权力的追求更加疯狂,他们对于玩弄权术更加热衷。

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是由于从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种不正常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从少年时期养成了这种动荡的人格是难以改变的,而且这群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少年时期就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行,他们的手上就已经沾满了鲜血。就像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所谓的“红八月”的过程中,一大批的这样的人,当时就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因此他们的心里又极端的阴暗。这群人除了权力之外,什么也不相信。而且他们有毛泽东的人格的烙印,也就是把权力斗争视为他们的人生的乐趣。因此,中共的第五代一旦全面的掌握中共的最高权力以后,中国内部的权利斗争再次象毛泽东在世时候那样激化起来,引发已经达到了临界点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

前提是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就是权力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才是人民对于中共暴政的不满,人民对于变革的要求才是中国下次民主大革命的主要的精神动力。而这种精神动力将具体的表现为,现在每年都不断的发生著所谓全体性的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事件。现在看来是分散的,发生著的这些维权抗暴事件,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政治的一致化和组织的协调性。现在维权抗暴这种发展趋势正在越来越明确的主导著中国的命运。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之内,这个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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