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因上书总编遭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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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2月19日讯】(新唐人记者王子琦综合报导)2月17日,成都商报编委会做出决定,辞退新闻中心记者李建军。理由是李建军在龙灿被辞退的事件中,“给报社写了一份不符合事实的建议”,对报社造成“严重影响”。

上月底,《成都商报》深度部资深记者龙灿被报社辞退,原因是中宣部将其采写的关于“复旦大学驴友被困黄山”的调查稿认定为假新闻,要求报社严厉处分。紧跟其后,《成都商报》编辑张丰缴纳1000元罚款,新闻中心主任曾熙也被撤职,新闻中心分管编委蒋泉洪停职,接受严格调查。编委成员王奇、总编辑陈舒平罚款3000元。

李建军:《成都商报》“自毁长城”

龙灿认为,成都商报以李建军的谏言作为解雇他的理由,做法令其感到震惊。不过,他表示,李建军在向报社方面写这份建议时已预料到被解雇的后果,而从对方事后在电话中的态度观察,他无因此后悔当初的决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也就此事件致电龙灿,他表示年轻记者李建军早前透过报社内部电邮系统,向商报总编陈舒平写了一封信,内容从新闻专业角度就龙灿事件进行讨论。报社内部的工作人员将文章转发给龙灿,龙灿再将文章放到自己的博客上,作为对自己遭遇的一种反思。结果文章在网上被刊登后,成都商报认为事件对报社造成了“严重影响”,故采取打压。

该信中,李建军将该报辞退龙灿以求自保的行为称为,“无异于自毁长城的自宫行为”,李建军说,《成都商报》对龙灿这样一个为报社打拼5年贡献过6 个年度新闻大奖和一本水准极高的记者之处理,简直可以用不仁、不义、不礼、不信、不智来形容。他说,“实话总是很刺耳,有关参与此次处理的领导不妨扪心自问这样就能永绝后患吗,这种以一次次牺牲自己记者换取苟且偷生的行为能够长久吗?”

此外,李建军还对该报的新闻操作、企业文化和外部政治环境做了并不乐观的分析。李建军在致总编的信里面还呼吁报社保护记者。他指报社长期抱着不惜牺牲底层的心态,一方面盲目服从当地的宣传部门,但在遇到有价值新闻时又鼓励记者冒险,是在“理想主义的追求与犬儒主义文化及投机气息间严重分裂。”

李建军透露,“龙灿甚至悲观的认定,就新闻中心内部记者而言,下一个出事的必然是我”,未想言犹在耳,该报已经迅速下手。

“最新连坐法”

此前被有关上级劝退的《时代周报》评论部负责人彭晓芸说,“这是最新的连坐法,前有处理为长平呐喊的邝飚,现又处理为龙灿说句话的李建军,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希望鸦雀无声?无人再敢为其他人吭声?”

1 月28日,资深敢言记者长平被迫离开南方报业集团,原因是拒绝改动所撰写文章的部分内容。长平为了职业道德不向当局做出任何妥协。他所在的报业集团、地处广东的南方报业集团是最敢于批评当局的机构之一。当局再次对集团负责人施压,集团最终以发布“虚假信息”为名辞退长平。 2008年西藏暴乱期间,长平已经因为文章中指责中国政府失去副主编之职。

记者吕明合则认为,如果说开除龙灿尚可归于舆论管制部门的外部压力,李建军的遭遇则提醒我们正视一个残酷的真相,所谓的“市场化媒体”正被更多“上级”派来的党棍把持。

龙灿质问,“成都商报,这就是你们提倡的“做有影响力的大报? ”

成都独立意见人士浦飞认为,如果用假新闻的标准开除记者的话,估计《人民日报》的记者一个都跑不了。他说,中国媒体圈已经形成恶性生态,就是撒谎的和说真话的被颠倒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22号报导,《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呼吁各媒体负责人,“在接下来的意识形态高压发作期,勿背叛良心,勿与常识作对,勿以是为非,勿以非为是。”

龙灿事件

现年40岁的前成都商报记者龙灿从事新闻行业10年,在业界颇有影响力。 1月,龙灿深入调查复旦大学生黄山迷路事件发现内幕,并且做出真相报导: 《“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

中宣部批示此报导为“假新闻”。在中宣部的压力下,21号,龙灿被报社辞退,中宣部认定那篇报导是“假新闻”,要求报社严厉处分。

龙灿在陕西华南虎照片中的调查报导,影响很大。他的离去,让很多传媒人有“兔死狐悲”之感。此事件被认为与上海官方压力有关,也是中宣部“杜绝虚假新闻”运动的牺牲品之一。

调查性报道记者处境艰难

在此之前,《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孙春龙、《财经》杂志市场与法治部主管丁补之、《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曾就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自身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在中青在线做了网络访谈。

李建军说自己曾“遭遇过给我倒一捆捆的钱”,但他不会选择卖掉自己的良心。而当报道可能伤害一个相对较强大的利益团体时,自己的精神高度紧张,“走路不敢走中间,因为害怕车祸。”“手机害怕被定位,最恐怖的时候,我自己租两三辆车,拿自己的手机放在前面的车里,探路看前面有什么状况,然后自己的车押后。其实也许多虑,但是这种伤害一旦出现就可能是致命的,必须时刻提心吊胆。”

孙春龙表示采访环境越来越艰难:“最严重的一次是我们的记者周范才,当时在广西荔浦采访征地的时候就被直接开拘传证带走。我和公安人员在电话里说:“不能把我们的记者带走,你不能没有任何的合法手续。 ”他当时很牛:“我马上给你开一个。 ”直接拿出一个空白的拘传证,写上记者的名字就带走了。”

因为公权力的无孔不入,很容易把记者找到,而且带到派出所,就说在24小时之内协助调查。比较有名的是伊春空难,因为记者去殡仪馆被带走,记者整体非常悲愤,打出条幅来“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

丁补之说调查性报道本身是一个很孤单的工作,的确需要和同行一起抱团取暖,更多地相信同行的声援。

李建军认为记者总是在帮他人维权,但自己如果遭遇公权力伤害,反而比普通群众更无助。

丁补之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在报道发出来之后,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因为发出来之前你在和看不见的敌人斗争。

最后,他们三人都表达了自己的希望:

李建军:要说对调查性报道的希望,目前为止只求一点,来自内部的阻挡少一点,就足够了。

孙春龙:让每个记者能够非常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每个记者也都和我们公民一样。

丁补之:我们尽量以专业主义来要求自己,我一直用一句话来启迪自己:只有一颗悲悯而温和的中国的心,才能让我们做好中国的媒体。

2011年1月,中宣部宣布了媒体应遵守十条禁令后,引起各界质疑。1月26日,中共为了继续对媒体实施控制行动,又设计了为期六个月的培训,传授记者如何“根除虚假资讯”,让记者“认识并避免敏感的政治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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