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3日讯】 【编者的话】“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出现的大面积饥荒和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由于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就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信阳地方政府封锁大面积饥荒的出现和蔓延的消息，并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民间有云：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是一个多么…的时代！
历史背景
河南信阳地区（今已改市）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1959年，似乎没有什么征兆表明那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会发生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上，1958年，当地夏粮大丰收，秋粮只是因为大量农村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而减收。但是就在一年之后，那个地方爆发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高达100万人死于饥饿。据作家白桦说，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的人口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当然，“信阳事件”只是“大跃进”时代的一个缩影。根据保守的官方估计，全国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两三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信阳事件”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信阳事件” 是天灾？还是人祸？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讳莫如深?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著名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拚命，会打死她，要她把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信阳地区辖信阳市和固始、光山、淮滨、潢川、罗山、息县、新县、信阳县；上蔡、平舆、汝南、遂平、新蔡、西平、确山、西峡、正阳十七个县(与现在不同，现在的信阳市不包括后9县)。该地区部分县的非正常死亡数近年已被陆续披露.
譬如新编《信阳县志》记载：非正常死亡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西平县志》记载饿死约四万人。截止一九六零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潢川县先后饿死五万六千多人。
《息县志》记载一九六○年内非正常死亡十万七千余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临靠淮河的淮滨县，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滨县志》载：一九六○年死亡十点二万，九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为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九！每四个人就死了一个。当时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半个月内余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先后死去。据张树藩说：余德鸿老家的村西头饿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抬。
上述七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为五十二点六万。其他十个县，新编罗山、西峡、新县的县志均载非正常死亡万人左右，可能属于官方说的情况不那么严重的县。此外七个县情况可能与上述七县类似，即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光山县死绝了的户数比息县多，非正常死亡数可能也大于息县。
由此可以推断，全地区非正常死亡总数应在一百万左右。
张树藩（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在其遗作中说，一九六○年二月时他曾估计饿死的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但后来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信阳，“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大概出于政治顾虑，对这个“多好几倍”，张树藩没有详说。但是这可以佐证一百万的估算不会过高。而《信阳综览》、《信阳地区志》的数字毫不足信。
关于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据说内部还有一本账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当年董必武派的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后，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事件”是“大跃进”的直接恶果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央无视农业生产历来丰、平、歉交替的事实，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征购一千一百五十亿斤，这是五八年的标准，但实际上五九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这一千三百五十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粮在五九、六零两年己急剧减少，从五七年的二百五十斤减少到一百七十四斤。五九年粮食减产百分之十一，征购数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七。而五九年全国征购的粮食占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
结果，一九五九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及五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七。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开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继缺粮。到一九六○年初，“非正常死亡”遍及全国农村，无可遏制。
（待续）
（据《中华文史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法治报》等有关资料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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