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台:政变经又热北京 十八大险象迭现

【新唐人2011年12月15日讯】 凤凰四年内两谈政变

二○一一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一日,这半月当中,凤凰卫视在“凤凰大视野”节目中连续播出了十集专题访谈《我的一九七六》──以“伤逝”(周恩来逝世)、“春潮”(天安门四五运动)、“国葬”(毛泽东逝世)及“惊雷”(“抓捕四人帮”)为题回顾三十五年前中共元老派以“宫廷政变”“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划时代的“非毛”转折。

与此同步,凤凰网又连续十五天转载了相关回忆文章。因为凤凰台虽然总部在香港,号称“港媒”,但众人皆知其实为“体制内”,堪称“CCTV二台”。加之《我的一九七六》是在京采访亲历“粉碎四人帮”的许多当事人,如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正泉、原《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王忠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等,所以网民称这一事件为“政变经又热北京”。

如果离开历史经验和现实新动向,孤立地看,此次《我的一九七六》可以勉强解释为纪念文革结束三十五周年,但有一疑问难以回答:既然要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年,为何不在十月六日开始播出?而要延期到十一月八日,就可能别有所图。而且,凤凰台曾在二○○八年同一栏目播出过《一九七六年十月纪事》,也是“粉碎四人帮之政变经”的系列访谈,有什么必要四年内又老调重弹?

只要想想中共历史上每次出现“热谈政变经”,总会有政治地震伴随,就不能不让人对这次“北京又在热谈政变经”产生特别的注意和猜测,它是否又是一次“惊雷”的前兆?

中共史上三次“热谈政变经”

史料记载,中共史上至少有三次“热谈政变经”,结果皆造成了皇储的非正常死亡或更换。

前两次“热谈政变经”,出现于一九六○年代──其时国际上流行政变,仅苏联七年之中就出现两次政变,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与金日成会见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可能政变”之说。经过两年的不断大谈“中国可能政变”,毛如慈禧太后以“一把手政变”更换了“二把手”,在一九六六年拿下皇储刘少奇,换上林彪。而林彪不知厉害,听信周恩来的引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放谈政变经,结果让毛起疑,只得于一九七一年使林葬身温都尔汗,贡献了一个永远的“九‧一三事件”和“五七一工程”之谜。

第三次“热谈政变经”,是在一九七六年了,江青等又大谈“资本主义复辟”和“继续革命”(政变经),结果就有了“十月惊雷”,毛培养的以“江青为主席”为首的坚持文革集团成为阶下囚。

十年文革,其实就是一个天天谈政变经的十年动乱。

历史一再证明,只要北京开始热谈政变经,多半是政局不稳、换旗在即的改朝之兆。

中秋过后山雨欲来

此次北京又热谈政变经的现实背景,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诸多景象。请看二○一一年九月以来──

九月八日,《朱镕基讲话实录》高调在全国统一发行──以怀念改革,反对倒退为主旨的“朱镕基四卷”,表明了对胡锦涛新政让改革倒退为“下海”的极端不满:中共的“前台”与“后台”出现严重分歧。

十一月六日,华国锋骨灰归葬山西交城之信息向公众公开──华国锋遗嘱拒绝骨灰放入八宝山,大有“死后退出中共”之志。而党内“拥华派”公开召开“纪念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三十五周年”会议,坦然表达了对邓小平推翻华国锋的强烈不满。从山西政府花费亿万元建造豪华“华陵”,显示了“拥华派”不可小视。

同日下午,在俄罗斯访问的温家宝来到普希金市,面对欢迎人群朗诵普希金著名的《自由颂》,这不啻于公开亮剑向左派下战书──中共党内的自由派已经强大。

十一月十五日,《南方都市报》以整版篇幅图文并茂地悼念改革家任仲夷(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振聋发聩地公开了任仲夷的“政治遗嘱”:“广东有今天…… 耀邦、紫阳也功不可没。”──言外之意,赵紫阳不平反,天理难容!这是赵紫阳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被迫含冤辞职二十二年、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病逝六年来,中共喉舌首次公开出现为赵紫阳评功鸣冤的文字。在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共党内改革派又从广东集结出发,公开呼吁为赵紫阳翻案昭雪。

十一月十七日,山西太原和河北石家庄的左派集会焚烧广东南方报系集团旗下报刊,声讨南方报系为“汉奸卖国媒体”──文革复辟派与改革派的决斗已箭在弦上。

十一月二十日,凤凰台政商之道节目中,批评胡锦涛刚刚结束的欧洲之行惨败──将只可私下说的“请求欧洲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放在台面上说,结果受到公开拒绝的奇耻大辱。令中国陷入美国新包围圈,如文革时一样又成为“光荣的孤立”──胡内政腐败导致外交也全面失败,国内外一片危机,不让胡寿终正寝的倒胡潮已汹涌澎湃。

十一月二十一日,广东又发生陆丰民众四千人大游行事件后,重庆的薄熙来派与广东的汪洋派,在凯迪等网上展开了激烈对骂。这一诸侯公开宣战,显示中共党内矛盾急剧升级,文革派的“五七一计划”已在进行。

三种交班模式皆出自帝王传统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方都市报》以整版篇幅意味深长地介绍“大清接班人模式之困:雍正危机处理收官与补漏”,让人们明白,中共十八大前夕如此刀光剑影,关键是“十八大”太不寻常了──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中共接班人模式皆是强人指定: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都由邓小平指定。而“十八大”虽然已定习近平接班,中共却已进入失去强人的时代,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已没有指定谁为皇储的权威,这就让“十八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野心家”蠢蠢欲动。

考之中共接班人模式,只有三种:

一是强人指定:“建国”前,由共产国际和苏共指定认定(陈独秀等);“建国”后由毛、邓指定。

二是宫廷政变:一九七六年十月“惊雷”拿下“四人帮”──叶剑英当时面对有人让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建议,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这证明叶剑英深知十月“惊雷”就是宫廷政变。

三是非常时期的党内民主产生:“建国”前的经典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毛泽东乘机突然上位取得军权,后于一九四五年“七大”正式登基;“建国”后的典范是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邓小平以摄政方式先架空华国锋再予放逐。

中共这三种交接班模式,其实全来自中国古代君主制度。据《史记》,中国所有的权力交接模式,早已在五帝和三代(夏商周)时奠定。

中共的三种交接班模式,不过是帝王(强人)指定式的变形,即使有时是党内民主交接班,也越不过帝王传统的“尧舜禅让”或“诸侯自主选帝”,与现代民主依然格格不入。

中共要想“十八大”平稳,根本途径只有一条,彻底摆脱帝王传统的模式,真正实施现代民主制度,还权于民,绝不能以一姓一族一党之兴衰决定一国人民之兴衰。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316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