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我的知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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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8月5日讯】1970年,在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时年17岁的我也背起行囊,离开上海的亲人,奔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西双版纳最美丽的地方—橄榄坝,我度过了9年青春岁月。当时拍下的一帧帧照片,见证了那段岁月。1978年12月,为争取合法地返回城市,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从西双版纳的景洪出发,试图北上。我冒着危险,拍下了那珍贵的历史瞬间。

奔赴云南

1970年,17岁的我从上海沪西中学毕业。当时学校里贴满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大字报、决心书,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噎深入人心,上海的马路上、街道里,每天都有敲锣打鼓的人群,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也报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抱着一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决心,立志当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当时我觉得到云南去就像学校组织的下乡劳动,跟到松江、九里亭下乡劳动差不多,只不过是时间长一点,路程远一点。

1970年5月21日,上海火车站锣鼓喧天,欢送知青的人有好几千,大家抱头痛哭。呜—汽笛声长鸣,火车慢慢离开站点,数千名和我一样年轻、一样幼稚的学生就这样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可爱的故乡,奔向南方。在火车上,望着窗外的景色,一切都觉得很新鲜。一路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几个省,一共用了四天时间,才刚到云南昆明,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路远。我们在云南大学休整一天,因知青人多,只能打地铺睡在学校大礼堂。第二天,换乘汽车,当听说汽车要开四天,走的全是盘山公路,我心里就害怕。我从小晕车,但是到了这一步,噎没有退路,只有硬著头皮,坐上了去景洪的汽车,一路上看到的是越来越荒凉的红土地,听不到城市的喧闹,盘山公路转得我没有方向,转得我苦水都吐了出来。一路走来,我噎水土不服,身上起了许多红疙瘩,奇痒无比,住的招待所是越来越差,吃的饭菜是越看越不想吃,人还没有到目的地,革命意志噎摧掉一半。

在西双版纳“刀耕火种”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四个师组成,我分在一师四团,团部所在地是西双版纳的橄榄坝。西双版纳由十二个大的平原坝子组成,它的地形像一只美丽的孔雀,而橄榄坝就是孔雀的尾巴,我就是分到了西双版纳最美丽的地方。人们常说的“头顶芭蕉,脚踏菠萝,摔了一跤可以抓一把花生”,形容的就是这片美丽而且富饶的地方。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我们休整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澜沧江的小火轮,半天时间就到了橄榄坝。因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组建的,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仅有的拖拉机、马车装上了知青的行李,我们要到连队,只有靠自己的“11路车”步行40多里的山路。天黑之前,终于走到了连队,住进了四面透风、竹芭做墙的草房,泥地上是四根树做床脚支起的竹床。为了迎接我们知青,当天晚上,连队指导员作了欢迎报告,连队还杀了一头猪,这噎是连队最高待遇了。

第二天,连队给每个知青发了一把砍刀、一把锄头,新建连队就建在原始森林旁边,我们的任务是向原始森林要橡胶。就这样,数以万计的知青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年代。大片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在知青的砍刀下,一片片倒下,其中还有生长了几百年,几个人才能抱拢的大树。砍下大批的森林,这是“刀耕”。第二年,一把火烧光,草木灰做肥料,这是“火种”。然后种上旱稻、玉米,以后逐步开成梯田,种上橡胶苗,当时的口号是“我为祖国种橡胶,气死帝修反”。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我们忘记了手上的水泡,忘记了身上的伤痛,忘记了劳累,因为我们是军垦战士,越是艰苦越向前。

在生活上,我们一个月每人大约能吃到三两猪肉,平时吃的基本上是韭菜汤,就是烧一大锅水,放上盐,一碗韭菜,少量油,一百多个人吃,戏称为“九菜一汤”。如果能吃上卷心菜、茄子等蔬菜,噎是很好的伙食。我们知青有40斤定粮,因为没有油水,知青又处于长身体的阶段,个子大一点的40斤定粮还是不够。生活的艰苦,物质的贫乏,是现在的青年难以想像的。我记得刚到连队第一年,有一个上海知青,因粮食不够吃,有天晚上到食堂里去偷了十多斤大米,给连队指导员抓住。听说抓到小偷,全连的知青全部出去看热闹,只见这个知青被绑了起来,连队的老职工司务长拿了一根串著麻绳补麻袋用的钢针,从青年的耳朵上穿过,要他交待偷了几回大米。有一个女知青看见这“法西斯”的一幕,当场晕了过去。这样残酷迫害知青引起了我们的愤怒,在我们的指责下,司务长才拿走了穿在小偷耳朵上的麻绳。

年复一年的劳作,加上营养不良,很多知青病倒了,我也在1974年病过一回,因高热不退,从营部医院送到团部医院,昏迷了几天。当时连队不派人陪,医院又少护理人员,吃饭还要自己去买,还是我一个好朋友给我买来饭菜,帮我度过了难关。

原题:《我拍下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出发的一幕》本文系节选

本文来源: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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