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亨利:领导先溜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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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8月10日讯】北京七‧二一这场大雨,造成的水患不是普通的淹水,城市中,地面上大楼建筑充斥犹如断崖峭壁林立,地面下却没有与地面建筑相匹配的下水道,在这种奇形发展下,马路就成为排水的山谷,大雨带来的水全流到马路,成为山谷中的激流,那水流冲击的程度,可以把整条路上行驶的车辆,包括公交车,连人带车冲走,与海啸没有什么不同。

先不论是几分天灾几分人祸,世界上任何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在类似这种灾难发生后,第一要务应该是救难,领导人立即召集各有关部门组成救难中心,动用特别预算,并将一切现有及外界支援的设备及人员投入救难行动,灾民的收容、医务、防疫、饮食等都在有组织的安排下进行。对伤亡及失踪人数都做好即时的调查统计和追踪,随时公布现况。

可是一个不对人民负责而祇重视领导权益和领导偏好的政府,在处理同样事情时就南辕北辙了。他们的权力来自剥夺,权力在法律之上,他们不会想到救助平民百姓为先,反而一切以自己利益为本,底下行走的小官也因上面没有交代不敢有所僭越,政府的楼堂没有一处开门让灾民进去避难的;交警和交管员给淹在水中的车辆大开罚单;高速公路收费站前塞满泡在水中等待付费的车辆,对焦急赶路的人民视若无睹。最奇怪的是政府把死伤及失踪的人数视为国家机密而不承认是机密,那是“机密”之外再套以假资料作为烟幕的“双重保密”。七‧二一的次日,也就是7月22日下午5时北京巿政府公布的数字祇有37人死亡。7月23日,北京市领导第一道指令便公开要求首先要抓好“灾后维稳”。

北京巿长郭金龙、副巿长吉林在灾后的第五天,连全巿死、伤、失踪共多少人还没有交代清楚之前就双双辞职走人了。有人说他们辞职是表示对这件事情负责,也有人说他们辞职是水灾发生前已经开始进行的既定调遣步骤,跟雨灾无关。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很奇怪。应该负责做的事不做而先溜跑,怎么能算对事负责?把个人升官步骤看得比紧急救助百姓更为重要,不容耽误!有这样观念的人或党派,若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是会被淘汰出局的。

一直到郭金龙市长7月25日辞职当天,北京巿政府公布的死亡数字仍然是37人,无失踪人数统计,引起外界质疑。北京巿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惠还声称:“政府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之所以数据更新滞后,是有些尸体还需要辨认。”这理由似乎是说未能辨认的尸体无法计入死亡人数之中。他这一理由在四天后就被他们自己发布的消息推翻了,7月26日也就是北京巿长郭金龙辞职的第二天,中国官方微博消息称:“截至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还有11名遇难者身份仍在确认中。目前未接到新的失踪人员报告。”由此可见未确认的遇难人数也可以算在遇难者人数之内,不必等辨认后再公布。8月3日又更新死亡人数为78人。

现在更新的死亡数字78人,可能也较实际少得多,官方微博所谓的“北京区域内”而不说“北京巿内”,此话恐有玄机,“区域内”和“巿内”这两者涵盖的范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很不正常的是始终无失踪人数资料,北京雨灾伤亡数字遮遮掩掩的情形与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大火死伤保密做法如出一辙,如果照天津遮掩的比率 1 比 37.8 计算,水淹北京的伤亡人数应在 78 x 37.8 = 2,948 人左右,这才符合北京房山区公开承认“伤亡重大”的程度,也符合北京很多市民亲眼所见情形。

我在〈被管制的媒体和被收买的媒体〉文中曾经提过中共对付争议性事件的一贯做法是:第一步,掩盖真相;无效时走第二步,横加镇压、拘捕、迫害;又无效时,行第三步,向群众妥协、对受害者安抚、补偿。所有过程都以减免主管官员责任为出发点。总观上述中共处理这次北京雨灾的作法,可归纳为:一伤亡保密、二抓好维稳、三领导先走这三步。第一、二步完全是他们的一贯做法,这回走的第三步是变调,领导不等到向群众妥协就开溜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这种领导作风是中共窃据中国六十多年来根深柢固的官僚固疾。中共当初靠苏俄的培植,得力于列宁传承下来被毛泽东视为“法宝”的革命夺权策略及方法,趁中国抗日战争后疲惫之际,以“人民当家作主”口号为饵,使出统战法宝,扇动人心。1949年骗得政权后,即变脸成穷凶极恶的独裁者。毛泽东为巩固其独裁威权。又多方模仿斯大林的行径,在中国恣意妄为。毛泽东模仿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在中国办“人民公社”,结果以大饥荒收场,饿死数千万人民。又模仿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实施“大跃进”“土法炼钢”,结果又饿死更多的人。后又模仿斯大林的“大清洗”,实拖“文化大革命”排除异己,不但杀害略有意见的异议份子,也不放过他卧榻旁的鼻息者,同时也杀害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又造成数千万人冤死。毛泽东这三次学斯大林的作为,胡乱玩掉了八千万条中国人的性命。

当初跟毛泽东打天下的人大部分已经被清洗掉了,包括做毛泽东打手的“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也沦到被清洗的命运。有残留官僚未被清洗的,或清洗后获“平反”的,他们的后代都成了今日的领导班子,或政商界特权阶级。于1979年邓小平将中国社会“改革”成封建社会;把中国国土“开放”为殖民地后,这些残留官僚都成为世袭的封建主或殖民地主或买办。

目前当权的大多是第二、三代,他们的本性是世袭官僚环境熏陶下所养成,天下是他们的爸爸、爷爷打下来的,他们的家属也曾危险渡过清洗斗争大风大浪,改革开放后总算有好日子过了并且暴发得很快,短短三十年从一无所有到个个腰缠万贯。家属中当权这辈不是政界大官就是有特权日进斗金的大企业家,儿孙们都在开法拉利。

他们稳固政权的手段文武兼施:武的方面用超过国防军费一倍的经费设置武警、公安、城管、民兵以及所谓的“临时工”等重重叠叠的机制来维稳, 保护自己的安全及权益;文的方面他们从教育到宣传的思想控制,豢养喉舌媒体,掩盖真相,歌功颂德,又对网络严密预防控制和封锁。随着财力增长,配合统战策略暗渡陈仓入侵自由世界新闻事业。

中共特权阶级享受了三十多年暴发户的好日子,世袭下来各派人马越来越复杂,大家和谐相处越来越不容易了,纷纷都想带了家产全家移民海外,到那一日,中国大陆将留下空的面子工程,及十三亿贫穷人口,如果此时又产生一伙强人,继承毛主席的教导,天安门上仍挂着那幅比城门还大的毛像,这伙强人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三十多年后各人又腰缠万贯地走了。如此周而复始,中国的地皮不知能刮多少次?

如果中国有福,有志之士及早起来推翻共产邪党,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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