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2日讯】众所瞩目的伦敦奥运会即将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战果辉煌，再次确立了世界体育大国的地位。不过，这样的地位的得到，以及体育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颇为值得我们再三探讨和玩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世界还缺乏信心，政府意识到，国家需要包括国际赛场的胜利，来振奋民心、鼓舞士气。而金牌的获得，能够让国人获得强烈的自豪感，从而增加对国家的凝聚力。于是，政府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和宣传机器，营造全民的体育热潮。成功者广受崇拜甚至被视为民族英雄，而走向极端的另外一面，是失败者黯然而归，少数人甚至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例如，李宁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比赛中掉下器械，回国后饱受责骂。另一位三破世界纪录的跳高王子朱建华，由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仅获铜牌，回国后也受到了“非同寻常”的待遇。
当时的政治需要通过“振兴中华”的口号表达，全民的体育热情来自民间和政府的双重情感需求。1988年开始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曾经一语道破说：“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我们跟世界先进的那部分相差比较远，中国人需要有一些表现的东西，来满足国家和民众情绪的需要。所以变成我们金牌的价值远远超过体育运动本身的价值，把我们的成就当作中国人的成就。”他刚上任的时候，国家每年拨给体委的经费是两个亿，这些钱几乎都被分配到竞技体育的各个项目上，能够用于群众体育的经费少之又少。显然，体育在中国，不是为了人民的健康，而是为了国家形象的营建。这是一种为了国家的体育。
国家体育的含义还远远不是凝聚对于政府向心力那么简单，这背后还包含了更加深刻的政治意图。北京奥运会上的盛大演出，那种集体舞为核心结构的体育意象，在国民心中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的，其实是服从和秩序这样的有利于政权的意识形态。中国曾经一度流行，至今还可以不时见到踪影的集体广播体操就是典型的例证。
文化学者朱大可曾经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指出了集体广播体操包含的三个政治因素：它是一种被召集起来的集体行为，它要求所有参与者保持动作的高度一致性，它需要使用高音喇叭。朱大可认为：“从过去到今天，广播体操的本质没有太多的改变。它们都必须把许多人集合在一起，做一模一样的动作。都是为了统一民众意志，塑造集体主义精神。但集体做操、步调一致的时代，则应尽早成为历史。”
体育是国力，也是软实力的体现。但是体育在中国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修辞。而过分热衷于体育上的特殊表现，其实是为了克服自己的自卑感。这，才是中国的奥运情结内心深处最为黝黯的部分。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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