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丰:党权无限的国家有何民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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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3月16日讯】 一个老古董的政体,固然缺少不了古董式的人物来撑门面。有微薄指出:申纪兰——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她活在世上就为了赞成。人大代表申纪兰,唯一连任5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之所以能连任,就因为她赞成。

正因为这种缘故,据新华网报导:2012年10月23日,电影《申纪兰》在西沟开机。申纪兰系全国唯一1至12届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是共产党员优秀典范,是广大党员学习的楷模。电影将描述申纪兰不同时期感人事迹,穿插申纪兰的家庭生活、成长经历。陶玉玲、祝溪娟、高明、王庆祥等加盟该片。

这次两会上,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称,申纪兰非常了不起。“作为正厅级干部,她保持了人民本色,谁能做得到?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这就是我们理直气壮的理由。”但有人指出,申纪兰说自己是农民代表,实际上她曾是省妇联主任,丈夫曾是城建局局长,一个孩子是交通局局长,一个孩子是粮食局局长。申纪兰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5千万,2008年销售6亿,利润7千万。汶川地震时,亿万代表申纪兰捐出了“一生积蓄”1万元,翌年被评为道德楷模。

如此说来,申大妈应是老古董而不只是中共用来装饰门面的花瓶,是实实在在的中共政权的典范和象征,确实也代表了被蒙骗的国民。而这一年一届的两会,申大妈都作为古董级的新闻人物隆重出场,申大妈确实并没有作秀,而是紧跟时代步伐,追随大好形势,只说形势所需要的话,只做形势所需要的事。这形势是什么?就是政府,也无论这个政府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是由贤人主持的政府还是由流氓把持的政府,只要是帮政府说话,尤其是只说当朝政府最喜欢听的话,就一定会永远不吃亏,而且还会捡到大便宜。实际上,这个政府也确实就从来没有亏待过象申大妈这样的人,比如申大妈可以连续半个多世纪地做全国人大代表,还可以成为当今中国的亿万富豪,而且还是官场永远不倒的常青树。由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共的政治制度做一番比较深入地分析:

一、党的最高领导人其实就是国王,权力也是至高无上的。

11 世纪下半叶诺曼人的征服影响并加快了英国的封建化进程,其结果是形成了英国与欧洲大陆不同的王权和贵族制度。英国在封建化过程中君主制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其集中程度较高,能够有效地遏制贵族分裂割据势力。欧洲大陆国家在封建化过程中建立的领主制度是层层分封的,有所谓“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之说。而诺曼人在英国建立的领主制,不仅要求诸侯对国王尽封臣义务,而且要求诸侯的封臣——骑士也要对国王尽封臣的义务,这使一切封建主都同国王之间建立起直接的依附关系。

由于现行《宪法》规定:中共领导一切,所以,中共的总书记就成为名符其实的国王了。比如历届党总书记对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的担任。虽然在邓小平手里,邓由于年事已高,也许也碍于情面,没有公开挂名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可由于《宪法》规定,党指挥枪的缘故,中共一向认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铁定真理,所以,聪明的邓虽然可以不挂虚名担任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但只要把枪杆子牢牢握在手,只仅仅担任军委主席的职务就足够了。

实际上,后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邓小平确实是完全正确的。也就说,正是因为他担任最高军事领导人的缘故,他就可以罢免正在干得火热的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并动员军队镇压八九学运,还可以在六四血洗之后免去赵紫阳的党的总书记职务,之后又直接提拔江泽民上台,还钦定江的接班人为胡锦涛。其实在邓时代,邓小平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的国王。谁又能否认得了这种事实呢?

当然,作为后来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并把党政军最高大权集于一身的江泽民、胡锦涛,也包括习近平,实际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的国王。不过这种国王,由于党权贵体系的制约,当不断着重强调集体领导时,尤其伴随着新权贵阶层无限延伸与日益繁多,所谓国王的权威只能有所递减并平民化罢了。

正是由于此种王权体制的严重束缚,凡在此体制内的所有官员,无论属于哪一方面的,只要在属于自己所管理的线上,上级对下级的权限都是无限的,形同该行业领域内的国王。下级必须只有给上级做奴才和帮凶才能站稳脚跟,并还能够获得升迁的机会,否则,就绝不会得到上级的重用或垂青。关于在这一方面,没有丝毫野心,实际也根本没有水平的申纪兰大妈,无形中都全面做到位了。所以,她便成为中共官场的常青树,至死都屹立不倒。

二、人民对中共中央依附关系的强度和硬度究竟有多大?

英国的城市多数在国王的领地内,他们一般都以金钱赎买的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权。这种情况使得城市和市民也与王权建立起依附关系,而与封建主较少有直接的矛盾冲突。

在中国,任何自治的城市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就不存在用金钱赎买的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权。一切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体制,中央与地方各级体制完全融为一体。中央要怎样地方就怎样,各级地方都是中央的肢体。中央是头,地方是身材和四肢等。比如中央要求实行整风了,全国都在整风运动中;中央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全国都在大鸣大放中;中央要求反右了,全国都在反右运动中;中央号召建设人民公社了,地方全都进入到人民公社的建设中;中央提出大炼钢铁了,亩产放卫星了,全国都在大炼钢铁,亩产放卫星中,等等等等,真是数不胜数,可笑而又荒唐至极。一切都仅仅凭借毛皇帝的感觉和义气用事,真正想怎样就怎样,任何下级把其根本没有丝毫办法。

这种体制直到演变到今日时代,虽然由于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经验,也毕竟不再会出现如毛泽东式的伟大领袖了。所以,才不得不强调集体的领导,实际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发展趋势,不是你想强调就能够强调的,使这种体制逐步走向了理性和成熟,超乎寻常的如毛泽东的疯癫举动再不会在全国出现了。可这种体制根深蒂固所携带的这种原教旨的恶习与天性还仍然极为浓厚地存在着,附着在中共每一位官员及其党国领导人身上。所以,从细微处观察,这种体制还依然经常有意无意地重蹈着毛泽东的随心所欲与颐指气使的反常思维与冒失行动。由此可知,下级及其全国人民对中共中央依附关系的强度和硬度究竟有多大了。申纪兰作为这种制度的一颗螺丝钉,肯定只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为这个体制的运转赤胆忠心地服务。

三、中共的司法制度只是为党官的不法行为做辩护,并一丝不苟地忠实服务。

英国在封建化过程中建立的司法制度,起到排斥地方的封建割据势力的作用。通过这种司法制度,每个自由人(包括骑士及中小封建主、自由农民、市民)在与封建主的矛盾冲突中,只要缴纳一定费用就可把自己的案件由领主法院转移到王室法院。这一切都加强了王权的中央集权。

在这一方面,中共做得很简便,因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地方割据势力,所以地方法院实际就代表上级法院,地方法院审理歪曲的案件,上级法院基本都会认可并维持原判。所谓的社会主义特色的上访制度,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凡是参与过中国上访的人都知道,上访其实就是从狼口向虎口的转移,让自己更进一步地自杀或自残。由于近些年来上访的人越积越多,对中共政权产生了直接的威胁,这次两会上,竟然有代表建言取消这种制度,这无疑只是为了这种僵尸制度的自保而已。

所以,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中国绝不可能有或产生与中央可以背离的任何地方的封建割据势力。即便有,也会立即被消灭于萌芽状态。

四、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阶层。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贵族一直是封闭的力量,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英国的贵族制度与大陆国家不同,是一种开放性的贵族制度。在诺曼人征服后的英国,每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不管其出身,如果年收入不低于20英镑,就有权甚至有义务接受骑士称号加入贵族阶级。这样,英国的贵族成为一个开放的阶级,随时有其他等级的人补充进来。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较早渗入农村,并把广大封建主,特别是中小封建主吸引到羊毛与粮食贸易活动中来。由于贵族阶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他们不仅与市民和自由农民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在观念与生活习俗上也与市民和自由农民有了更加接近。因此,英国的大多数贵族与平民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等级界线。对英国贵族制度的这一特征,托克维尔就曾说过:“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和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而更有意义的是,贵族与平民间的通婚。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在那里已能够嫁给新人,而不觉得有失体面。”只有极少数大贵族(诸侯、主教、修道院长)才形成封闭的封建贵族集团,这个集团仍以封建的方式经营土地,与市场很少联系。

这种贵族阶层,在中共统治下根本不可能产生,因为没有丝毫供其可以产生的土壤。这是因为,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下,虽然在官衔和职位上也有等级划分,但在毛泽东皇帝的眼里,除了自己看得顺眼并信得过的人除外,其余任何人一律都是平等的,比如毛泽东可以把当时正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打趴下,并彻底整死。也可以把陈有贵式的淳朴农民虚提为国务院的副总理。也包括连续12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都是类似的典型案例。如此说来,这属于中国的贵族阶层就绝不可能在中共领导下产生并发展起来。

直到今天,虽然坚持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让很多与各级官员尤其是与当朝权贵靠得近的人发了大财,但只是发了大财而已,生活可以无尽奢华排场,且非常丰盛充盈,但在人格尊严上,在上级面前,依然处于奴才的身份和地位上。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今则成为“党要你富有,你就富有,党不要你富有,你也绝不可能富有;党要你高升,你必定高升,党不要你高升,你也绝不可能高升”。而这个党又是谁呢?不就是党的一把手以及党的各级一把手们。难怪毛泽东之孙毛新宇,在得到胡锦涛钦定后,既可以当代表又可以当将军的,这固然再次充分说明,在中国办任何事情,只有党的领导人才能说话算数,至于其他任何人,或者位置稍次的,与党的最高领导人比较起来,其说法可能都等于放屁,没有丝毫实际意义。也许也有用处,在官僚体制里的平级和下级的眼里,一般上级也能基本上说话算话。当然不是面对人民群众的任何假大空的发言了。

五、在目前中国,依然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有效监督制约得了任何级别党权的胡作非为。

由于以上四种原因的分析,在目前的中国,依然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监督制约得了任何级别的党权。如英国式的各类矛盾和冲突就绝不会在今日的中国土地上有所发生。比如:诺曼人征服英国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使社会矛盾冲突集中表现为王权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国王的内外政策激起社会普遍的不满与反对。1215年春,诸侯在骑士与市民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对国王的战争,并于1215年6月15日强迫国王签署了《大宪章》。

《大宪章》在确认教会、贵族的各项自由权利的同时,也确认了包括自由农民、市民在内的英国人所享有的一些自由权利,如住宅、财产不受国王及其官吏侵犯的权利,遗产继承权,非依法不得逮捕、监禁、剥夺财产与法律保护的权利;保证城市已有的各种权利;允许外国商人在英国自由贸易等。更为重要的是“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宪章规定:国王不经公意许可,不得向人民增加任何税收;由男爵中选举25人监督王权,维护“大宪章”不受国王及其官吏的破坏,一旦国王违犯宪章的规定并不听谏阻,则他们可以联合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迫使国王改正错误。“大宪章”是西欧封建社会中第一个限制王权的宪法性文件,它开创了英国以至西方依法限制王权(行政权)的传统。

很明显,在目前的中国,其核心和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强力高效监督制约党权的非法作为,正是由于没有以上制约力量存在的基础和土壤,所以,就根本产生不了如“大宪章”的东西出来,而真正用于监督制约无处不泛滥成灾,且祸国殃民至深的任何党权了。

虽然中共在建国初期,象征性地自己给自己制定了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自产生后,伴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变化不断被修改删节,就仿佛泥巴,仅仅凭着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任意把玩。那么,这种《宪法》,能与英国当时所产生的《大宪章》相提并论吗?当然,更不可能奢谈还为之也设立监督其贯彻落实的属于真正人民代表的强力监督部门了。

尤其是议会,这在目前的中国有可能出现吗?中共“两会”再次召开了,还是按照原来的格调和步伐,仅仅通过这种会议形式,把中共十八大的既定成果向世人宣布一下。如英国当时的等级议会的功能和作用,在中共任何会议上绝不可能产生。

当下的中国,虽然中共已执政半个多世纪,可是占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由于在中共党的寡头垄断和专制统治下,全民都处于被蒙骗愚昧的状态,全民都只能做党奴、顺民、帮凶或走狗的份,那么如申大妈式的人,实在太多了,但如申大妈一样幸运的人,却屈指可数,这也正是当下中国发展与进步之所以步履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无限的,根本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由于党权至上,党权高于宪法和法律,所以没有任何民主、民权、法治和宪政可言。人大和政协只不过是党用来愚弄人民的工具而已,每年的“两会”完全是在挥霍亿万税民被抢劫的税金。

注:关于英帝国的研究,一律引自徐大同着《西方政治思想史》。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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