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悉尼大学Singh教授 国家掠夺器官与澳洲立法

【新唐人2013年3月18日讯】)自“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不断曝光,对于非法器官移植与贩卖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制止活摘器官罪行也越来越被人们关注,3月12日晚,在澳洲纽省议会大厦,由绿党议员大卫•舒布瑞杰(David Shoebridge)主办的“终结人体器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上,请来了《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以及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先生,为此,记者针对“国家掠夺器官”与澳洲立法等对Singh教授作了一个专访。

记者:我曾经遇到有人问我:在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也有非法摘取器官移植的事情发生,这与在中国所发生的有什么不同?

Singh教授:在非法器官摘取与移植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区别在于规模性、机构性的介入。在其它的国家,这是零星发生的,不是系统性地发生的。而在中国就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本书叫做“国家器官掠夺”。

在中国,军队医院参与了这种活动,公安系统在操作,政府参与了,而且是在国家这一级。这不是某些个别人、个别的医生诉诸非法的活动,以便挣点外快。这是一种由国家认可的,非法的行动,挣很多很多钱的勾当,其规模是巨大的,在其它国家见不到的。

因为在别的国家,没有像法轮功那样的作为政府打击对象的那么庞大的团体。在中国的拘留中心,拘押着数以百万的人,这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是见不到的。因此说,这种罪恶的规模是超级庞大的,而且政府机构涉入的程度也非常深。这就是我认为他们为什么是不同的。

生命是平等的,为解脱自己让他人承受痛苦是残忍的

记者:那么对于海外的人们来讲,由于中共政府的参与,他们也难以辨识器官供体的来源,这些器官到底来自哪里?

Singh教授:是的,通常是不被告知的,没有人被明确告知器官的来源与出处。但是许多人有一些线索,隐约中能够知道的,为了得到这样的器官,某些人不得不被杀掉。因为等待肾脏的时间,在澳洲至少是五年,你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就搞到肾脏。而且很显然在中国,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成为器官捐赠者。因此很多人对这件事视而不见,基本上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但不去过问。

作为一些情况紧急,不得不诉诸任何手段做器官移植的病人来说,他们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了别人的头上。而别人为此所承受的痛苦,是惨不忍睹的,是非人的,没有人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他们为解脱自己的痛苦,却让另一个人承受痛苦。

我们知道,也许有人说,只有一两个澳洲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这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想这是一件小事。但是,是不是一两个澳洲人的生命就比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还值钱?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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