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超敏感内容撕开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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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5月1日讯】上一次我们谈了《视觉》杂志《走出“马三家”》这篇文章和辽宁省调查组得出的完全对立的结果,我们讨论了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上一次没有深谈,就是近14年来绝对禁忌的一个领域,从报导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来看的话,已经有所松动。这个松动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个实际上是经过一系列的冲击波冲击的结果。我认为第一波的冲击是来自薄王事件,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个事件,尽管绝大多数人把它看成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在揭露薄熙来、王立军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无可避免的触及到了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又是直接相关的,第一就是迫害法轮功的问题,第二就是政法委权力的问题。迫害法轮功这个事件在薄王事件的曝光过程当中曝光出来,是因为薄熙来本人的经历就和迫害法轮功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个曝光出来又有一些人为无法控制的外界因素在起著作用。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件事情,薄熙来是当时除了中央发起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人物江泽民和罗干以外,在海外被起诉次数最多的一个中共官员。按照迫害法轮功开始的时候,他仅仅是一个大连市委书记,在这个位置上,本来海外起诉是轮不到他排在被起诉最多的人的范围之内的,这里就有一些别的因素起作用的。这至少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迫害虽然是来自中央的政策,就是说在底下的省一级、市一级的在位者,对于中央决定了的政策,他本来是很难抵制或者改变的,但是被动的卷入迫害和主动卖力的超额完成,这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各地的迫害情况虽然都很严重,但实际上和主要的当政者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薄熙来他就属于那种野心极大,就是说用无辜者的鲜血染红顶子的那种人,所以他在任内,包括在大连任内和在辽宁省任内,他就变本加厉的迫害法轮功以讨好江泽民。因为他自己很清楚,没有什么比迫害法轮功更能赢得江的欢心。这是一个,就是说他个人在这里面起的作用。

第二个是离开辽宁省以后,他担任了商务部长,出国的机会多,因此他在海外被起诉的机会也就比别人多。在同级官员当中,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人当中,他是出国最频繁的一个。后来薄熙来被贬到西南地区重庆,我当时就一直怀疑,是不是和他当商务部长出国被起诉次数太多有关系?只是说这种怀疑不容易从内部得到证实。

这时候就有一个无关的因素出现了,来证实这个猜测,就是“维基解密”。无论后来有很多说法,就是说真正让他不能够在国务院这个系统继续升上去,而被贬到重庆去是他跟吴仪的关系不好,所以吴仪要自己全退没有问题,唯一的条件就是薄熙来不能上去,有人说是她换来的,也有说其它的原因。但是肯定的说,根据“维基解密”的介绍,他迫害法轮功而导致在海外的被广泛起诉,即使不是他被贬到重庆的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别人公开拿出来把他贬下去的理由之一。

至于王立军,当然后来又披露出来他有一个器官移植的实验。另外在大连,薄熙来起家的地方,尸体加工厂尸体的来源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把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在中国的公众面前撕开了一道裂口,尽管说还没有那么全面和公开,至少在国内没有那么公开,但是由于那段时间翻墙出来看海外网站的人数暴增,几十倍、几百倍的增加,使得海外这些公开的信息快速的向国内传递。这个过程当中,就把这个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在国内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当中,被曝光的另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政法委权力的扩大,以致威胁到中共的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了,这个也是在人为控制不了的因素下出现的。就是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最早被美方曝光出来的内容就是薄熙来和周永康结盟,利用周永康的政法委的系统准备取代习近平,登上中共的最高统治地位。

这个过程曝光以后就不可避免的把政法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政法委恰恰是在过去十几年通过迫害法轮功这个过程来摄取,来获得它的超级权力的,而政法委的罪行这样子全面曝光,在这以前也是难以想像的。很多不是直接关心人权问题的,不是直接被迫害的,又不是法律界的人的话,大部分中国人在这之前对政法委的罪行的认识是很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第一道冲击波,这个冲击波没有把这个事情完全揭开来,但是确实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第二次冲击,我认为就是这次王全璋律师在靖江被法庭拘留的案子。王全璋律师辩护的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学员被判刑的案子当中,靖江的法庭所作所为远远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有很多地方根本就不让律师出庭,根本就不让你去请北京的律师。你像前几年重庆江津,两位北京律师到江津去为一个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突然死亡的案例,去会见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结果在江津被殴打吊铐,那就比这次靖江的事情要严重得多,但是也没有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靖江的案子它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律师和维权人士反应非常快,行动也非常快,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数百人到靖江去围观、去抗议,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讲的冲击波,就跟媒体有关了,就是媒体在这件事情当中突破了禁区,发表了文章。据我所知,这是国内的第一例,就是《财新》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甚至采访了当事人法轮功学员朱亚年的女儿朱丹,而且发表出来了,尽管发表的文章没有直接提“法轮功”三个字,但是这可以说是中国国内媒体报导的一个突破。

第三个特点就是靖江法院在48小时之内,非常快的就做了有限的让步,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讲以前大家也有抗议,你比如说江津殴打两位北京律师,在北京就开了个研讨会,但是那是在北京开的研讨会,拉了横幅,他们没有到当地去围观。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有媒体敢触及跟法轮功有关的问题,除了喉舌媒体的造谣诬蔑以外,也没有出现过法庭的让步。所以这一连串的事件实际上也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就是至少在打破禁区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所以靖江这个案子它是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一个是社会强烈的反应,另外就是媒体人敢于突破,虽然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他没有能够在报导当中,就《财新》杂志的报导没有提到法轮功的名字,但是它还是通过案情介绍,就是提到了刑法三百条的第一款,也就是说过去十多年就是用这款所谓刑法来歪曲了应用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就是说这一款条款绝大部分是用于迫害法轮功的。所以它通过案情介绍,实际上是透露了这个案子部分的真实背景,最终导致了法庭的让步,虽然它没有承认错误。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它会承认错误,因为中共它是不会承认错误的。你像反右,反右把99%以上的人都说是错划了右派,都平反了,但是反右斗争本身,它还是一口咬定是对的。中共你不能指望它承认错误。在法庭的这种让步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来自上面的压力,这个我们最后会谈。

第三波的冲击,我认为就是这次《视觉》杂志所刊登的文章《走出“马三家”》。《走出“马三家”》这篇文章它突破了几个禁区,第一个禁区,马三家是一个中央的典型,它揭露了这个中央的典型在系统的使用酷刑对待被关押者,在这之前,没有把中共的这个系统里面使用酷刑被媒体曝光的。

以前最大的一次媒体曝光是孙志刚被打死,后来取消了收容制度。但是孙志刚案件的曝光,当时并没有深入的涉及到,只是涉及到了收容制度的弊病,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弊病。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之前讨论的劳教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样,它涉及到的是这个弊病,但是它没有直接涉及到司法当局主导的系统的酷刑。当时只是把孙志刚案子作为一个特定的个案,推出几个替罪羊了事,当然最后取消了这个收容制度,但收容制度本身的取消并不是由于揭出了收容系统用酷刑,而是从法律上说收容制度的不合理,就像现在讨论劳教制度的不合理是一样的。所以这次针对的劳教系统里面的马三家劳教所里面的系统的酷刑,它针对这个系统就要比当时孙志刚这件事情曝光要大得多。

这个文章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虽然它没有提到法轮功,但是它仍然把对法轮功的迫害曝光了,因为它里面提到了老虎凳原来就是用于特殊群体的,后来才扩大到普教。

第二个特点就是,在中国的诸多劳教所当中,集中曝光了马三家这个特别具有独特意义的地方,这个劳教所它独特的意义就在于,这个劳教所跟其它350个劳教所相比,它唯一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是特别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置成一个中央的典型的,很多酷刑和洗脑方法是从这里向全国推广的。当然其它的劳教所也同样有酷刑,也同样有洗脑,都是一样的,你像北京那些劳教所就非常非常糟糕,还有黑龙江的一些劳教所,各地都是这样,但是具有迫害法轮功象征意义的是马三家独有的。所以这篇文章它形成了第三波冲击波。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冲击波?怎么会促使这个坚冰逐渐的被打破的?这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我们首先看到的当然是法轮功学员自身,就是他们从被迫害到现在将近14年了,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是在反迫害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成为在中共统治历史上,为了坚持信仰而付出巨大牺牲,坚持反迫害的最重要的一个团体,也是最主要的主力,这个是后面所有的人能够加入这个反迫害,能够去揭露这个迫害,能够去揭露这个司法系统的黑幕,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二个就是媒体人的良知和他们深挖真相的这种努力。无论是《视觉》杂志的写作者袁凌,还是即将播出的,马上就要播出的一个纪录片,就是采访马三家出来的女人的那个纪录片,叫《小鬼头上的女人》,它的制作者杜斌,他们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几年的努力,非常困难的采访到了马三家的幸存者,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没有他们的努力,这些事情不可能被曝光。

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要谈到天象的变化了,就是说整个形势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这和以前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看一下辽宁当局的反应,辽宁当局的这个反应在过去来说的话是不可想像的,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抵赖,它把《走出“马三家”》所报导的所有东西全都不承认,另外它还继续的在诬蔑诽谤法轮功,这点是一眼就看出来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对于一篇媒体的报导,就是《走出“马三家”》这个报导是媒体的报导,一个省的当局需要把报导当中没有明确的提到的法轮功搬出来,作为自己这一方正确,而用于打击对方的武器,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辽宁省当局的无奈和被动,而不是表示它们仍然控制了局势,其实表示它们已经控制不了局势了,所以它们才需要把中共的政策搬出来作为自己正确的一个依据,如果它不把这个搬出来的话,它没有办法和这篇报导对应去反驳,它没有办法。

相比较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记者和访民就非常理直气壮,你像记者,袁凌他就提出来要和马三家教养院,和它的后台辽宁的司法厅去对簿公堂,而且他理直气壮的说,如果我在这篇文章当中造谣诬蔑了,你就可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如果我的报导属实的话,他也要求法庭去追究马三家教养所虐待别人的人,和上面包庇马三家的司法厅官员的刑事责任,他非常理直气壮。而且他也要求公开这个调查组的成员名单,要去追究制造假新闻的调查组人员和法制网的记者,还有新华网,他要追究,因为只有法制网和新华网报导了,所以他要追究他们的诽谤责任。这个记者非常理直气壮。

同时他也披露出来了,就是辽宁调查组它邀请了四家媒体参与调查,这四家媒体是新华网、人民网、《辽宁日报》、《法制日报》,当它们完成这个调查报告以后,它邀请这四家媒体记者去签字,结果新华社的记者没有去,《人民日报》的记者拒绝签字,《辽宁日报》没有发稿,只有《法制日报》和记者把这个报告给发出来了。也就是说即使是这些喉舌媒体,都没有办法忍受辽宁省调查组的这个结论,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做辽宁省调查组垫底的替罪羊。这是记者。

从民众来看的话,同样是袁凌在披露,说十多位被劳教的女子到新华社去,他们要求新华社去解释,为什么新华网、新华社要去登这个辽宁调查组的假的结论,为什么要给这个稿子发出来?新华社就推给新华网。结果他们就到新华网去,结果新华网又推给新华社。也就是说新华网和新华社互相推来推去,好像他们是两家人,谁都不敢承担责任。连新华社都不敢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就可想而知,现在辽宁省这个调查组的结论简直就是过街老鼠。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下,现在显然说我们至少,当然从记者角度上来说,他们调查是前提,没有他们的调查不可能发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能够发出来,那也表明除了记者的努力之外,还有一定的社会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定的外界的因素在里面,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中共背的包袱,另外就是谁来背黑锅,还有一个就是利益集团,这之间的利益纠葛。

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问题,就是辽宁省司法厅它们调查组调查出来的结果,以严格的分析的话,它属于一种绑架行为,就是它要绑架整个政权机构,因为目前的指控只局限于在马三家劳教所,并没有涉及到其它的省份、其它的地方,所以辽宁省它不想单独的承担责任,它要绑架整个政权机构。这一做的话,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以后,它把自己的路就堵死了,因为它自己本来有一条路,就是像中共它历来是这样的,就是它找一个替罪羊,找个替罪羊把这个事情推到这个替罪羊身上去,像孙志刚这个案子一样,就在最底层、在这个收容所里面,曾经被关押的真正罪犯那些人,把那些人找出来做替罪羊,然后在基层的警察里面找一些做替罪羊,这样就把中共的整个系统和这个具体的罪行切割开来。

你像这个孙志刚的案子,它就是把这个凶手判了刑,而区一级公安局的部分警察,大概有10名左右的警察,是作为责任人,就是你没有把底下管的收容所管理好,以这种名义把他们给行政处分,结案了,最高的处理的官员是区公安分局的分局长。

辽宁省的这个调查报告一出来以后,它实际上是把找替罪羊的这条路彻底堵死了,因为它马上把自己做了两个捆绑,一个是往下的捆绑,一个是往上的捆绑。往下它就是把自己和马三家教养院捆绑起来了,就是说马三家所犯的罪行最终要证实的话,那么这个司法厅和这个调查组全都要一起栽进去。向上呢,它就通过强调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把中共整个系统和辽宁省的调查组和辽宁省捆绑起来了。当然,这向下和向上的两个捆绑,本来都是事实,因为这确实不是辽宁省自己的政策,这是来自中央的政策,迫害也好,酷刑也好,洗脑也好,都是来自中央的政策;调查组成员本身就和马三家劳教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就直接是马三家教养院的院长,这是事实,但是一个地方当局,用这么公开露骨的方式,把这个事实说出来,把别人捆绑在自己身上,这种作法其实还是非常不寻常的。这是利益集团。

对于当局来说的话,现在它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俗的政权的寿命,长过它迫害过的宗教信仰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中共建政以来,就一直在制造敌人,它欠债无数,文革结束以后,利用文革结束,清理了一部分旧债,同时它也承诺,说不再折腾了,不再制造新的敌人了,然而中共它没有办法、本性不改,它又制造了新的敌人,欠下了新的血债。你看六四屠城,迫害法轮功;还有旧债还没有清,又欠了新债的,你像对藏人对维吾尔人,另外制造出了无数的冤民和访民,今天中共对内实际上是面临着四面楚歌,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比文革后期差。文革结束至今,已经有三十五、六年过去了,中共没有清理过一次血债,中共自己建政历史上,也只清理过一次,就是文革结束以后,而且那一次清理的也很不完全。文革以后的每一代领导人,都制造了新的敌人,这些血债又没有清过,也就越积越多。

就以迫害法轮功为例,中共现在面临的,早就不是能不能取胜的问题了,而是如何在这场迫害下,它怎么能够生存下去的问题了。新的领导层,他一方面要面对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他又要面临着每一笔血债背后重大政策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你像江泽民集团,它就是“六四”和迫害法轮功这两大罪行获益的利益集团。我们还是以迫害法轮功为例,就是说由于迫害法轮功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政法委系统、庞大的“610”系统,以至现在预算超过军费预算的维稳系统,这个都是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养肥了的利益集团。

现在不是说江泽民或者是周永康还有什么影响力,我认为他们对政局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但是问题是这个系统,就这个利益集团,由于迫害政策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当中的所有人,他们的利益都和这个政策有关。就是说,他们完全不是说要跟着江泽民跑,而是说从维护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也会利用一切手段来维持这个政策,包括原来政法委系统当中的大部分人。

靖江法庭这个案子反映的是一个最新的动向,就是在听说劳教系统有可能要取消或者是改革,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减少了,但是判刑却大量增加了。靖江法庭案实际上反映的是判刑增加的这种现象。辽宁调查组呢,它们调查所做的结论反映出来的也是这个和迫害法轮功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集团,它们在采取行动维护它们这个集团的利益。

在中共的历史上,任何变化并不会来自中共统治集团的主动,由于中共它自己从来就不会有纠错的机制,它也永远不会主动的纠错,但是它的变化会来自不得已的生存需要。你像“文革”以后清理历史旧账,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并不是说中共愿意改变,而是中共为了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中共现在面临的困境要比“文革”结束的时后要棘手的多,当然我们不会去猜测它的政策走向,这个政策走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但是新的领导层和迫害法轮功政策制定没有直接责任关系的那些人,作为个体而言,他们是不是会心甘情愿的把原来不在自己背上的那些巨大的血债的包袱把它主动的背上去?这一点是有疑问的。

我们现在看到如果要继续迫害的政策是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绝望挣扎,而改变政策又面临着中共这巨大的邪恶体制和迫害人权的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中共只有这一条路,就是在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当中,最后走向灭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系统当中的个人其实是有选择的。今天整个这个迫害被掩盖了这么多年、被封杀了这么多年,在中国大陆现在被撕开了一条很小的缝,让很多人可以看到被迫害的一些现象,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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