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梅:阻碍农村孩子上升通道的是中共权贵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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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5月31日讯】一心指望考上大学有条出路的中国城乡众多大学生,在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加之“拼爹”浪潮的冲击下,心理压力逐步上升,趋向“亚历山大”状态。目前,这种态势正逐步蔓延,以至于影响到一些中学生的高考欲望。

5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赵永平的一篇题为:《农村孩子为何不愿跃“龙门”》的文章,披露了农村孩子放弃高考,造成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将给经济转型带来冲突和风险。

该文说,高考临近,堂兄的女儿突然决定放弃高考,弄得家人坐卧不安,于是找人劝侄女。与此相反,侄女倒很平静:“上四年大学,一年得花两万多,到头来工作还是不好找,不如现在出去打工。”,“除非你考上一线名校,否则念书的路也不平坦。”过去的10多年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不少农村学子放弃高考,其他的向上通道越来越窄。

赵永平所描述的只是中国农村方面的问题,其实城市里也无非如此。那种在中国大陆人们思想中早已形成的“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在90后这代人的眼里开始淡化,原因极其简单,文凭仅仅是个“本本”,这个“敲门砖”已经越来越不管用,而在7、80年代一度流行的话语:“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倒是与当今“拼爹”这个词对号入座,并驾齐驱,“丰富”了中国语言文化。

中共的人事部门在考虑招用人才上,首先是有利可图的权贵阶层,而对“红二代”则是惟命是从,岂敢怠慢。有评论称,特权政治在中国已经形成“城堡政治”,中共当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如果这种特权制度不改革,其后果不堪设想。

近几年来,大陆有的城市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喊出了极其响亮的口号:“不挑不捡,24小时安排工作!”。所谓“不挑不捡”都是些劳动强度高、技术含量低、工资少、几乎无人问津的脏活、累活。中共当局以此欺骗社会,其潜台词是:党和人民政府不是不给你安排工作,是你好高骛远,要求太高了!

试想,四年大学,至少8、9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所学专业无用武之地,非得去争抢那份只要有身体优势的人就能胜任的工作,才算是务实、切合实际?试问,哪一位“红二代”,“官三代”,抑或是权贵子弟愿意不挑不捡做个表率?

赵永平在文中说,农村孩子不愿跃“龙门”,症结在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孩子从幼稚园、小学到初中,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

对此,时事评论员林子旭指出,这篇文章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底层上升通道受阻是城乡差别造成的,好像城市里的孩子就能顺利接受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出人头地一样?其实,很多城里的孩子比农村孩子也好不了多少。

经济时政评论家草庵居士认为,整个中国的经济蛋糕都被中共及其子女瓜分掉了。现在中共子女从上到下,几乎是垄断了整个中国大陆的各个重要的行业。而这些行业都往往以国有企业、或是国家利益进行政府垄断,这些方式造成了这些权贵的子弟们进行这种个人式的、家族式的行业垄断。最明显的是,李鹏家族对电力的垄断、 江泽民家族对通讯行业的垄断、还有周永康家族对石油业的垄断。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揭示: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林子旭:“现在中国底层民众的贫穷,城市农村都差不多,这些人的孩子要想成就一些事业在今天简直太难了。不是有报导说今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极低,几百万学生找不到工作吗?中国社会现在非常的不平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都被控制在中共官员手里,这些人的亲朋好友几乎抢占了中国社会的所有机会,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拿什么和这些人争?要说底层上升通道受阻,那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中共权贵阶层。”

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建认为,《人民日报》在这个时候刊登这样的文章,是绝非偶然的一种情况,首先判断这是中共权利斗争的一个产物。

进入5月以来,中国媒体先后披露,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28岁独孙邓卓棣担任广西百色市苹果县副县长;已故中共元老叶剑英的曾孙叶仲豪被选为广东团省委委员及团中央17大代表。叶仲豪也是广东云浮市团委书记;5月13日,新华社报导,刚刚卸任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幼子36岁吴磊将担任上海经济和资讯化委员会副主任。5月24日,《嘉兴日报》透露,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已经出任嘉兴市市委副书记。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说,中共领导人子孙在政坛集体接班的疯狂势头方兴未艾,并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舆论护航,没有地方高干子女火速窜升被线民轰下台之虞;二是打通政商学通道,随时可官可商、亦官亦商,没有考公务员之虑;三是不同代领导人的子女,世袭的分级清晰,没有分赃不均之忧。在显示这股权力世袭潮,不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是有 共识、有计划的集体行动。

据大陆门户网站编辑透露,5月14号,各网站接到据信是来自中宣部的禁令。该指令要求,立即清理质疑一些干部子女出任地方领导职务的所谓“红二代”、“官三代”的资讯(包括新闻,博文,贴文,图片,视频等),并将简要工作情况上报。这明显是中共做贼心虚,不想让老百姓看到真相。行此勾当,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新唐人时事评论员赵培明示:中共红一代也好、红二代也好,其实没人相信共产主义,他们只相信权力和金钱,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后代 能够继续享福下去,就是抓住这二样东西的。还有一批人,就是江泽民血债派,因为他们现在手里有血债,为了避免自己被清算,他们一定要把住权力不放,他们从 来从来不会管任何人的利益,他只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力。
在政治、经济特权一手垄断之下,红色贵族的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除了世人皆知的“中国第一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外,《苹果日报》报导,周永康长期与薄熙来存在利益交换关系,其儿子周斌凭贪腐积聚了至少200亿。《财经》杂志揭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在整个资源蛋糕被中共权贵阶层瓜分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即使农村孩子手中攥着大学文凭,也难以拾到散落的蛋糕渣。因此,阻碍他们上升通道的绝不是什么“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竞争不公平”,而是中共权贵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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