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物】 百折不挠的范仲淹

【新唐人2013年6月23日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诗句,出自北宋诗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它传达了作者面对成败的生活态度,即无论面对失败还是成功,都要保持一种豁达淡然的心态,不因一时的成败而妄自菲薄。

范仲淹(九八九-一零五二),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一零五二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六十四岁。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俶一同投宋,端拱初年(九八八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端拱二年(九八九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九九零年)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家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音yue),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二十一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原是姑苏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生活。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惊,愧恨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好好学习,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来赡养母亲。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前往南京求学去了。

刻苦攻读 终于中第

南京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来到此地之后,范仲淹如鱼得水,欢兴致极,所以他十分珍惜这天堂般的知识殿堂,不思昼夜,刻苦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他通过科举考试,在一零一五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一零一七年,他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毫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方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缚。宋真宗天禧五年(一零二一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向上反映,建议修复捍海堤。宋仁宗天圣二年(一零二四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主持整个修堤。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天圣六年(一零二八年)春,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埸。二千六百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祠堂,并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县的人民往往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有此政绩,便调到朝廷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到了朝廷,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斗争,犯颜直谏。他因不畏权势、伸张正义而三被贬谪,被人誉为“三光”。
在朝廷,范仲淹整天不是与皇帝相随,就是与达官显贵为伍,无形中被推进了险恶的政治斗争漩涡。当他得知宋仁宗已是二十岁的人了,但朝中各种军政要事,却全凭六十多岁的刘太后把持,自己一点权力也没有。并且还听说太后选定“冬至”这一天要仁宗率满朝文武在千点给她叩头庆寿,便上书力谏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还据理力争说,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乱了后世的体统?为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至河中府任通判。京城的大小官员成群结队送他到城外,大家举杯饯别:“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

几年后刘太后去世,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任命为“右司谏”,也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还没有坐热,“老毛病”又犯了,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有了新欢,在时任宰相吕夷简的挑唆下,想废掉贤惠正直的郭皇后。吕夷简等大臣举双手赞成,猛拍皇帝马屁,还振振有词:既然平民都可以休妻离婚,庄稼汉多收了几斗粮食还想换老婆,何况一个皇帝?范仲淹却不识时务,引经据典,摆出一堆大道理,坚决反对仁宗废后。仁宗烦得受不了,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把范仲淹贬到睦州。京城官员闻讯,又一次热热闹闹地来送别,大声赞扬:“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范仲淹贬到地方后,任所常动,但每到一地,他都兴利除弊,注重发展教育。景佑元年(一零三四年),范仲淹调到故乡,担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这样,走马上任伊始,他就了解水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海的计划。他又亲临现场,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

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过数年,范仲淹再次被朝廷起用,任命为待制职衔。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没有接受一点教训,还是那样的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和黑恶势力不共戴天。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便根据详细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后,仁宗还是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夺了范仲淹的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士大夫们轰动了,第三次跑来喝饯行酒,啧啧称赞:“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

“三光”之后,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告诫他说,君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做乌鸦不祥的叫声,愿君此后缄默不语,少管闲事,可保平安,可荫妻子。刚直不阿的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也幸亏有宋一代都能够遵循不因言事杀大臣的祖训,仁宗又是个不是太糊涂太刻薄的皇帝,所以,范仲淹虽三次因言获罪,还都能毫发未伤,反倒获得“三光”美誉,那些与他惺惺相惜、饮宴相送的臣僚也都没受株连。

一零三九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在这样严重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将他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后来,宋仁宗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统筹边防,任命范仲淹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分别负责延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延安)和泾原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这时的范仲俺已经五十二岁了,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一连数日,范仲俺不停蹄地视察延一带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视察归来,便废寝忘食地谋虑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于是范仲俺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 等相应的措施。修固边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范仲俺采纳部下种世衡的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粮食,北可以进图银、夏二州。城内缺乏水源,他出重金奖励凿井,终于从地下一百五十尺处冒出了清泉,于是取名为清涧城。种世衡又大兴营田,一年收获粮食近万石,补充了军粮;又募商贾通贸易,经济上逐渐充实起来。同时,鼓励军队练武习射,把银钱当靶心,谁射中就赏谁,自此人人能射,终于使清涧城成为延州北面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

庆历三年(一零四三)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他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订历新政终于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一零五二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终年六十四岁。遗著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三卷(今本为《奏议》二卷);《尺牍》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补编》一卷。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 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 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仍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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