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洪愿：“神奇”的地雷战？

北京时间：2013-07-29 08:08

【新唐人2013年7月29日讯】16．平型关大捷

中共一直把平型关战役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平型关战役的主力根本不是八路军而是国军刘茂恩将军率领的第15军，整个平型关战役是由刘茂恩将军亲自指挥的。中共宣传的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蔡家峪伏击半徒手小股辎重日军得手的小战”，“平型关”及“大捷”不过是中共为欺世盗名，隐瞒其擅自逃离主战场的罪行而故意夸大事实的说法。

而这种欺世盗名之所以能够实施，也是中共钻了国府军委会规定的漏洞。照国府军委会规定，为保守军事秘密，战况之报导不得公布国军番号，故国军在淞沪及各地战绩，从未发表番号，刘茂恩将军之15军的英勇作战，亦复如此。只有八路军则不顾国家机密，违反此项规定，故意发表自己番号与战绩向全国报导宣传，以达到扩大影响、欺世盗名之目的。

真实的平型关大捷与刘茂恩将军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刘茂恩，字书霖，河南巩县神堤村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辎重兵科毕业。1932年冬，刘茂恩将军率军进入豫鄂皖地区追击烧杀抢劫的红四军，土桥铺一役，歼灭红四军7000多人，将徐向前杀得大败而逃，数年后徐向前仍然对刘茂恩部队大炮的威力记忆犹新。1934年10月，刘茂恩将军升任第15军军长。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20日，国民政府国防会议特将山西、察哈尔、绥远划为第二战区，由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刘茂恩将军以第13军团军团长兼第15军军长的身份，增援石家庄。后因南口、张家口先后失陷，国军退守雁门关、平型关、阳方口一带。为确保山西，以牵制华北侵华日军的行动，九月初，刘茂恩将军奉命率军自石家庄驰援山西，以15军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四十里，西至北楼口八十里，军部设在平型关后的小冶镇。

侵华日军攻陷大同后，以钳形攻势继续向恒山、五台山区进犯。据亲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刘茂恩将军的《平型关之役始末》回忆录记载：

“其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及临时配属之关东军独立混成第21旅团（酒井镐次），共约一万多人，于9月22日发动攻势，次日上午二时许，约千余人突入平型关，15军正在激战中，忽然右侧翼遭受攻击，十时许、敌已进至恒山（标高二二一九公尺）东南五十四里地方，第65师194旅387团截击于隘路内，同时 388团由两侧高地，凭依险阻，俯冲夹击，并用火力与逆袭，反复搏斗，迭挫顽敌，正欲予以聚歼之际，忽有千余之敌由东面向388团左侧背猛扑，在短促时间内，发生四、五次剧烈的肉搏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残敌被迫向团城口、蔡家峪方向溃窜。第388团之第一、二两营，自营长陈宝山、张全兴以下军官死伤29 员，士兵阵亡约400名。”

“至于18集团军(八路军) 则是协同参加左翼雁门关一带，所以在主战场正面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子。在敌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早已跑开了，林彪部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9月23、4日，敌军攻来，15军给以严重打击，第二营（张全兴）官兵均受伤；幸第一营（陈宝山）及时增援，牵制敌军，予以夹击，才把日军打跑。以后林彪获知敌军辎重队400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在蔡家峪落后，乃以‘以大吓小’的手法乘机出袭，虚晃一下就逃之夭夭。中共为了掩饰他们随便逃走，后来竟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以欺骗世人，从此便不听中央，到处游来游去，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证明我的顾虑是不错的。”

“9月25日、由平型关突入之敌，被我晋军围困于六郎城（平型关西北十二里），双方相持，甚为激烈。9月29日、敌用汽车转运大部兵力，增派独立混成第11旅团（铃木重康），亦系关东军临时配属作战，由怀仁县南进，突破34军（杨澄源）及33军防地雁门关及大小石口堡，从茹越口堡（在繁畤县北六十里）窜入，直扑铁角岭，沿滹沱河北岸进犯。30日，陷繁峙县，威胁平型关一带15军之后方，我军分兵驰援不及，遂于30日之夜奉命转进。正是一点突破，全线崩溃的惨痛局面，不堪收拾。”

从刘将军的回忆录来看，中共宣传的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蔡家峪伏击半徒手小股辎重日军得手的小战”。另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2年12月18日，在太行区营级及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也说： “关于群众游击战，是从平型关战斗之后，更加认识到其重要性。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结果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活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1943年8月20日出版之党内秘密刊物 “真理”第十四期。）为什么只缴获不到一百支完整步枪，刘将军文中的回忆：“敌军辎重队400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就完全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共的“平型关大捷”宣传材料中故意夸大及无中生有的事情有：

(1)将“在蔡家峪落后”夸大成了“平型关”；

(2)将“缴到不上100条的完整步枪”夸大了十倍变成了“步枪1000余支”；

(3)将“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凭空生出“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

(4)将“敌军辎重队400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夸大十倍且变成了主力作战部队，变成了“敌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主力约4000余人，100余辆汽车在前，200多辆大车在中间，少数骑兵殿后，联成一线，沿着公路向平型关前进。”

(5)将“虚晃一下就逃之夭夭”夸大成了“中国军队取得的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 。

400来人也算是大胜利而且是第一次大胜利？国军此前已与日军作战（热河、长城抗战…）了六年，在后来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芦沟桥是国军打响了第一枪。8月 14日，国军与日军的淞沪会战开始，国军几十万大军已与日军主力战斗了一个多月，才有9月25日八路军的蔡家峪伏击战，国军淞沪抗战歼敌九万多人(日方说四万多人)，且是侵华日军陆军的主力部队，外加四艘航空母舰的空中支援，与此相比那八路军在蔡家峪的伏击战如何能称的上是大捷，又哪里是什么第一次大胜利？（作者：揭露）

17.神奇的地雷战

大凡中共掌权后在大陆长大的中国人，几乎都看过电影《地雷战》，看过几遍甚至上十遍的也不在少数。在这部电影里，作为中共抗日一大发明的地雷战被吹得神乎其神，打得日本鬼子简直就是闻风丧胆，一败涂地，因此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在笔者的记忆中，电影里的画面仍栩栩如生。直到最近看了一位曾在太行山老抗日根据地插队的老知青写的文章，方知真实的地雷战跟电影里的描写相去甚远！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说：

因为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还有机会听到许多革命教科书上所没有提到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话题是由电影“地雷战”引出来的。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每年县电影队会来放几回电影。届时乡亲们总是扶老携幼扛着凳子夹着褥子等前往观看。因为那年月里多数电影都成了“毒草”，所以电影队放来放去就那么几部片，国产片大体就是“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看得次数多了，大人孩子都会背电影里的台词。有些台词还成了全民性的常用语。我上大学时听美国之音广播，竟听到那美国佬周幼康也会说“反正各村有自己的高招”。可见“老三战”影响力已经越出了国界。

老三战的情节也是哙炙人口的。“地雷战”里的许多情景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党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时提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党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说起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这是提起“地雷战”话头后的第一句评论。“不待见”在这里是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有人还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感情。为什么？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位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很懂地雷的：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的干部也非常难，白天是不能埋的，只好头晚上埋，天亮前起出来。每天傍黑后，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看看还有谁出了村还没回来。直到弄清都回来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出去把雷埋下。回来后也不敢睡死。因为勤劳的中国农民五更天甚至四更天就想起来出去干活，所以你得起的更早才能赶在乡亲们之前把雷起出来。有位长辈记得他有一天睡误了，醒来一看天已亮，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而其他村就发生过把早起的农民炸死，把夜里外出请医生的人炸伤的事。

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党员干部就只好执行。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乡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就可以及时转移。而鬼子是凶狠的。要是炸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总是躲的无影无踪。老乡们怎能不埋怨？他们又气又怕，有时就把火发在本村的党员身上。有一次八路把邻村的维持会长毙了。鬼子出来报复，路过我们村时把临街的一排房子也给点了。鬼子过去后老乡们出来救火，却故意不帮干部的家，只有几个党员们互相帮着救，结果损失非常惨。

摆弄地雷者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很杂，不少来自美国苏联等国。八路里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凭个大概就开始摆弄。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起出来，一不当心就出事。尤其是有的雷半夜里被野兽趟过一脚却没有炸，雷弦已经拉出一多半，你去起雷时稍碰一碰就可能炸。外村就有人这样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整个抗战期间，那一带地区没听说哪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乡和民兵被伤了不少。有的人甚至讲，没炸死鬼子倒好，要不惹来鬼子报复，还不定多遭多少罪咧。

18．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

“皖南事变”一向被中共说成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周恩来称其为“千古奇冤”，但事实恰恰相反。事变前夕，毛泽东正想方设法促使史达林同意他打全面内战，并出兵相助。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有意设下陷阱，把项英率领的孤零零的新四军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是毛的宿敌。当年在江西苏区，他曾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因此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又反对带毛长征，预见到毛会伺机夺权。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前，他仍不改对毛的批评态度，甚至嘲弄毛。

1940年底，新四军百分九十的部队已被毛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唯一留在江南的是项英率领的新四军总部，只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不到新四军的百分之十，驻扎在黄山之侧的云岭。

这年7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到了12月，毛又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南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的镇江渡江。12月10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的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的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翰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29日，他批准了走这条路线，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但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专门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

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1941年1月3日发电报给新四军总部，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4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到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

此前，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

毛泽东压下项英1月4日关键电报的证据，是他在1月13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日[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 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恩来转项英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13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这时国民党军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个星期后结束。

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1941年1月4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撞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地。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6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毫无动静。到了9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5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挺]、项5日报告，他们4日夜间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6日到9日，是国民党军围歼项英部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可以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1月9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恢复运作了。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10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11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12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13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13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如前所说，毛的最主要目的是促史达林出兵。1月15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送项英去死，而周恩来不断向他撒谎。比如，周对潘谎说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13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6日到9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不能说给苏联人听，他们一听就会知道是撒谎。

毛不满意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史达林帮助他打全面内战。特别要求“呈交史达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史达林大为不快。1月21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史达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暗喻毛。史达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3月14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定，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的罪过，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乃项、袁[国平]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在苏联和美国的压力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

苏联的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苏联可能会停止提供军火。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跟史达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美国准备给蒋的五千万美金贷款挂起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

迫于一系列国际上的压力，皖南事变后，蒋在1月29日叫他驻苏联大使请克里姆林宫调停，也就是说让苏联人出价，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苏联人要蒋介石让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中共夺取的别的地盘也都照样不动，蒋介石一一答应。

19．延安大生产运动

在中共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经常可以见到抨击某某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种售大烟、残害人民、罪恶滔天一类的说辞。谁都不会想到，在公开场合对鸦片表现得如此深痛恶绝的中共，在抗战中竟然曾是种植和销售鸦片的超级大户。

“花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郭兰英演唱的这首《南泥湾》，它以动人的旋律歌颂了中共自称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压根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的主要不是粮食，而是鸦片。

由于种植和贩卖鸦片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中共当年统一将它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

一、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1940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毛泽东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毛泽东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即鸦片经营”。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也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为此，毛泽东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仅一年的工夫，鸦片就解决了中共的困难。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1942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1944年，用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着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中国掌权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二、莫斯科特派员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延安的鸦片交易有详细的描述。他在《延安日记》里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堿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他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三、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四、《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导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记忆体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的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中共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党让种的咧。”

五、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有一位署名晓庄的作者曾在网路撰文提到他采访到的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刘志丹当年的部下，据他回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1941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资料，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分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分卖到民间，部分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六、“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毛泽东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是在烧炭时因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附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颁布）

一、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

１、进行烟土经营之行户（以下简称行户），须按期向烟土总行呈请登记交纳营业税，领取营业许可证，在烟土总行监督与管理下进行营业。

２、烟土总行将根据实际情形在其他集市设置分行或集市管理员，分别负责各集市烟土税收与营业管理事宜。

３、烟土总行得根据集市交易情形，规定一定行户额数，超过规定额数时，由县政府在呈请行户中指定之，其余可作为候补行户。

４、合法经营之烟土行户，可取得下列收入：

（一）介绍成交，可按买卖各给三分红利。
（二）可按代收烟土税总收入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５、总行得考核各行户营业收税及执行法令之情形，予以适当奖惩，必要时并可撤销其营业许可权，由其他候补行户的补之。

三、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

１、购买烟土人须首先向烟土总行或其代办机关举行登记，并取得许可证始得购买烟土。

２、购买烟土后，即由经手交货之行户收纳烟土税后始准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