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共“第四号人物”的厚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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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讯】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却一度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史料是这样评价陈伯达: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他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共的舆论总管,却捉刀杀人,负债累累;他一生摇摆不定,却又左右逢源,既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是林彪的“亲密战友”、江青的“马前卒”;他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却把自己跌入罪恶的深渊,成为阶下囚……文革史作家芭荼撰文《奸佞陈伯达的厚黑人生》,回溯陈伯达坎坷人生。

陈伯达的犯罪历程

芭荼的文章说,陈伯达曾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家庭的贫困潦倒,并没有在他幼小的心底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记。早年的陈伯达浪游并没有使他找到一个安稳的栖身之窝。

1926年夏季,陈伯达来到了福州,此时正值中国第一次国民革命的高潮时期。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张贞,率部驻防福州。经他的朋友张党党的介绍,陈伯达结识了张贞。

张贞是陈伯达的同乡,对他颇为赏识。原因据说是张贞看中了陈伯达的笔头,聘请陈伯达为秘书。

1927年,张贞率师北上攻入浙江,打败军阀孙传芳,一直打倒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上将军衔。可是,在福州,陈伯达却突然离开了张贞部队。与中共党员陈少微常来常往。受陈思想的影响,他开始倾向于共产党。

1927年3月下旬,张贞收到来自南京的密电,要张贞就地处决陈伯达。但张贞没下毒手,并秘密通知陈伯达,要他立即逃离福州。陈伯达逃往厦门。不料,追捕者跟踪而至,只能前往上海。

陈伯达搞“三面红旗”

当时的上海已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伯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23岁的陈伯达,在左翼与右翼之间已来回晃动过多次。然而,那“就地处决陈伯达”的密令,却使他无法再向后退一步。陈伯达取得了与中共党员陈少微的联系,要求加入中共。陈少微成了陈伯达的入党介绍人。

1937年9月,已经从苏联回国7年的陈伯达带着妻儿,来到了延安。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被毛泽东相中。散会后,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之后不久,陈伯达被调到毛的办公室工作,成为了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在这一重要工作中,做了不少的事情。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飞舞,卷起了一派“左”的狂潮。

事过一年,“三面红旗”阻力重重,处境难堪。1959年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的一番讲话,谈及人民公社的“发明权”,才兜露出来人民公社的“发明家”。陈伯达曾经坦率地承认,人民公社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发明权”属于他。

打倒彭德怀

陈伯达在郑州会议上因鼓吹极“左”经济理论,挨了批;上庐山之前,听说会议的主题继续纠“左”,也就把他的政治赌注押在批“左”这一边。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上山之后,会一下子从纠“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为“反右倾”。在这大转弯的时刻,陈伯达差一点被甩了出去。

陈伯达在此悬崖的边缘,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来了一个大变态。迅猛地投入“反右倾”斗争之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批判彭德怀,批评那个曾是他多年上司的张闻天,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并给彭德怀戴上了三顶帽子,那“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背有反骨”,才好不容易化险为夷。

文革组长 开始组阁

1959年10月21日,当陈伯达写完长文,送呈毛泽东,毛当即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加了按语,印发全党。此文向全党印发之后,陈伯达得意忘行,“理论家”的牌子又响亮起来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怪物。但陈伯达却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到取代了中共中央政府局!毛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随后陈伯达便开始“组阁”。

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即毛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机灵”地说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让江青当组长,他当助手!毛虽然否决了。但江青便成了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共14人: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但是,1980年12月,“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陈伯达被带上法庭。

陈伯达栽倒江青反革命集团手下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法庭初审陈伯达,讯问他是不是于1966年亲笔将戚本禹上送的要求批斗刘少奇报告中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陈伯达说他想不起来。

当讯问到陈伯达于1968年5月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时,他又说“真的记不起来了”。

可是,当法庭把签字批准逮捕陆定一的影印件给他看时,陈伯达突然恢复了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承认是他签字同意的,还说:这是江青逼他干的。得罪了江青,又不行。他如果不接受,江青会迫害他,迫害他的全家。

12月18日,法庭让陈伯达作最后的陈述。陈伯达自知罪孽深重,语调悲伤,当庭声称:批斗刘少奇,他负有大罪,对陆定一的专案,他批了十条,是有罪的。对冀东组织的冤案,说了一番话,后果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不因此而推卸责任,应该把他的罪恶解剖出来,公之于众。

1981年1月25日,法庭作最后审判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服刑期满,结束了18年的囚徒生活。

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正在和儿子、儿媳吃饭,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当医生来时,心脏已停止跳动。

陈伯达追随毛害死几千万中国人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发起的一场浩劫。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提名为《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专著,作者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苏扬教授。对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课题的探索,此书标志着界碑性的突破。

书中说,至今为止无法证实叶有过这样的讲话,但十年文革到底迫害致死了多少人,对中共当局来说,近半个世纪后还是一个违忌莫深的“国家机密”。

新闻界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报导,当首推香港《争鸣》杂志。该刊记者在1996年10月号上报导了中共自己1978年和1984年的“内部调查”的结果:文革中“2144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五百余万人受到牵连、影响”,“420余万人曾被关押、隔离审查;一百三十余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23万7千余人死亡,7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了。”这一数字接近丁抒的分析推理,学界亦认为比较靠谱。可惜的是:没有公开的官方统计材料可以具体地证实这一结论。由此可见,在文革结束后的近半个世纪来,对死亡人数的研究已经从“估计”上升到“分析”的研究层面。因为中共至今严密封锁他们“内部调查”的档案。

去年在纽约一个大学生的艺术展上,有一件作品《二十世纪大屠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统计表,纪录了42次大屠杀主使人及死亡人数。毛泽东排名第一,杀人数量4900万,说明是”死于大跃进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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