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买“好话” 买“舆论”与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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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讯】湖南邵阳市政府300元买“好话”的新闻一出(9月10日《新京报》),受到网民的嘲讽。其实,买“好话”,或“坏话”,早已成为中国的现实。做“水军”挣钱,并不是什么秘密。企业攻击对手,用钱买“坏话”,腐败官员化钱删帖,则是化钱“灭话”,广告更是用钱去占领“话语阵地”。就连网上有人支持李天一,也被人怀疑是梦鸽花钱雇来的“水军”。中国人现在都知道“话”的重要,用钱去买,当然也是可以想像。

话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一个官员,位高权重,道貌岸然,一旦嫖妓的视频“爆光”,还能做人吗?更遑论做官。方滨兴贵为院士,官至校长,名利双收,摊上成千上万个“呸”,我想他有幸福也有限。一人一口唾沫,众口成河,确实可以淹死人的。封建时代的暴君,很多人骂,但只是心里骂,私下里骂。如果有报纸,有网络,并可想骂就骂,不受压制,那怕他拥有最强大的暴力,恐怕也得下台。枪杆子并不必然出政权。除非没有一个公开的自由的舆论场。所以舆论场的出现,常常伴随文字狱,伴随言论箝制。

坏话可以摧毁一个人,一个官员,一个政权。好话则可捧红一个人,一个官员,一个政权。“炒作”可以使人一落千丈,也可使人一步登天。“风姐”一红,结果家贯万千。官员造假GDP发布,请一个作家来描绘一下本地“翻天覆地的变化”,则可升官。“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儿一唱,江山也就变成一片红了。舆论如此重要,想发财的人研究,想升官的人利用。掌握政权的人则千方百计控制。

对于有权人来说,于已不利的话可以“出剑”,叫人说好话则比较难了,你不好,如何叫人说好?你不让人说话,我“道路以目”就是了,如何违背心意说你好?所以得用钱去买。以钱造势,正是现代社会想操控舆论的人常用的方法。报纸是舆论场,或者叫“阵地”。谁来办,给报人发工资,谁就掌握了舆论主导权。当报纸缺乏独立性时,报纸上发出的声音就是主人用钱买来的。中国的报人,能不能说不少是出卖“话语”的“水军”?文化,文艺,具有宣传,即说好话或坏话的功能,把他们养起来,是否也是用钱买他们的宣传?放大一点,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舆论,可否说成是买来的?

买舆论是很费钱的。有时候,即令是国家,恐怕也难以负担。想想国家办了多少报纸杂志,多少文化团体,多么庞大的管理系统,需要多少工资费用,就可想到国家之难了。所以搞文化体制改革。把那些做报纸的,搞文艺的,让他们依靠报纸文艺去谋生,可能是国家很无奈的选择。但当文化人经济一独立,他们就不一定按你的意愿发声了。这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难处:既想甩经济包袱,又想不失去控制。结果改革进进退退。

更大的问韪是,现代舆论场由于网络出现而扩大,传统的舆论工具正在失效,国家却还要养着其中的很多人。新的网络舆论又滚滚而来。网络是自煤体,网络舆论更真实,更多元,更杂乱喧哗,更有人可以利用其兴风作浪。要想控制,除了“出剑”,还要“引导”。“出剑”是暴力,“引导”则要钱。中国又多出了卖“说话”挣钱的“网评员”。中国有多少“网评员”?不知道。用去的钱多少,也不知道。我想庞大的维稳费用中就有它的身影。民主国家需要拿钱去买舆论吗?把这些钱拿去搞民生,比如医疗和养老,不是更好吗?

说好话或坏话,说到深度,就要理论或道理支撑。房地产商推销房子,找个经济学家,发布市场走势分析,其分析就不是他的真实观点,理论被利益绑架。“复兴”是一个动员的口号,但用“62%”来表示,就有歌功的嫌疑在其中,献媚于权力的理论,是用于出卖的。把宪政归于“资本主义”,为特权利益集团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背书,理论便脱离学术,成为换取饭碗或收入的筹码。本来国家拿出一笔钱,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但当理论研究缺乏独立性,而服务于权力时,这笔钱就是权力用于买理论的钱。理论用于出卖,被权力绑架,何来思想进步,社会进步?

让好话真实,让舆论自然,让理论独立,这样的社会不好吗?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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