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还原一九五七》(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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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0月1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思想意识腐朽、落后、反动

制度好坏与好人、坏人的关系,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翻过来说:制度好可以使好人有法充分做好事,成就其好,人们从中会发现好人能好到什么程度,从而发现和效仿古今完人;制度坏,可以使坏人和尚打伞,任意横行,而成就其坏,于是,人们在人类中就找出坏到没底线的人,最坏的人,即人渣,从而使之遗臭万年而儆效尤。

造成毛泽东遗臭万年的,是万恶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数的人这样说:“如果毛生活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他就再想坏也不能处处得逞。”就连邓小平说的:“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这话中也含有难言之隐;总不能指出直入地说:“连毛泽东在内,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害者。”按邓小平理论,如果真这样“实事求是”地说,那这个“实事求是”就不“恰到好处”了。

如果一个制度,可以令一个特权人物享有使坏的充分自由,肆无忌惮地,想怎样坏就怎样坏,那样,这个人就会坏得没边、没沿、没有底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唯一享有充分自由的毛泽东就是这样。

毛泽东的坏处谁也说不完。前面我们曾提到一些,后面还会再做些补充。在这里,单就他在制度方面表现出的去善就恶、嗜痂有癖,略述一二。他要用他极端落后、腐朽、反动透顶的思想,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和社会制度。把中国改造成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之择劣组合,并根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把国产的糟粕与“一声炮响”送来的洋垃圾,搅拌而成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混凝土。中国便成为被混凝土围起来的大监狱。右派的猖狂进攻,就是把狱中沉睡的人们喊醒。不料,沉睡者没醒,喊者却被击毙了。

毛泽东弃善从恶、坚持倒退,让一切最腐朽、最落后、最丑恶、最反动的沉渣泛起,冒充最光辉、最先进、最美好、最革命的事物对人们进行洗脑,要人们崇信。毛熟读二十四史等线装古书,深谙各种南面之术、阴谋韬略,善于利用和制造矛盾、各个击破政敌和战友,做到大权独揽,而对现代民主真精神一窍不通,却能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更高的民主、高过资产阶级民主千百倍;把社会主义的劣根性说成优越性。这就是他的思想本色。长期跟随他身边的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第一二零页)

曾对毛泽东有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说:

我特别重视毛绝口不言“现代化”这一事实。李志绥由此而推断他不是一个现代人,也是毫无可疑的。我想这件事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反映了毛对于现代世界的惊人无知,这个无知表现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他的所有决策上面,从人口问题、大跃进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最高指示”都是明证。他之不具备起码的现代知识,尤其集中地暴露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种种描绘上面……特别值得研究。他的思想基本上未出康有为《大同书》的范围,有时甚至倒退到汉末张鲁的“义舍”、“义米”等简陋的教团组织上去了。一九五八年十月山东范县搞了一场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方案,订下亩产两万斤粮食的指标,还附上了一首“吃喝穿用不要钱”的顺口溜。任何稍具现代常识的人都只能把这件事当作笑话看。但是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竟作了如下的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

举此一例,即可见毛的知识和思想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并无嘲笑毛之意。特别是我记起了七十年代海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对毛的“远见”曾怎样崇拜过、歌颂过,我更不能对毛加以讥评了。我故意不提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沉默的自由。

毛虽然属于“五四”的一代,但是他和“民主”“科学”是无缘的。(金钟主编《反叛的御医》页一零五-一零六)

我再提供一个旁证,说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根本不属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群。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一书中写道:“一个颇可揣摩的现象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特别是革命队伍和党内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成为毛泽东的私交朋友的却不多。”而他的朋友如章伯钊,自己就承认:“反动,而不反共。”其实,他的所有狐朋狗友如张澜、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程潜、柳亚子等,任谁都可用此言以蔽之。

毛不仅仅是“对现代世界的惊人无知”,而且其性格的刚愎自用与政治上的极端反动相结合,闹出许多既可恶又可笑的事情。他在国内的倒行逆施就不提了;现在要说,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毛作为权力无边的帝王,怎么也不理解“水门事件”:怎么因为几带胶卷就能把一个总统给弹劾掉?不解还不算,他还要向美国民意挑战:你们弹劾总统,我要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他的这一举动,惹得美国人民非常反感。如果美国人民忆起当年毛讥讽他们的国务卿艾奇逊现代史知识等于零,那么,现在是否会反唇相讥毛的现代民主政治知识等于负数呢?因为他在现代民主政治面前竟耍起二百五!这个事例倒是能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一意要当皇帝?两个称呼,标志了两个政治范畴:共和和帝制。

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意思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冠”不能“披”)的皇帝。其实他对历史上的许多昏君的暴虐无道、荒淫无耻之处,往往倍加称赞,如对殷纣王杀进谏的老干部比干,认为“当然要杀掉”;李志绥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毛说:“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一一七-一一八)从这一点看,更应该说他是“斯大林加武则天”。我相信将来中共的档案一旦解密,你就去看揭去假面具的毛周围的人,包括所有的党政要人、军事将领,是如何地互相告密、互相出卖以邀宠于毛的吧!李志绥说毛把侍候他的所谓“一组”的人,都变成小人。这个事实,还应该更加扩大,毛要全国的人经过思想改造都变成康生那样的小人(康是在毛跟前受宠至死的唯一人),互相诬陷,狗咬狗,窝里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单以告密成风,冤狱遍全国,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既是秦始皇的,又是武则天的一百倍了。

他对斯大林的态度,像对待一切暴君一样,总是在使坏方面比高低。他说他要拥护斯大林,肯定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七分功劳,指的正是他残暴地虐杀本国人民、输出革命亡我中国的所作所为;毛不满意的,所谓“三分错误”,决不包括斯大林不执行列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与日本订的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也不包括日本投降后苏军进入我东北大肆奸淫掳掠;倒是包括斯大林为了自身利益要中共真心联蒋抗日。斯派王明回国贯彻他的旨意,但遭到毛的抵制,在延安整风中把王整得身败名裂。可见毛反对好人却赞成好人某些坏的方面;拥护坏人却反对坏人某些相对而言“好”的方面。

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看到:“刘宾雁说,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没有这种反人道、反人性,中国的革命也不可能胜利。”这里,他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革命”取胜的本质原因,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胜利。”

戴煌表示,反右运动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他是个大骗子、大流氓。一九五七年用骗术骗大家讲话,是非常可耻的、卑鄙的。

毛曾采取下毒的卑劣手段来害死王明。经弗氏干预,王明改服苏联医生开的药,才救了一命,毛的谋杀王明的阴谋终于败露。对此苏共弗氏说:“毛泽东是没有感情的,他专心致意的热情,只是为夺取权力,这使他成了一个危险的巧取豪夺的人,没有一点人性,凡是与他权力相背的事,就当作反对中共的事,这是毛的最终信条。”(顾雪雍:《被掩盖的抗战真相(三)》)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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