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乙：“求是”（接受教训）：
人权觉醒是接受教训的基本尺度
所谓“人权”，就是衡量你做人的分量，说明你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称作是“人”。有道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实践只是途径或方法，实践本身还有个对错的问题，仍需要有一个标准来检验它。所以它并不是标准。什么是标准？具体说，毛泽东对文艺实践规定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是因为实践本身相当于小学生做数学作业，答数的正误，要与标准答案相对正。牵着实践的鼻子走的是目的，目的是实践的形成性要素，无目的即无实践。毛泽东也是如此说的，也是把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当做实践标准的。不过他的论证过程是逻辑混乱的。这是首先要弄清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坏人得逞，比如反右大获全胜，毛泽东大树淫威，这样他就达到了目的，难道这也能说是符合真理标准吗？否。这就说明还必须有个价值标准。所以，在社会科学里，应该确立：“人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政治、经济、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高低、利害，人权就是唯一的尺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文明、博爱等，都是从人权出发、通过人权、为了人权的；极权摧残人权，是人权的死敌。而在自然科学里，研究如何利用和发挥大自然养育人类的功能，以及如何克服和限制一切自然灾害的副作用，所谓“人类中心”，就是在与万物和谐共处中，人类念念不忘的中心点，就是维护人权。
当年的右派分子严家伟先生，右派本质未变，如今仍在大鸣大放右派“厥词”：《炫耀罪恶，罕见的无耻——看北师大女附中与宋彬彬的丑态》、《人权与挨饿——评李肇星的一句“名言”》、《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人面仁心与人面兽心》、《我的一首“批毛”诗》、《中国已“全面开放”、“政治进步”谁也比不上吗？——就中国现状与茅于轼先生进行一点探讨 》等等，可谓连篇累牍、垂死挣扎。我真想说他是右派的代言人，但没人授权我可以如此加封，所以我仅仅有权说他是我的代言人。对于我，他的言论句句是真理，一句是一句，掷地有声也 。兹介绍他最近写的一篇关于“中美人权标准的根本区别”，与读者共享：
在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于美国与世界舆论的压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与国务卿希拉莉都对中国大陆近来人权状况的倒退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对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接受美国彭博通讯社专访时辩称：“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属于东方文化”。同时他还反过来称“美国人民是非常单纯的”。王歧山这种官腔官调，人们并不陌生，无非又是中国“国情特殊”的老调重弹。如果说王歧山还有什么“新意”的话，那就是他用了个似贬似褒、语意含混的“单纯”一词来“回敬”美国人民的舆论，似乎是说美国人太幼稚，你们根本不懂我天朝文明古国及其“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以此为中国人权状况的落后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大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故弄玄虚之味。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中共海军一架歼-八型战机与一架美军EP-三侦察机在海南岛外公海上空发生相撞事故。中共军机飞行员王伟机毁人亡，而美侦察机严重受损，被迫降落在海南岛的陵水机场。于是美军机上二十四名机组人员全部被中共军方扣留，形同“战俘”，甚至“人质”。中方抓住这一有利条件，要求美方必须道歉才能放人，称对方侵犯了中方的主权。美方则坚称，发生撞机的水域，不在中国领海上空。该水域虽属中方经济专署区，但根据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通过，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生效的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二百海里专署经济区，是指沿海国从领海基准线算起不超过二百海里的海域。专署经济区的法律地位不同于领海。建立该区的沿海国拥有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区内一切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对一系列特定的事项（除上空外）的管辖权。其他国家在该区内享有航行，飞越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因此美方认为，当时美军机并未侵犯中国领空，是在公海上空发生相撞。由于美方所言有国际法为依据，中方无法反驳。但又不能就这样把美军人员放了，未免太丢面子。因此经过十一天外交磋商，中方最终放弃了原先要美方使用的apologize（深表歉意）的道歉字眼，而美方的最终表态只是“verysorry（非常遗憾）。中方至此才同意放人，了结此事。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文美军机人员被遣返时，更令人感动的—幕发生了。根据当时外电报导描述的细节是：“机组人员首先让级别最低者开始打电话，最后才轮到奥斯本上尉和母亲通话”。该上尉就是这个机组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军官。用中国大陆的说法，他就是这个机组的“领导”。
于是我便又想起了也是十多年前，也是一件一时轰动世界的大事。请看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的“领导”是如何展示自己风格的。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派来作“秀”的所谓“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二十五位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七百九十六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演出中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火势迅速蔓延。不言而喻，此时首先应疏散场内的人群，而中小学生是最易受伤害的孩子，更应首先撤离。但我们的党政领导、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却作出了一个令全世界跌破眼镜的“果断决定”。该官员对中小学生大声命令道：“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可悲的是，从小受党灌输“教育”已被“驯化”了的学生们竟无一人敢不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更可悲的是在场的二十六位名曰“人民公仆”的“评估验收”大员，竟无一人像“美帝国主义”的空军上尉奥斯本先生那样想到还有别人，何况还有更弱小的孩子。他们一个个心安理得、当“仁”不让的首先从第—排逃生。等到“人民公仆”们安全撤退完毕后，大火已蔓延到剧场，电灯全灭，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孩子们逃生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最后造成三百二十三人死亡，一百三十二人烧伤致残。其中二百八十八人是“祖国的花朵”——中小学生。有三十六位教师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二十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的无—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这就是当年虽被官媒极力淡化，仍震惊世界的克拉玛依剧院大火与“让领导先走门”事件。
我并不认为美国人就是道德完人，也不认为那个奥斯本上尉就如何优秀。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制度下，大家有一个尊重普通人的人权、而非只尊重权势者“官权”的普遍共识。所以事无巨细，人家首先把“人”、特别是普通人、弱势者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这就是保障人权的基础和首要标准。而王歧山先生所谓的“东方文化”与“文明古国”，首先要重视的是皇权，现在加以包装后便美其名曰“国家利益”，其次就是官权，现在加以包装后便美其名曰“领导”。领导的安全、利益乃至面子，都是绝对优先于草民的生命、财产与安全，更遑论草民有何“尊严”可言了。因此王歧山所谓的“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属于东方文化”。这个所谓的“不容易”，正是王副总理的难言之隐，是只可“操作”不可言传的。说白了就是中国（确切地讲是中共）对于人权的认知标准与美国、及当今整个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是完全冰炭不容的两码事。也就是说与美国及整个文明世界恰恰相反，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首先尊重的是“皇权”（党国的大权），其次是官权（领导的特权），至于普通的草民、“屁民”，根本就无“权”可言。用官方的话来说，“让”你有碗饭吃，暂时当稳了奴隶，（中共称为“生存权”）就是“最重要的人权”了。（《中、美人权标准的根本区别——评王歧山为中国人权落后的辩解》，《民主中国》）
批驳中共愚弄国人、欺骗世人的所谓“生存权就是最重要的人权”，右派领袖章伯钧先生早已有言在先：“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
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美国总统布希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在泰国曼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傅国涌：《“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为许良英先生九十岁而写》）在上一世纪，中国人像读《圣经》一样在读《毛主席语录》，谁也不会想到本世纪美国总统却在“活学活用”右派语录！
李昌玉表示，反右斗争是错误的，绝对找不出一点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反文明、反人权、反道德的运动。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个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评为左、中、右、中左、中右、极右。这是极不人道的。
任众表示：
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经历，心里都非常痛苦，这件事情是压了一生的。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彻底毁灭了五十多万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前途、青春、爱情、幸福，绝大部分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艰难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数十年，与冰刀共舞，和霜剑为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只有凌辱、鞭笞、劳累，饥饿……这是一场反天理、反良知、反历史、反文明的灾难。这不仅是我们“右派”的灾难，而且是全中国的灾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赔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应该得到尊重。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是为了自己而生，而是为了人类而生的。我们在垂暮的生命中，觉得有责任，特别是对历史的责任感。
我们这一辈人曾经接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那种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平在当今社会流失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们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问题，而且觉得还有一份责任：呼吁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责任，呼唤公平和正义的责任。
为什么这一两年、在反右斗争过去五十年后的今天，众多知识分子提出平反的问题？因为人民在不断觉悟、不断苏醒，不断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断爆发出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广泛，民间维权浪潮不断高涨。这都是促成我们今天勇敢的站出来的原因，其实这就是老右派的维权行动。（《幸存者的心声》新纪元，第十九期）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