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5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数改革派之一，但却因在六四事件中表达对抗议人士的同情，而被软禁在家长达16年，直至死亡。一本根据赵紫阳生前口述录音整理的书籍《改革历程》不仅阐述了赵紫阳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念，也曝光了赵紫阳遭中共元老整肃的过程，以下为书中相关内容节选。
1989 年元旦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
1988年治理整顿提出以后，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改革、倒赵的风。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这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人，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
在反自由化的气氛下，当时那股左的势力，邓力群他们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化；竭力想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经济领域。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仅要批说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谓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开放的人。
在这里，我要说有几件事使他们特别不高兴，怀恨在心。一是在中共十三大前，改变了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来管。我也建议邓力群不主持思想战线工作以后，可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读书比较多，可以发表他的意见。我还说过，如果让邓力群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语，这当然很快传到他的耳朵去了。
同时我还把他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即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给撤消了。当然，撤消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是邓决定的，但是我建议的。这几件事一做，改革开放的舆论加强了，邓力群他们左倾保守、反对改革的面目就在国内外公开化了，使他们很孤立。虽然在十三大时我们提名邓力群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进入政治局，但在差额选举时他落选了。后来又提名为中顾委常委，但又落选了。他们以为是我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甚至陈云同志，对我非常不满，以至怀恨在心。
王震虽然反自由化积极，但他是主张开放的，没有想到他后来那么仇视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到处骂我，公开骂，在上海，在湖北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公开骂， 说我不是搞社会主义，说我学外国的东西太多，说我不懂经济，把经济搞乱了。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胡耀邦还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没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抢购风以前，治理整顿没有提出来，他们在背后讲或架空我。抢购风一起来，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时机来了，认为我把经济工作搞糟了，把改革开放搞坏了，借此机会散布反对我的舆论，刮起一股倒赵风。
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由于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我同邓发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绝按他的意见执行，邓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一年多聚集起来的反对我的老人集团，才和邓达成一致，结成联盟，于是才决定撤消我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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