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涛:重判薄熙来 为新君清道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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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0月26日讯】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数罪并罚(即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宣布判处原中共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共对薄熙来的这一重判向外界释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北京绝不让薄熙来东山再起,“杀薄”给长异心的中共大员们看,为“新君”习近平未来执政清道“祭旗”。中共为什么决计扳倒薄熙来,为何要将其置于死地?重判薄熙来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这些问题,舆论界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揣测与铨释。

从权斗、路线之争到阴谋论

就外界的分析来看,造成薄熙来落马(或被中共抛弃)的因素,有多种多样的可能。首先,人们试着从权力和路线斗争的层面上去寻找原因。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推行的“唱红打黑”和民粹主义等政策,与当时胡温中央的路径多有冲突。胡温政府被看作是中共改革开放后新兴的权贵和资产阶层的代言人,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代表的则是在改革开放中失利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薄熙来的“新左派”路线,否定或批判中共现代化进程中的反“社会主义”的元素。而胡温体制,则不愿触及所代表的新权贵阶层的利益,反对回到毛式正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两条路线,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另外,薄熙来有以“非正常程序”(或通过不正当途径)觊觎习近平或李克强接班位置之嫌,如:有传闻,薄曾与其在中共党政军内的同党密谋搞政变,以武力夺取中央最高权力。还有,薄熙来向来被外界描绘成一个既有能力且目中无人的“野心家”,其高傲和自立山头的作态,为他在中共权力层结下了很多怨仇(如与温家宝等人的矛盾)。这些权争因素,再加上薄熙来对官商的“黑打”给中共上层权贵造成的威胁,让北京油然而生除掉薄熙来这一潜在隐患的心态。

其次,一些“天时地利”等因素,以及薄熙来的个人性格(如骄横易怒等),也可能是造成其倒台和跌跤的因素。试想,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和谷开来“杀海伍德”一案的发生,即便有上述权利和路线等斗争,北京未必能像现在这样轻易地将薄熙来扳倒,至少没有充足的借口或理由来清除薄熙来。再则,如果薄熙来在对待王立军处理谷开来“1115杀人案”中没有采取粗暴冲动的方式,即拳打辱骂王立军和在仕途上将其推上绝路,王亦未必会逃进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假如王立军的供词和谷开来“杀人”案属实的话)。或者,如外界所炒作,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没有错误估计形势,不将胡锦涛扳出来为其重庆模式做挡箭牌,或不在两会期间溜回重庆,等等,这样或许北京也不会对薄熙来进行“双规”,即不会将王立军事件升级,并以此而剑指薄熙来。

再次,由于中共运作的不透明和北京对信息的封锁,人们还可以(或不得不)从一些“阴谋论”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薄熙来倒台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薄熙来的陨落,是胡温和薄的其他政敌一手密谋计划和操作的结果,即王立军可能被北京收买、利诱或威逼,以出卖或陷害薄谷夫妇。还有分析说,薄熙来被扳倒,是因为他和谷开来的行为或计划、以及其在与海伍德和其他西方各界要人(如基辛格等)或组织的交往中严重触犯了中共的国家利益,云云。尽管这些说法没有足够的依据,或难以得到确切的证实,但从一般的经验、常识和逻辑出发,这些“阴谋论”的“成立性”至少是可以被推定或假定的,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与可想像的空间。

攸关生死厉害与社稷安危

北京重判薄熙来,不给他死灰复燃的机会,在笔者看来,应该与如下几种因素有关:一、薄熙来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危及了实权人物的利益和权力,如威胁或妨碍胡温体制的运作和习李接班等;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与胡温中央路线相抵触,威胁到了以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为特征的新权贵主义体制,让特殊利益集团感到恐惧;三、薄熙来在重庆搞个人崇拜,自立山头,使民众运动“政治运动化”(如唱红打黑等),触犯了中共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底线;四、薄熙来及其同党有图谋不轨的计划如发动“政变”,由此而震撼了中共高层;五、薄熙来夫妇有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损害中共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或被外国同僚们出卖而警醒中共高层;六、中共以重判薄熙来杀鸡给猴看,震慑中共内部各方长有异心的大员,也籍此为习李新政清道祭旗(在中共后三十年的权力传承中,几乎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惯例”,即在其新君登基前后必“杀”重臣(祭品)以为其顺利掌权“祭旗”,如邓小平上台判决“四人帮”、江泽民登基后扳到陈希同、胡锦涛在任时惩办陈良宇)等等。

总而言之,中共置薄熙来于死地,不予其任何“生还”的余地,说明薄熙来及其行为一定有让中共高层极度伤心和难以容忍之处(如权力和利益的生死博弈等),或严重地触动了中共国家的核心利益(如危及政权的稳固和社稷的安危等)。而至于那种中共高层因薄熙来在法庭上抗辩而予以重判的说法,则太具或然性,不大符合中共行为和权衡的逻辑,应不是决定其重判的要素。中共重判薄熙来。一般来说,应是在审薄前早已决定了的事情。

扫除障碍预防可能的后遗症

从对中共目前的执政动机和手段来看,北京决计扳倒和重判薄熙来,其主要用意有二:一是震慑中共内部(即中央和地方)大员,起到以一儆百的效果,警告那些“别有用心”的高官们不得与中央抗衡和各行其事;二是想借此打“反腐倡廉”的旗号,宣示“刑可上大夫”(如政治局甚至其常委成员)的决心,为习李中央打造其“公正而廉政”的形象。

而从中国现实的政局着眼,北京“打死”薄熙来,则可能会给中共今后的执政带来一些后遗症,如:加大党内在思想和路线上的分裂、官民之间的矛盾和左右之争的危险,(在毛粉或新左派中)把薄熙来推到“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的高位,逼使中共在政策上继续左倾,等等。薄熙来是继中共建国以来第二个(继胡耀邦之后)受到相当数量的民众力挺的领导人,薄案是第一个使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出现“公开”分裂的案例。薄案不仅向中共提出了未来的路线问题,而且使中共陷入方向和行为混乱的迷局中。薄熙来在中共权力层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重庆路线的终结。另外,薄熙来在中共党内亦有很多同情者和支持者,如:在薄案宣判之前,《薄熙来家书》在官网上得以宽泛地流传,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网站竟刊登文章,将薄熙来暗示为“高举起共同富裕大旗的民族英雄”。重庆的老百姓支持薄熙来,是因为薄为他们带来了诸多福利。对于这些受益于薄熙来“分蛋糕”政策的民众来说,重要的不是薄熙来是什么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清官还是污吏(或是出于什么动机),重要的是薄是否给了他们好处,是否关心了他们的疾苦,等等。

因此,薄熙来现象及其路线将在中共党内继续发酵,将持续影响今后中共政策的走向。习近平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亦是变相地推行薄熙来的“唱红”(肯定毛式正统)和“打黑”(反腐整风、打压公民运动和网络大V等)路线。对于习近平中央来说,巧妙地运用薄熙来路线,既能稳固其红色江山(即保护权贵利益),又能安抚和诳骗不满的民众,有一举两得之效。

不过,薄熙来案(作为一个权斗或道路之争案例)一般不会触及或动摇中共政权的根本,中共上层也不会因为基层和中下层一些党员和民众“挺薄护薄”而出现公开的分裂。也就是说,如果在中共高层权力人物之间不出现大的乱局和分裂,其基层和民间的不满和反弹尚不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基础。从结局上来看,重判薄熙来所(能)起到的最实际的作用,即是为中南海新君“出征”(施政)祭旗,以扫除障碍、求得平稳。

文章来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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