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无忧:1949以来最大宗人大贿选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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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1月26日讯】湖南政协副主席童名谦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时,绝大多数人都未在意,以为他不过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十五只遭打的倒楣老虎,从名气到官职都属于小咖。然而数天之后,衡阳市人大集体贿选案公布,人们才知道童副主席涉及的可不是一般贪腐,而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一顶硕大无朋的政治性帽子砸将下来,他摊上大事了!

衡阳政权贱卖,仅售1.1亿

衡阳贿选案着实精彩!相当于选民的五百二十九名市人大代表中有五百一十八名受贿,而七十六名当选省人大代表者有五十六名行贿,总金额一点一亿人民币。粗略估算一下,行贿以上位的“省代”每人破费了二百万左右,而“市代”则平均笑纳了十九万,皆甚可观,当然也都够得上治罪标准了。地方“议会”因贪腐而被一网打尽,恐怕有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资格。以百分比计算,百分之九十八的市人大代表受贿,与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此前“湖南民主法治指标实现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六”之说相映成趣。

贿选在中国司空见惯,卖官鬻爵,各有价码,这是人所尽知的规则,衡案绝非特例。还是衡阳,早在二○○八年,新华社旗下《瞭望东方周刊》就刊出一篇关于该市人大选举集体舞弊的报道。而二○一三年初,同在湖南的邵阳爆出与衡案如出一辙的丑闻,一名黄姓商人向几百名“市代”行贿总计三十二万人民币,却未当选“省代”,一气之下向媒体爆料,指称“此次选举起码有六十多位候选人行贿,五百多个代表受贿”。具体到他是这样运作的,“邵阳市人大常委会的一名副主任找来一个退休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此人拿来一本花名册,说按这个名册上的代表联系去送,‘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各送三千,市人大代表每个一千’”。此事反响甚大,却至今尚无下文。

根据伪宪法,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监督“一府两院”。从理论上说,中共的衡阳政权已经沦陷。不是吗?卖了一点一亿人民币,几乎全体代表可能入狱。一窝贪腐犯这一年来进行的各种选举、任命和立法活动都欠缺正当性,理论上衡阳甚至湖南都出现了宪政危机。一点一亿,应该说卖得不算贵,在贫富差距巨大的今日中国,有能力一掷“亿”金的土豪不可胜数。前两年有位先生声称拿出一亿人民币竞选某市市长,当然他澄清说这是“廉政保证金”而非“活动经费”。不过假如在衡阳,这个钱可能就足以让有志“百里侯”者“冻蒜”了。

国本动摇,形象扫地,势必重判

中共标榜“人大制度”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比“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虚伪选举”好到不知哪里去,这次结结实实被打了脸。但丢人现眼是小事,重要的是高层感到刺骨寒意。官方高调批判贿选伤害“人民当家作主”。其实贿选不贿选,与“人民主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却是中共执政之形式合法性命门。中共以枪杆子打江山、保江山,本质是暴力掠夺团伙,但又以“经济发展”作为政绩,充当实质合法性,以“人大制”鱼目混珠民主,作为形式合法性,其真正权力在“党”,人大职责是将权力在形式上“合法化”,是一张精致画皮。中共通过其党政组织的运作,牢牢将人大操控在手中。婊子披上贞女画皮,反而最忌人家骂她不要脸。

对中共而言,独立参选和“擅自贿选”都是威胁。有政治抱负的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历来受到中共的防范和打压,自不待言。贿选某种意义上是另类的独立参选。虽说贿选者的品质与独立参选者或有云泥之别,但只要脱离组织指定,就意味有脱缰可能。人大代表虽非一般意义上的官员,却意味着巨大的政治特权。衡案中行贿者很多是商人,他们有钱,想要政治地位,却没有正常途径,用钱开路是扭曲的参政之路。固然多数人只是看中“红顶子”,但即使如此,还是可能出现失控局面,有人做出“自选动作”是可能的。衡阳人大在二○○七年曾以“否决市法院工作报告”名噪一时,虽然那次否决有阴差阳错的因素,但自此令有关方面警惕。钱驾驭权,还是权驾驭钱?此次衡阳人大全军覆没,显示中共党机器在某些局部已高度溃烂。

衡案一定会重判。“党变修、国变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了我们的干部”,“政权沦陷”之类出现于高层言论中,虽不中亦不远矣。这令人想起旧时科场舞弊案,清帝的处罚尤为严厉,主考官一概抄家灭族。童名谦是二○一四年首位被“双开”的省部级官员,目前暂以“玩忽职守”被究,按中国人的“常识”推断,他被查出其他要命问题是必然的,其人生结局恐怕颇为不妙。“屌丝贪官”这二十多年趁太子党们年轻,捞足捞够了,现在是牺牲自己以保障太子党们的红色江山之时了。

“全面改革”阻挡得了革命吗?

衡案表现为中共地方政权的集体贪腐,却非简单的贪腐问题,而是中共制度的必然结果。中共统治下要么是由权力划定的“井然有序”,要么是钱权交易的乌烟瘴气,这些都与人民主权毫无关系。实际上垄断权力是最大的腐败,贿选的代表、官员并不一定就比“官定”的更坏。贿选不是民主选举的痼疾,而是虚假选举的问题。仅仅定位为官员贪腐,吏治问题,即使仿效朱元璋杀了童名谦“剥皮塞草”,可收效一时,终难逃朱由检景山自挂老槐树的末路。习不甘被叫做“习阿斗”,要奋发有为,但他其实是崇祯的命。

中共力图避免革命,限制对手力量发展,尽可能延长一党统治,垄断各种资源与人才,以便未来若进入选举时代,能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以足球比赛为喻,中共竭力维持不失球,假如能拖入点球大战,可借助执政优势占据先机。议会选举是中共理论上的最后退路。习政权也许期望加强党的选举能力,只可惜一党独裁缺少真正练兵机会,没有竞争对手真刀真枪对抗,在岸上学不会游泳。继续搞自欺欺人的虚假选举,最终只能把自己玩死。

习近平第一年就全面掌握了大权,出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二○一四年号称“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从衡案看,大张旗鼓,他似乎想表现一种力挽狂澜的决心。习、李、王等人想用自我革新与革命赛跑。然而党国机器的全面溃烂已不可逆,这不是做做表面文章就能改变的,根本不是什么“四风”问题。习和薄熙来一样,热衷作秀,打车、吃包子之类,细枝末节,总归是小伎俩、小把戏。如无自我了断、向死而生的政治改革,全面崩溃和革命爆发不可避免。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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