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2月18日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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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02月19日讯】【中国禁闻】2月18日完整版

提要
连战访京 解决两岸问题关键是什么
越战真相被掩盖 昔日老兵成乞丐
东莞扫黄升级 民间舆论和官媒互掐

周永康原秘书冀文林落马

中共“中纪委”网站宣布,“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网站没有公布冀文林涉事的详情。

但是,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外界强烈关注,因为冀文林也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关系密切。

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简历,冀文林从1998年周永康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开始,就长期担任周永康的秘书,并追随周永康从国土资源部到2月18号,四川省,再到公安部。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周永康目前已经失去自由,被关押在内蒙古的某个城市,有传言说,他的长子周滨也被拘押同一地点。

《法广》评论说,冀文林的落马,让一度盛传的周永康案有望“软着陆”的传言破灭。

广州关闭活禽市场 两千业者省府抗议

H7N9禽流感疫情肆虐中国,中共官方宣传说,感染源来自活禽,使民众谈鸡色变,导致家禽养殖业经营困难。2月15号,广州市政府又宣布关闭活禽市场两个星期,更使家禽养殖业者损失惨重。

2月17号,广东近两千名家禽养殖户因不堪巨额损失,前往广东省政府抗议。

抗议者们拉着横幅,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横幅写有:“今天毕生化乌有,绝非H7N9!”“市场立马强闭!养禽等于枪毙!”等内容。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广州一家家禽养殖厂的刘先生表示,现在广东不少家禽养殖厂都倒闭了,其中包括江门一家大型养殖企业。

报导说,中共政府没有对这些受损失的业者,提供任何补贴和救助。

卖地款去向不明 村民维权被清场

2月17号,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下沙村的数百名村民静坐维权,抗议20多亿元卖地资金去向不明。

当局派出数百警察强行清场,导致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当场昏迷,另一70多岁的老太太骨折。

据了解,下沙村村民因为同样的原因,曾经在1月份连续两天游行示威。

编辑/周玉林

连战访京 解决两岸问题关键是什么

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17号到20号在北京访问。而前不久两岸高官刚刚会晤。面对紧锣密鼓的磋商,台湾朝野认为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否需要依赖大陆?请听他们的心声。

据大陆媒体报导,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政商代表团17号到达北京,18号下午会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是他从2005年开始第14次访问大陆。

而13号,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在上海,刚刚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第二次会谈,双方曾触及马英九和习近平见面的话题,引起海峡两岸的高度关注。

台湾“民进党”中执委、时政评论家洪智坤认为,连战访问北京,实质上是“王张会”的第二阶段工作。

台湾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国、共在从经济的协商进入到一个政治协商的阶段,这样的一个秘密协商的方式是会受到台湾人民质疑。老一代政治人物没有权力去替两岸人民决定未来的政治前途。对两岸的人民是不公平的。”

大陆媒体在报导连战来访时,重点报导了他说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一辈能够解决,那最好,不要遗留下一代解决。”那么,台湾人如何看待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呢?

洪智坤:“我们希望未来两岸能够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基础之下,进行两岸未来政治终局的一个谈判。如果没有办法改善大陆的人权迫害,如果律师替法轮功来辩护都要遭受牢狱之灾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极权,是台湾人民所无法接受。”

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党专政,“中华民国”在台湾逐步建成民主体制。两岸经历了30多年的互相封闭和军事敌对,近30年左右才允许探亲、通商和旅游等。

两岸同根、同源、同种族、同文化,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造成两岸问题60多年不能解决。

台湾人权律师邱晃泉认为,台湾在民主体制下,不相信中共足以代表全体中国人来解决两岸问题。因为普世的价值观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台湾人权律师邱晃泉:“我认为民主跟人权应该是关键。台湾未来要怎么走,必须注意全台湾人的想法,透过民主的机制,来决定它的方向跟步骤。那未来两边要如何建立什么关系?也应该是要尊重中国人民的意愿的。而不是中共少数人在做决定的。”

近年来,大陆曾提供所谓政策优惠,吸引台湾商界赴大陆开工厂、通贸易等。在短暂的“两岸蜜月期”后,大量台商在大陆以外曝光中共体制内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侵吞台商资产,造成许多台商倾家荡产,甚至客死异乡等消息。

台湾民间大量讨论:是否需要在经济上过度依赖大陆,并且因此在政治上接受中共统战,而失去民主、自由等立国之本呢?

洪智坤:“台湾是一个自由贸易港,不是只有跟大陆做生意。目前两岸的产业发展,已经从分工链的关系转变为竞争的关系。在全球各国的工厂都要从中国市场撤退的时候,台湾应该朝向更多元的国际化的市场,这样对台湾才有安全上的保障。”

邱晃泉认为,即便两岸通商能使人受益,那也是少数企业家和财团受益,但是商人的利益不应该高过其他人的,更不应该高过普世价值。

邱晃泉:“经济有它的发展法则,绝对不是哪一方要特别依赖另外一方。有它的法则,这个法则才是决定长久的发展,而不是靠着你给什么好处,那这一点都不健康。特别是更不应该以牺牲了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去换取那些利益。”

中共在历史上长期恐吓台湾“不排除使用武力”,同时又对台湾各阶层人士,如黄埔军校的老人、或政界、商界和媒体界等系统的统战,外界评价这是“一手硬一手软,两手都要抓”策略。

采访编辑/唐音 后制/萧宇

越战真相被掩盖 昔日老兵成乞丐

中越战争已经过去35周年,但曾经在这次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中国越战军人,却被他们的祖国彻底遗忘,幸存的老兵也因为生活的困窘,不得不到街头乞讨。而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土地,早已割让给战场上的敌人了。除此之外,历史评论家指出,更对不起这些越战老兵的,是中共发动中越战争的真实原因。

据《维权网》报导,2月17号,是“中越战争”35周年纪念日,来自山东青岛的刘德俊、孙兴安等6名越战老兵维权代表,却在北京前门大街和王府井等地,以乞讨的方式来纪念越战,因为他们已经走投无路。

越战老兵刘德俊:“我们的处境现在是不太乐观,在我们维权的道路上很坎坷,受到地方截访人员通过黑社会和派出所,参与截访我们,强制执行。今天是我们又到北京大家一起乞讨,是为了纪念我们35周年的纪念日。它们(中共)不允许我们乞讨。”

据了解,越战老兵因政府对他们待遇不公等问题已经维权多年,但他们的生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很多维权的老兵反而遭到了当局的挟持、殴打和非法关押。越战老兵们纷纷控诉,中共当局利用完了他们,就将他们抛弃遗忘。

刘德俊:“我们青春正好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是为祖国杀敌立功,流过血、流过汗。我们参战老兵到现在为生活乞讨,吃不饱饭,我们都是下岗工人——失业,农村的——失地。地是叫国家征收去了,强制拍卖了,拍卖了也不给一点地的补偿。”

一直以来,由于中共官方媒体的刻意回避,使得大陆鲜少人了解“中越战争”这段历史,尽管中共当局将越战称作“对越自卫反击战”,但了解“越战”真实内幕的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中越战争”其实是中共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无数中国青年,在战争中被当作了炮灰。因此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发动越战的真实目地被曝光于众。

据资料记载,1979年2月17号,中共集结了云南和广西的30万大军,对越南发动了地毯式炮轰,同时向越南北部发动攻击,迅速占领了越南多个边境市镇。3月7号,在世界各国的谴责下,中共宣布撤军,3月16号退回边界。但中、越双方都宣称各自取得了胜利。据非官方数据统计,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战争,造成中方死亡约2万6千人,受伤3万7千人。

外界认为,中共发动越战的根本原因,就是自身的执政合法性遇到了危机。

旅德极权社会研究学者仲维光:“第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矛盾非常错综复杂,而且民众那个时候对于共产党,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执政者的一系列措施、一系列做法非常反感而且是厌恶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对越战争,第一个就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把民众的注意力转向外部。”

由于中共发动战争恰好发生在越南大规模攻打柬埔寨之后不久,因此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试图通过打压越南,来解救它一手扶植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免于覆灭。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中共在之前美国与越南的13年战争中,对越南援助了200多亿美元并输送了大量物资,但越南在取得胜利后,却没有任中共摆布,这样不听话的“小弟”,中共怎么能容忍?

与中共相同的是,越南政府对于“中越战争”也是讳莫如深,即使是35年后,越南官方对这场战争依然采取冷处理的态度,甚至有迹象表明,越南政府在今年2月17号,故意阻挠越南反华人士组织纪念游行活动。

对此,旅德极权研究学者仲维光指出,中越双方不约而同的对“中越战争”保持低调,是因为两个政府都是由共产党统治,中共与越共实则是一个来源,血脉相承、狼狈为奸,任何一方抨击对方,都相当于批评共产党政权,都相当于否定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只能装聋作哑。而那些在中越战争中死去的军人们,则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李勇

成替罪羊?光大案主角杨剑波喊冤

2013年闹的沸沸扬扬的“相关领导的替罪羊”,最近再起波澜。“光大乌龙指”主角杨剑波状告中共证监会,并揭露上海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先对交易知情但不阻止,交易是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热线指导下完成的。杨剑波自称他被冤枉,成了相关领导的杨剑波。那么杨剑波到底成了谁的替罪羊,我们来看看。

正当“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逐渐淡出公共视野时, 2月8号,光大证券原投资总监杨剑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证监会,请求法院撤销对他的处罚。

去年8月16号11点多,“沪指”瞬时暴涨近6%,71支大盘蓝筹股一度涨停。仅两分钟后,指数又直线坠落,收盘时以下跌收场。光大证券区区70亿元的交易,却撬动了流通市值20多万亿元的整个股票市场。

杨剑波回忆说,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都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交易情况,并无异议。而且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还在电话中提醒他,空单不要下得太猛。

事后,证监会判定,包括杨剑波在内的“光大证券”四名直接责任人员,涉嫌“内幕交易”,他们被终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

最近杨剑波对媒体表示,他是被冤枉的,他成了相关领导的替罪羊。

时政评论员蓝述:“杨剑波在这个时候出来说话,应该是他后面有一定的力量去支撑他,反正是跟江系合不来的,是不是习、李咱也不知道的。”

“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发生在审判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前夕。据薄熙来案受害人徐崇阳披露,薄案开审前,薄家托人打电话给他,说﹕如果他不曝光薄熙来案件的内幕,薄熙来的哥哥,曾任职“光大银行”副主席的薄熙永要亲自见他,还强调薄家仍有实力。

薄熙来案受害人徐崇阳:“他说我跟你讲,他们家里可以操纵股票上市,就是暴涨,可以把中国的金融给它搞垮,让习近平经济上倒台,经济倒台就是政治倒台嘛。”

海外媒体报导,最近,中共元老要求搁置对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调查。他们威胁习近平,如果不及时调整反贪行动,中国就会大乱。并批评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太过放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将矛盾引到最高层,引起所谓极其恶劣的政治效应。

时政评论员蓝述:“目前这个江系和第五代之间的角力到了关键的时刻。党内处理不经过司法程序,它就不用经过进一步的司法调查,周永康背后的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老虎,上到江泽民、曾庆红,再往下还有一大票,他们的腐败问题就不会进一步的受到调查。”

去年12月下旬,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落马,官方罕见强调他兼任的“610办公室主任”职务。

评论认为,现任当权者向外界释放信号﹕不愿意替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背黑锅。而此举引发江泽民集团极度恐惧和疯狂反扑。

1月7号,江泽民一手栽培的所谓“中国首善”陈光标,到纽约闹丑剧。

1月21号,中共江泽民集团通过“离岸”丑闻,引爆周永康此前设下的“定时炸弹”,向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家族发出“同归于尽”的死亡威胁。

外界指出,江派的这些动作激怒了习近平。 1月30号,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作为江泽民的扬州大管家季建业被抛出。随后官媒强调﹕群体腐败的所谓害群之马,要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最近,江派分崩离析的消息不断传出。香港《争鸣》2月号报导,去年11月,已退休的江系常委吴邦国,提议撤除江泽民在中南海的“ 江泽民办公室”。

2月16号,港媒《东方日报》题为“传黄华华举报二百高官贪腐”的报导指称,江派前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曾向中央举报包括曾庆红等江派常委贪腐的消息。

近期,江泽民集团头号“谋臣”,前中共副主席曾庆红,据传已成为周永康后被盯上的目标,有关他的儿子曾伟的贪腐黑幕被曝光,并传曾伟已遭软禁。

采访编辑/刘惠 后制/陈建铭

东莞扫黄升级 民间舆论和官媒互掐

中共目前扩大到全国性的扫黄运动,因《央视》暗访广东东莞色情业,遭到了民间铺天盖地的嘲讽,官媒接连发文批驳,引发民间更大反弹。评论认为,这是社会对抗与分裂的反映,同时也暴露出中共在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垄断地位上的失守。

2月18号,中共媒体报导说,自《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之后,已有数十座城市参与了这次扫黄行动,其中四川成都市出动了6500多警力,清查了600多家娱乐场所。黑龙江哈尔滨出动了4800多警力,清查各类娱乐场所2700多家。

报导说,2月9号以来,各地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13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1名,停业整顿涉黄场所2410家。目前,相关案件侦办、深挖工作仍在进行中。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虽然各地风风火火的搞起来了,但是效果却是要打大大的问号了,报导各地都是用上千的警力,但是抓的却是为数不多,我想各地方也就是一阵风的这种运动来应会一下,这阵风一过还是一切如常。”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指出,中国各类娱乐场所多由官员参股,一些地方也要靠色情业作为经济的支撑,再加上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这场扫黄对中共自身也是一种打击。

华颇:“尤其是美联储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中国流动性资金,银行已经捉襟见肘,而且中、小银行又面临倒闭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小姐对经济的拉动性也不可小觑的,水至清则无鱼,现在进行扫黄,对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财政金融专家分析,仅东莞一地扫黄,可能就造成5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是东莞GDP的10%。那么中共为什么还要掀起这场全国性扫黄风暴呢?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抓这些,它官方转移大家的视线,利用这个来回避大家反腐败,利用制造这么一个热点,来转移大家的视线,实际上这几个月来反腐,打击腐败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2月9号,《央视》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曝光暗访东莞色情业后,东莞掀起了大规横扫黄活动,当地出动近七千警力查封了各类涉黄场所。

当晚,中国网民们用中共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话语,如“东莞不哭”、“东莞挺住”、“东莞加油”、“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恶搞《央视》播出的扫黄镜头。其中:“说打老虎、打苍蝇,结果‘鸡’中枪了。”最具代表性。

还有人抨击《央视》“同行相煎”﹔也有人嘲讽:出卖灵魂的人一般都瞧不起出卖肉体的人﹔更多人则认为:东莞色情交易是《央视》女主播和中共军队各个文工团的社会版等。

不久前落马的《央视》前副台长李东生,曾被媒体曝光充当老鸨,将美女主播、明星介绍给中共高官,把《央视》变成中南海高层“藏污纳垢”的“后宫”。

大陆自由撰稿人,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认为,《央视》暗访东莞引发民间如此大的反弹,是社会对抗与分裂的反映。

朱欣欣:“大家真正的目标,不在东莞这个事件的如何评价上,实际上大家都借东莞这个事情,来批驳官方的媒体央视,大家出于央视是中共最重要的喉舌之一,对它愤怒不已,借这个事情反对中共,来表达反对中共的一个声音。”

民间的嘲讽,惹恼了中共,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共喉舌媒体,纷纷拿出大量版面和节目时间段,对“挺东莞”的各界人士极尽道德批判,并警告网路“大V”名人不要触碰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朱欣欣分析,中共喉舌拚命维护《央视》,实际上是维护中共话语权的霸主地位,维护中共垄断意识形态的专制地位。

朱欣欣:“中共无非就是利用瞒与骗,利用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方面来进行统治,一旦它的舆论阵地遭到了大家的攻击,现在是岌岌可危,它当然要拚命争夺舆论的话语霸主地位,它不愿受到民间的挑战,所以说,它要拚命的来维护它们这个地位。”

朱欣欣认为,《央视》只不过是大家利用的一个靶子,实际上大家攻击的是中共的专制统治地位。

采访编辑/李韵 后制/孙宁

中国人均税负近万元 官员:太少了

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万9000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不少人听到这样的数据都感到恐慌。以官方公布的数据来计算,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也就是民众的收入有将近一半是贡献给政府了。对此,中共财政部的官员说,还是太少了。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万9000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

税负是税收负担的简称,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税负”是从政府角度看税收负担,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总额,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而“微观税负”是指企业或个人纳税和收入的比率。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这个收入占GDP的18%左右,这个小口径的税负收入,税负的比重从国际上来看应该是不高,发达国家应该是30、40%。”

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而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18%左右。

但是,在瑞典,孩子上学不交一分钱,因为大家都缴了税。丹麦也是个高税率国家,税收占到收入的50%-70%。但政府包揽了所有国民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在美国,大学前教育的公立学校学费都是免费的。

施正文:“中国毕竟现在还不是一个开发国家,GDP发展指数还是维持是中等水平,财政的管理水平也不是很高,那么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我们的税负是有点偏高。”

“公共财政收入”是衡量“宏观税负”各指标中,口径最小的一个,还不包括数不清的各种费,中共的税务部门也从来没有给出过具体解释。

大陆博客作家蔡慎坤的文章写到,中国税制与国外税制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把这些收入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以及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实际税率,那就根本算不清楚税负水准到底是多少了。

他认为,全民“高税负”换来的只是“低福利”甚至是“无福利”,“取之于民”的税收,只用于少数人挥霍,乃至被各种豆腐渣工程所吞噬,那才是全民的悲哀!

大陆金融投资顾问郑先生:“这个设计统计的方法和角度不一样,不同的统计机构,他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不同的,政府要做的事情,只是在回避和淡化,甚至是掩饰,但客观就是这样,就产生资本外流,产生那些有钱人没有安全感。”

报告的资料显示,中国九成以上的税收来自企业缴纳。中国大量民营企业家抱怨税高、负担重,为了寻求资金上更健全的制度、为了自身的安全感与子女的教育,他们选择投资移民海外。

郑先生:“如果民众的负担过大的话,他没有钱,不能藏赋予民,那么市场的消费如何振兴、市场如何繁荣?我们的税收,我们的钱怎么花?一直缺乏监管和透明,怎么样建立一种制度化的监管和约束机制,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着手。”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国大陆位居全球第二。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管仲就提出警告,“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事实上,缴税多寡不是让人痛苦的主要原因,关键是税收是否公平?税收收入用在何方?到底有多少是用在人民身上?或许这才是“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不下的关键所在。

采访/常春 编辑/黄亿美 后制/郭敬

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禁闻,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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