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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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2月25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分”。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一九五九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七月六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注七十六)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一九五八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注七十七)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三十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注七十八)“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二十六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注七十九)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八月一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注八十)

八月四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十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注八十一)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注八十二)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林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一九五四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一九五七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七月十七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七月三十一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一九五八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注八十三)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在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虽然不能算作大捷,但毕竟是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注八十四),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日战争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注八十五)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注八十六)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七月十四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七月三十一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注八十七)

八月一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注八十八)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注八十九)

八月四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 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注九十)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一九六四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一九五九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八月一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八月十七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陶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一九五九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七月二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注九十一)

七月三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注九十二)

七月三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注九十三)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注九十四)请注意,在毛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注九十五)八月五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注九十六)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八月六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三十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注九十七)

八月八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二十一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注九十八)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一万亿斤,有的说可以九千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注九十九)

七月二十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注一百)

二十六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作出的贡献。”(注一百零一)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注一百零二)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注解:

[注七十六]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十二-三十三页。

[注七十七]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七三页。

[注七十八]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四七-一四八页。

[注七十九] 同上,第一六零页。

[注八十] 同上,第一八九页。

[注八十一] 同上,第二一八页。

[注八十二] 同上,第一七一页。

[注八十三] 同上,第一八三页。

[注八十四] 北团大战发生于一九四零年八月,又称大破袭战役。彭德怀组织一百零四个团,在正太路、平汉路一带,共消灭日军三万多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大的多,从日军手中收回四、五十个县。此役不仅使抗日民心大振,也改变了有些人对八路军“游而不击”,“只打友军不打日本”的看法。

[注八十五]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八六页。

[注八十六]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三八页。

[注八十七]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八七页。

[注八十八] 同上,第一八九页。

[注八十九] 同上,第二零四-二零六页。

[注九十] 同上,第二一四-二一八页。

[注九十一] 同上,第十三页。

[注九十二] 同上,第二十六-二十七页。

[注九十三] 同上,第三十五-三十六页。

[注九十四] 同上,第一一四-一一五页。

[注九十五]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六零-二六一页。

[注九十六]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五七页。

[注九十七] 同上,第二四二-二四四页。

[注九十八] 同上,第二七一-二七四页。

[注九十九]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三六五页。彭德怀这里说批评他的是“有的同志”。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第九十五页中指出“有的同志”就是谭震林。

[注一百]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零页。

[注一百零一]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四八-一四九页。

[注一百零二] 同上,第一四九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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