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8日讯】只要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低工资国家，但中国人的工资到底低到一个什么程度，没有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我们还是没有一个确切概念的。这不，一个现成的机会来了。2014年1月22日至25日，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在瑞士东部小城达沃斯举行。在全球精英齐聚达沃斯讨论世界经济趋势之时，美国CNN网站推出了与世界各国比工资的活动，在其官网上，只要输入你的收入水准，就能知道你与埃塞俄比亚的老师、南非的司机、英国女王等工资的对比。(2014年1月24日《潇湘晨报》)
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资料，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9547元，其中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6389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18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4元。光看数字，中国人几乎都成了万元户，可一与世界其他国家人们的收入进行对比，就能看出中国人的低工资是多么可怜了。
56389元在中国是高收入，这一工资水准却只与南非司机的工资水准相当；中等收入的24518元，也只与泰国清洁工工资水准相当；至于11434元的低收入，更是可怜兮兮，只有泰国清洁工工资的一半。
科技公司ConvergEx集团的策略师在2013年发布的全球最低工资排行榜显示，澳大利亚以每小时16.88美元的高薪高居榜首。而排名位居前列的大多数为发达国家，其中法国以每小时12.09美元的薪酬位居第二，新西兰以11.18美元的薪酬列第三位。此外，英国、加拿大也成功挤进前五。就连我们媒体上成天叫喊要打倒的小日本也以8.17美元的高薪位居美国之上，成功越过美国这一“中位数”。美国的最低工资在全球范围内排第七名，属中等范围。而中国的GDP早已成了世界老二，成天嚷嚷“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内地工资却排到第17名，最低薪资水准为0.8美元每小时。想想真是好笑，世界上有这样崛起的大国吗？这种“中国模式”如果要推广到其他国家，到底是要拯救人类还是要毁灭人类？
其实，中国在解放之前并不是一个低工资国家，以知识份子为例，据一些学者研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教师的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当时1银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30元人民币）之间。这些人在当时是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节选自陈明远编《逝去的大学》一书）这样就有效区分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因而，那时的知识份子很受人尊敬，社会地位也挺高的。哪像现在的教师，工资比一些不景气企业里的工人稍微还高点，比外资企业里的工人那就差远了。我在1997年的月工资仅仅346元，比民国时的工人赚得都少，而我所在的地方煤炭资源丰富，没几年就成了全国百强县市。
我们不禁要仰天长叹发出一声天问了：为什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翻身做了所谓的主人，却迎来了低工资时代？这就不能不回顾解放初期制定工资制度时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了。“一定要照顾现实，尽可能做到为大多数工人拥护”，同时还要“照顾国家财政经济能力，不能过多增加国家负担”，这就注定了中共新政权既不愿也无力大幅增加工人工资，还要获得工人的拥护，就只能大幅削减解放以前的高工资，玩个平均主义的手法，变成低工资，让人们在贫穷中能略微得到精神上的暂时麻醉。尤其是随着劳动部1965年制定了旨在将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企业单位多种工资标准统一为一种工资标准的“一条龙”工资改革方案，就大大缩小了最高级别与最低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更是直接进入了低工资时代。
还是以教育界的知识份子来说明这种低工资问题。虽然同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相比，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不算少，但如同抗战以前相比，解放后高级知识份子的工资就低得多。1955年，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是252.6元，而抗战前最高可达当时的600元。战前国币1元折合1955年人民币2.5元计算，600元就是1955年的1500元，此时的教授工资只是战前的16.8%，即1/5弱。虽然后来政府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在全国范围选了800多名突出人才，实行了一个“特殊津贴”，但也不过是使他们的月工资达到500元左右。连担负百年树人伟业的教授们的工资都低成这样了，那些普通人的工资就更不知道低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实行低工资是要进行工业生产的原始资本积累，为国家富强打一个基础，不管怎么说，这总算是一个理由，人们勉强还能接受。那么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GDP的蛋糕越做越大，中国人民为什么还是深陷在低工资的水深火热之中不可自拔呢？
原因无他，就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得到好处最多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因为我们中国是公有制国家，国家垄断了一切，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了本该属于老百姓的更多的国民收入。2008年8月2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在“燕山大讲堂”上做了题为“中国GDP与百姓收入”的主题演讲，据陈先生介绍，与95年时相比，到07年时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翻了5.7倍，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面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把这5.7倍的增长换算成年增长速度的话，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在过去的12年里面年均增长只有6.2%。
由于处于低工资时代，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准从解放以后以后就一直呈直线下降趋势。1952年建国初期，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占到45%；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时候，下降到42%；2008年则下降到35.5%。而政府消费则从1952年占占GDP的16.5%上升到2008年时的差不多30%。这就造成了“国富民穷”的虚假繁荣，政府的富的流油，钱多得花不完，加上形同虚设的监督，以致官员们的三公消费由几千亿向上万亿一路攀升，中国的腐败也以高歌猛进的态势一路飙升，而众多老百姓却在上学、看病、买房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着。
屋漏偏逢连夜雨，领着低工资的大部分中国人民还要承受着高物价的噬咬。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解释的非常好。他认为，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
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这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偏低，工资增长速度与投资、储蓄以及净出口增长速度相比偏低，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与投资需求拉动。这样，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产生了：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楣。
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工资增长太缓慢了，不要说赶上GDP的增长速度了，连物价上涨的速度都赶不上，居民消费意愿出现能力不足，高储蓄与高投资随之出现，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内部失衡。同时，工资总体水准偏低也使出口成本低，在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前出现两个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外部失衡。
呜呼！生为中国人难道就非得承受这低工资带来的一切不幸吗？可不想承受这不幸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长吟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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