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台湾学运和六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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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生和平占领立法院,以及部分激进派学生冲击行政院的事件,在大陆民间有各种议论。反观大陆官方媒体,却是舆论一律,全部奉旨作出负面报导,甚至将这场学运“染绿”,强烈暗示是民进党挑动的一股逆流。

中共的台办,还向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和该事件保持距离,不要参与和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不要发表评论。这个通知,还发给了在台大陆生的家长。

由于北京官方口径对这场台湾学运的定性,以及大陆家长对25年前六四血与火的记忆,他们接到台办通知后都十分担忧,纷纷打电话到海峡对岸,提醒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参与,别惹麻烦。

对于在台湾朝野引发激烈争议的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台湾这场学生运动,却是一个重要标志,显示出已经步入民主宪政的台湾,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日益成熟。记得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初,在立法院频频引爆肢体冲突的是民进党立委,这是少数派放大政治符号和话语权的一种手法,早期的西方议会,政治也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无可否认,在蒋介石、蒋经国两蒋时期的白色恐怖,长期压抑着政治异见力量和民间社会。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毕竟有着很不同的地方。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崩溃前夕,中共曾托人挽留胡适,希望他不要去台湾,胡适回答:“民主在蒋介石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在毛泽东那里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民盟的储安平是留在大陆了,但他很快得出和胡适同样的结论,他说:“民主在国民党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和无的问题。”果然,到了1957年反右,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完全被人间蒸发。

1986年,台湾民进党宣布成立,虽然违反当时尚未解除的台湾戒严令,但蒋经国政权并没有下令取缔反对党,而到了1989年六四屠杀的前一年,国民党正式开放党禁,民进党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而民间社会也开始铁树开花。由于台湾实施过长达38年的戒严令,和西方先有公民社会,后有政党政治的民主道路有所不同。台湾几乎是一片焦土的民间社会,其复苏和发育迟缓于反对党的崛起。

然而经过26年之后,台湾的公民社会终于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参与公共事务。这次反对服贸协定的学生运动,就是台湾富于担当精神的新生代,昂然走上历史舞台的序幕。只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才能对抗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如果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的新闻自由是第四权,那么公民社会就是第五权,用西方政治术语来说,叫做“直接民权”,就是民众以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直接站出来制衡政府。当民进党人马到现场表示声援和舞动的时候,学生横眉冷对,甚至报以嘘声,充分显示出,这场学运和政党政治没有瓜葛,而是台湾公民,凭着自己的警觉和良知而敞开喉咙发出的勇敢呐喊。

这个“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由于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占多数席位,马英九政府企图打包一揽子通过,而不是逐条审议表决。台湾新生代,从香港回归17年的蜕变中,看清了台湾面临的危机。强势的大陆方面以经济之名,行政治之实,这种曲线“统一”的伎俩,几乎完全是从香港复制过来的。香港的政客和唯利是图商人,并不关心香港自由法治是怎样一点点受到腐蚀侵凌,也不在乎来自大陆专制社会的劣质文化,是怎样一点点压倒香港原有的文明。于是台湾学生挺身而出,就像当年那首抗战歌曲:“同学们一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青春的血总是热的,25年前,中国大陆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面对的却是和台湾截然不同的专制政权,所以留下的是惨痛的记忆。理想主义的消沉和利己主义的大泛滥,就是始于那个黑色的日子。直到今天,不准提民主宪政、不准提普世价值、不准提公民社会,都是六四屠杀的延续。25年的大陆学生和今日的台湾学生都在书写历史,结局却完全不同。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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