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树:重拾孝顺──传统文化与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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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神传文化”,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充分展现过,即真正的中国文化。

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节选自《解体党文化》之三)

人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很多传统文化,那么他就是一个传统的人;如果一个人被长期灌输党文化,那么他就是一个具有“党性”的人,他势必传统的东西就少。在人类有限的大脑容量里,好东西接受的多,坏东西就会少;否则反之。这是一个反比例的关系。

放眼当下的中国大陆,处处都充斥着党文化,传统气息难以寻觅。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有意图地、强行地灌输给中国人的。现在该是我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了,不能将党文化继续下去,不能被党文化折磨和欺骗到底。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学习传统文化,认清党文化的表现和思维方式,渐渐地就会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传统底蕴。

以“孝”为例。

《弟子规》中说:

“首孝悌,次仅信。”

大意为,第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第二重要的是小心谨慎,诚实守信。

“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

大意为,父母亲喜欢的事物或行为,子女要尽力为他们做到;父母亲讨厌的事物,子女要谨慎地为他们排除,小心改正。

而中共教中国人什么呢?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 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 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节选自《九评共产党》之七)

亲人被定为“党的敌人”后,家属必须表明立场,不能含混。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儿子、妹妹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另一个毛泽东亲自指定的右派储安平的儿子则这样教训自己的父亲:“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于是乎,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斗争中被强灌斗争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斗争中,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学会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学会了唯有打击、整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认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便是真实的生活的法则。(节选自《解体党文化》之二)

中共发起的整人运动,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式的,一波又一波,一次有一次……一切传统的人伦都变得那么遥远。某些人的人性不足是与生俱来的,比如:1983年,杨秉城(黑龙江省参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党校与薄一波聚首长谈:“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别说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

像薄熙来这种不需中共教唆、威逼就没什么人性的,是少数。无论天生的,还是后天被逼的,人在失去了基本人伦道德以后,准确地说,人性少得已经不像是人了。为了让党满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太恐怖。但却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

噩梦延续至今,今天的中国人,不尊敬长辈的、呵斥父母的、对父母恶语相向的、更甚者杀害父母的……这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在中共看来,只有放弃人性的,才可能为中共所用,才可能与中共为伍,才可能具备党所说的党性。党性与人性是格格不入的,完全对立的。我们只有一条路,清理党性,解体党文化,找回人性,走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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