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思:北京收权 “两制”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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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长达两万字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明确指出香港“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有“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中央拥有香港“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高度自治权也是“中央给多少,香港就有多少”,不存在“剩余权力”。对于高度自治权,中央也具有监督权力。

白皮书针对占中与普选

香港民众要求的普选,白皮书也作出回应:未来特首及立法会普选,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实际,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实现均衡参与的原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又指经普选产生的特首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

也就是说,中央对相关的权力一把抓,更把普选施加许多条件,不但是模糊不清的“爱国爱港”条件,还有可以随意解释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等等。这些难于具体定义的字句,解说权全在北京手里,随北京怎么说就怎么说。香港的所谓“法治”,至此几乎全部崩溃,让位给中共独裁者的随心所欲。

北京发表这个文件的时机,是七月一日大游行与和平占领中环之前,更是赶在主办单位为测试和平占领中环的民意在六月二十二日举行公投的前夕。之所以要做出这个大动作,乃是北京对公投与占领中环怕得要命,担心民意的表达将让北京非常被动。

由于去年一月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的议题,在获得热烈响应后,也引发北京与香港建制派的全力反击,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成立诸多反对占中团体,动员社会名人出来反制,更出动驻港解放军举行军事演习,甚至还出动末代新华社社长周南说要在香港戒严,暗示“六四事件”可能在香港重演。

中共的恐吓虽然造成部分民众的恐惧,但是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鼓舞,还有中共的极端手法引起民愤,所以占中的筹备工作与舆论宣传没有停止,但是气势并没有那样强。在这个情况下,北京以为抛出白皮书这个强势的立场,可以吓住务实的香港人,从而不但封杀公投、占中,连普选的模式也是全部由北京说了算,香港人就此闭嘴。为此,在六月十八日凌晨,还对不听话的两家香港媒体网路,进行大规模的、空前的黑客入侵,导致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瘫痪。

授予被歪曲的资本主义

北京用这种粗暴的手段来对付香港,使人开了眼界,原来相关的“高度自治”是这么一回事,原来相关的“五十年不变”,早就量变不说,还可以用这种行政手段让它质变。

这种变化在今年三月两会期间已经显出端倪:总理李克强在其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及香港与澳门实施“高度自治”,在香港引发猜测。北京与香港官员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辟谣”。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北京被香港媒体追问时还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因为‘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总概念,从逻辑关系上来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针、政策,比如说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实际上从逻辑推理,他们的资本主义就是裙带资本主义,至于高度自治才得以保留的资本主义精华部分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就不在北京“授予”的范围内了。这是对“两制”的歪曲。

一九八四年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三款则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基本法》就是根据这些原则制定具体条文。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第三条是中国政府自认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并非英国的观点。但是列在《中英联合声明》里,就是表示这是国际条约,有国际约束力,而且交给联合国存档,因此不是北京想删就删,想废就废。如今,白皮书却是将“高度自治”任由中央予取予夺,这不但严重违背国际条约,也严重违背中国自己制定的基本法。

政治凌驾于香港普通法

这里还涉及“剩余权力”的问题,有关普选模式的争议,有些与此有关。《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在普通法释义传统当中,有一项经常被引用的原则:任何没有法例明文禁止的,就是“容许”的。因此《基本法》所没有禁止的,都是香港人的剩余权力。但是白皮书却明令没有规定允许的就一律禁止。这显然也是违背《基本法》,更违背香港的司法独立精神。当年《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安子介曾经表示,必须“港法治港”,现在却要“中法治港”。这不是也违背当初的立法的原意吗?

即使有人为中共辩护,声称依中国的“大陆法”,法律没有授权的,就是禁止的。然而《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多年前在他的专栏中就驳斥说:“法律怎可能尽列人民可以做些什么呢?哪条大陆法律规定人民有如厕的权利呢?”不幸,即使网友与官媒为随处便溺撑腰,但是不论普通法还是大陆法,都没有保障随处便溺的权利。

可见中共的法治观念根本是一团浆糊。当然,变成了政治问题,就清晰到一切独立司法都要靠边。香港民众所处的环境,就像当年军阀割据时候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何况是法。两地这种认知的落差,就如可以随地大小便与不可以随地大小便的不同文明的落差。

七百万人口的香港人面对挟持十三亿人口而又霸气的中国政府,可说是无计可施。但是香港人绝不投降,而是为捍卫其核心价值进行抗争,透过“公投”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行动,向全世界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诉求。这当然也希望得到国际援助。

政治人物必须有新思维

美国已经表达他们要求香港落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等于批评现在的做法已经背离当年承诺的“一国两制”。可是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的英国政府,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带去三百亿美元的订单以后,虽然没有赞扬中国,但是也没有批评中国的做法,使戴卓尔夫人当年承诺的“道义上的责任”成为空谈。

但是日益觉醒的香港民众,相信“自己的香港自己救”。原来对北京存有幻想的部分泛民政治人物如果还有良知的话,也应该放弃分歧,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而一些老派的政治人物,则应该有新的思维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201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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